咸丰八年(1858)四月，曾国藩为父丁忧，在荷叶塘乡居。“闻老九宅中有乩仙降，步往视之。”“乩初到，即判曰：赋得偃武修文，得间字，字谜‘败’。乩判曰：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当时湘军在九江大胜，曾国藩判断湘军可以就此顺流而下，一举消灭太平天国。对乩仙的“判词”半信半疑。半年之后，曾国藩重新出山，湘军在三河战役中大败，湘军悍将李续宾、曾国藩胞弟曾国华阵亡。曾国藩这时顿悟：“由今观之，三河之挫，六弟之变，正与‘不可喜也’四字相应。”
曾国藩是程朱理学之徒，考中进士，入京为官，精研理学，牢记祖父曾玉屛教诲，“不信和尚、道士、巫师，不信风水先生，不信大夫”，“平生最恶人子欲求吉地久暴亲枢”，常以“三不信”教导家人。在乡居期间，还发生过曾国荃之妻熊氏为求顺产，偷偷将道士张师公请进家里作法捉“鬼”，被曾国藩发现，破口大骂兄弟媳妇的事情。但是，不相信张师公的法术，或者暂时不理解“赶赴云南大理府担任城隍神”的“乩仙”，途径湖南，临时降临曾氏黄金堂“泄露”出的“天机”，并不代表曾国藩不迷信。
寓居京师，曾国藩选择租住房，最注重的是“风水”。百般挑选、千般打听，极为慎重。听说已经入住的房子“风水不好”，马上退出另选；祖母、祖父、父母的墓地，更是千挑万选。曾国藩祖母王太夫人下葬地狭隘，曾家人都认为“风水不好”，但由于祖父的坚持而作罢。在祖母下葬之后，曾家接连添丁，老九曾国荃考中秀才，曾国藩在京又得到升职，曾国藩马上便认为祖母下葬之地是“好风水”。但是，曾国藩父亲去世，因为是委军急回，时间仓促，其父下葬地据说有“凶煞之兆”。曾国藩忧心忡忡，一边请知名“地师”(风水师)另求“吉地”，一边命曾国葆自学风水术：“为二亲求一佳城，不必为子孙富贵功名，但求山环水抱，略有生气，俾二亲之体魄少安，即子孙之福荫亦未始不在其中……”曾国华之死，便是父亲下葬之地带来的“噩运”。
在封建科举制度下，士子皆读四书五经，人人都信鬼怪神仙。即使皇上，也喜欢运用占卜来指导国事。自称为“今亮”的左宗棠，名为湖南巡抚骆秉章手下的高级秘书，实则包揽全省事务，“内靖四境，外援五省”，为表谢意， 骆秉章与胡林翼筹资在长沙城内，替左宗棠买了一处大宅院。左宗棠把宅后园子，按其地形地貌，分别建成“武侯池”“卧龙岗”，还特别建一茅草屋，谓之“隐贤庐”，在其内挂上“隆中对”古画，模仿诸葛亮“躬耕南阳”。
在“隐贤庐”旁边，一块巨石雕刻而成的大水牛，特别受左宗棠喜爱。左宗棠有位与他同年出生的老表，有些不解地问：“表哥您要做今世诸葛孔明，偏要弄个石头牯牛摆在这里，是不是时时准备回家耕田牧牛？”
“这你就不懂了，我是天上的牵牛星下凡，此牛乃是我为世人负重之象征也。”左宗棠严肃地说。老表抚摸着牛角，心有不甘，争辩道：“你说你是牵牛星你就是牵牛星？我还可以说我是天上的玉皇大帝呢。”
左宗棠听着表弟的牢骚，不禁揶揄：“你还记得我和你去算命的事情吗？”原来，这位老表是左宗棠住在湘江东面三姑母的儿子，和家在湘江西面的左宗棠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出生。老表除了和左宗棠一样性格刚烈狂放之外，却没有左宗棠的聪慧敏捷，更没有左宗棠的胸怀大志。两人一直都想当表哥，左宗棠自作主张：“你我争来争去也不会争出结果，我们看谁读书成绩好，谁就是表哥。”结果当然是每次考试成绩领先的左宗棠做了表哥。有一次，左宗棠和老表去算命，左宗棠报出壬申年辛亥月丙午日庚寅时之后，算命先生掐指半天，夺口而出：“此八字乃大富大贵也。”
待在一旁的老表也兴高采烈，高声叫道：“我也是壬申年辛亥月丙午日庚寅时出生，那我也是大富大贵的命。”算命先生又掐指半天，再摸摸老表的手和头，叹口气道：“八字虽好，可惜生错了地方。你是生在河东还是生在河西？”
“河东。”老表不解。
算命先生说：“生在河西者，出将入相杀人万万；生在河东者，屠猪宰羊，杀牲万万。”
左宗棠虽然不一定相信算命先生的话，但自此更加志得意满，不但对读书不如自己的表弟颐指气使，而且对少年得志的李鸿章也盛气凌人。李鸿章投奔曾国藩的湘军大营，除了兄长李瀚章之外，在曾国藩手下做秘书的其余绝大部分人，都属湘籍。
自恃才高志大的李鸿章，本来就清高傲气，而且自己早年就拜在曾国藩门下，颇受老师曾国藩器重，对湘中人士时有议论。左宗棠受邀入曾营做客，与曾国藩、胡林翼畅谈军中大事。李鸿章也经常参与。左宗棠虽然只是举人身份，但对进士出身的李鸿章从来没有高看一眼。毕竟，在湖湘中，左宗棠帮助张亮基、骆秉章与太平军对垒，胜多败少，连曾国藩、胡林翼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专以浪战为能”而胜少败多的李鸿章，自然不会过多看中。李鸿章知道左宗棠也有“好大言”的性格，有意无意避开左宗棠。
有一天，左宗棠与帮曾国藩训练水师的衡州(今衡阳)人彭玉麟等湘军将领讨论起打仗的事情来。说着说着就议论起是湖南人善于打仗，还是安徽人善于打仗。这时，李鸿章也加入进来。李鸿章的个性，哪会承认安徽人不如湖南人英勇善战？但在藏龙卧虎的湘军营地，目中无人的李鸿章一舌难敌众口，便顺口牵扯出彭玉麟的父亲曾经在安徽为官多年，即使安徽人不善战，也有彭父的责任等等。话说说不要紧，但说着说着，李鸿章、彭玉麟就口出恶语。在一片叫嚣声中，彭玉麟竟然和李鸿章大打出手。
堂堂科举进士，也算饱读诗书，李鸿章时年已过而立，还以如此方式争强好胜，实在是心情抑郁至极。几年前，本来在京师过着安定日子的李鸿章，急着出将入仕，以为只要投笔从戎，凭借军功，很快就会实现抱负，谁知世事难料，不但没有天从人愿，还差点丢命。来到老师曾国藩湘军营地，同样难以看到出头之日。血气方刚，再加心高气傲，一言不合，便徒手相搏。让人想不到的是，李鸿章和彭玉麟一身的仇怨就此结下。
不管曾国藩的迷信也好，左宗棠的做作也罢，还是李鸿章的任性，都不同程度反应出他们在人生早期曾经有过的迷惘、得意、清高。在科举入仕的道路上，曾国藩饱经挫折，左宗棠断然舍弃，李鸿章春风得意。他们都满腹经纶，胸怀大志，百折不挠。虽然各有不同，不过人生际遇却都不曾顺心如意，只好通过其他形式表达他们内心的苦闷与彷徨。一个人在情绪的左右下，意志力要不断经受考验。越是遇到挫折就越会强烈地反应出来。不是每个人都能在遭遇人生低谷时，不但自己排除万难，而且让别人也觉得舒服。人生就是在不断奋斗中改变。随着生活阅历的积累，情商通过智商的催化，不断努力，坚持不懈，成功才会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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