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四月天》剧照
文／婉兮
1
1922年，一辆从波士顿开往巴黎的列车上，坐着一位神色哀戚的中国少妇。
她的腹部已微微隆起，脸上泪痕还未干。有人发出关切询问时，她只是茫然一摇头，手指轻轻指向Paris，表示她的目的地是巴黎。
这是个不懂英文的中国女人，名叫张幼仪，是著名诗人徐志摩的妻子。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趟列车，正载着这位诗人的妻子，轰隆隆驶入她的下半生。
去巴黎，是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丈夫徐志摩逼着她离婚，要求她打掉腹中胎儿，以成全他对林徽因的痴心一片。
那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她哀求，说有人因为打胎而丧命。可丈夫冷冰冰地回答：还有很多人因为火车出事死掉，难道就不坐火车了吗？
后来，徐志摩将一位时髦小姐带回家，两人发生争执，徐志摩一走了之，把不懂英文的张幼仪扔在波士顿。异地他乡，语言不通，生活步步为艰。无奈之下，张幼仪写了一封信远在巴黎的二哥求助。
在巴黎呆了一阵子后，她随二哥、七弟到了德国，被送到柏林待产。
孩子出生后，丈夫来了，但不是接她回家，而是拿来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原来是他的挚爱林徽因即将回国，他迫不及待要以自由之身去追寻，丝毫不顾及嗷嗷待哺的幼子，更不疼惜妻子产后的羸弱。
张幼仪死了心，毅然决然地签下名字。他们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对根据民法，以文明方式离婚的夫妻。
青史留名，记下的却是一个悲怆的结局。前半生蹒跚而去，只留下仓促而无力的背影。
在她一生最美的时光里，她的丈夫用残酷和冷漠，亲手撕碎了她对婚姻的全部期待。
对一个女人来说，婚姻失败的确能成为一道鲜明的人生分界线。觉悟和成长，有时就藏在彻彻底底的伤痛里。
2
第一次看到张幼仪的照片时，徐志摩轻蔑地吐出五个字：“乡下土包子！”
张幼仪只上了3年师范，15岁便辍学嫁入徐家。而徐志摩先后在上海、天津和北平求学，见多了新式女子的鲜妍明媚，只觉得读书少、见识浅的妻子面目可憎。
徐家是江南富商，张家则拥有庞大的政治经济地位。遗憾的是，家族的“强强联合”无法促成两个年轻人的美满姻缘。
长子阿欢出生不久，徐志摩便出洋留学。两人结婚四年，相处时间却只有4个月。在张家二哥的强烈要求下，徐志摩才不情不愿地把妻子接到波士顿。
聚少离多是夫妻感情失和的表层原因，根本矛盾却在于“小脚和西装”的观念迥异，那是一种灵魂深处的不可兼容。拿今天的话来说，叫作三观不同。
尽管婚后，张幼仪也曾希望能完成中断的学业，但却囿于料理家务、养育孩子、照顾公婆等琐事，使得读书的愿望成为泡影。
当时的中国新旧交替，这样的包办婚姻并不少见。比如鲁迅与朱安、郁达夫与孙荃、胡适与江冬秀。
然而离婚并不被轻易提及，因为离婚等同于休妻，这是对一个女人的致命伤害，从身体到心灵，从精神到声誉。
这场失败的婚姻，是家族联姻的苦果，也是两个时代碰撞的悲剧，更是一个男人最极致的薄情与决绝。
3
离婚时，张幼仪拒绝了协议书上讲定的五千元赡养费，她只忿然说了一句：“你去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太太吧！”
小儿子彼得尚在襁褓，徐志摩去看他，“把脸贴在窗玻璃上，看得神魂颠倒”，但身为父亲的他，却始终没有问一句，你要怎么养活他？母子俩该怎样活下去？
徐志摩不问，不代表困难不存在。
首先要克服语言不通的难题，接着该学一技之长，最后是找个工作养活自己和孩子。
于是张幼仪找来一个保姆照看彼得，自己投入到了紧张的德语学习中去。
离婚前，她的思想停留在封建时代，妾拟将身托以，是丝萝托乔木，一辈子的缠绕与依附。
离婚后，身处欧洲大陆的她才幡然醒悟，原来这一生，能依靠的人只有自己。
德语学成后，张幼仪考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主修幼儿教育，把15岁中断的学业重新捡起，用知识才能来武装那颗空下去的心。
她并不顽固，更不蠢笨，也并非徐志摩轻蔑形容的“乡下土包子”。时代洪流来了，她同样能投身其中，变身潇洒弄潮儿。
不幸的是，幼子彼得因腹膜炎夭折于柏林。徐志摩前来奔丧时，不由对脱胎换骨的前妻刮目相看，他由衷称赞：张幼仪是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她现在真是‘什么都不怕。
还有什么可怕呢？从前她也怕，怕离婚、怕失去，前半生如履薄冰。可当一切都失去，勇气反而密密麻麻地旺盛生长。
就像破茧而出的蝴蝶，最黑暗的痛苦里蕴藏着最美丽的希望，那些深夜的痛哭，不过是成长路上的阵痛。
4
彼得夭折后，张幼仪跟着兄长回到上海，她在东吴大学找到了人生第一份工作——德语教师。
其实她并不缺钱。
离婚后，徐家二老待她犹如亲生女儿，将家产一分为三：儿子徐志摩和陆小曼一份，孙子徐积锴和张幼仪一份，老两口一份。徐父甚至把海格路125号的园子送给张幼仪，保她衣食无忧。
但那份薪水意味深远，因为这是肉眼可见的独立自主，一个女人的强大，其实正藏在工作衍生出的底气和勇气里。
至此，张幼仪实现了旧式主妇向职业妇女的转变，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德语教了一学期后，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突然找到张幼仪，请她出任该银行总裁。这家银行是为妇女所办，女性职员居多，但由于经营不善，濒临倒闭。
银行渴望张幼仪力挽狂澜，一方面是因为她的二哥在金融界颇有地位，另一方面，则有赖于张幼仪在上海妇女界的声望。
当时的上海，一家名为“云裳”的服装公司风头正盛，出任经理的，正是归国不久的张幼仪。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这家公司的服装和它的名字一样美，张幼仪注重以细节凸显品位，在珠饰、纽扣、绸带上下足功夫，其中西结合的款式与精美做工很快风靡沪上，张幼仪的商业才华初现端倪。
一时间，大家闺秀、社交名媛都以穿“云裳”为荣，徐志摩口中的“乡下土包子”变身时尚代言人。
5
进入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之后，张幼仪每天9点到办公室处理事务。
下午５点，会有个教师到公司来，给她补习一个小时的国文。
一小时后，她再到云裳时装公司，打理财务。
忙得连轴转，终于在1931年扭亏为盈，成为金融界的奇迹。
这家银行倡导女性经济独立，曾经名噪一时。那些年，在附近商店工作的上海女人，拿了薪水与支票便立刻来银行兑现，再往户头存钱。
新兴的经济形势与储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女权运动的推进，张幼仪也由此成为妇女独立的代表人物。
从弃妇到总裁，她的故事本身便足够传奇励志，足以激励那些被婚姻和家庭捆绑着的旧式妇女。
到了这一步，工作已不是糊口手段，而是个人价值实现的载体。
一份工作，是衣食住行的必要保障，是才华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人格魅力的终极展示。
张幼仪的人格魅力，甚至折服了把她像“秋天的扇子”一样轻易丢弃的前夫徐志摩。
前妻做得风生水起时，徐志摩正为了维持陆小曼的奢侈生活而焦头烂额。不得已，他来向张幼仪借钱。
她掏钱给徐志摩时，总会说：“这是你爹的钱。”她不想让他为此发窘，依旧用心呵护着他的尊严。
事实上，张幼仪经商理财的基本功，正得益于徐志摩父亲的信任，徐家断了给儿子的供给，几乎把所有家业都交给她打理。
和鲁迅的元配朱安一样，她始终深得公婆喜爱。不同的是，徐志摩的绝情胜过鲁迅，张幼仪不得不直面人生的满目疮痍。
许多年再看，这反而成让张幼仪活出一个新的自己，避免了成为“先生的遗物”的宿命。
6
1931年，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丧生。
当年那个让徐志摩神魂颠倒的林徽因，只捡回一片飞机残骸，日日垂泪。
而名正言顺的遗孀陆小曼，哭到一头栽倒不省人事，一片混乱无人理。
唯有张幼仪毅然站了出来，她让儿子去为父亲收尸，亲自主持前夫丧仪，并写下挽联：“万里快鹏飞，独憾翳云遂失路；一朝惊鹤化，我怜弱息去招魂。”
她不再是当年那个唯唯诺诺的小媳妇，一双素手，可操持家务、可经商理财，也可送他最后一程。
又过了二十多年，张幼仪终于得遇良人。
在千里之外的香港，她和一位苏医生喜结连理。多年后去世时，墓碑上刻着的，是苏张幼仪。
张幼仪将自己的一生分为两部分：“去德国前”和“去德国后”——去德国以前，凡事都怕；到德国后，变得一无所惧。
前半生与后半生，泾渭分明。
她说：“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一个人。”
张幼仪的不幸，在于新旧交替之下的观念更迭。而她的幸运，也正好在于时代的风起云涌。
“五四”浪潮打破了旧时代的婚姻秩序，将一个柔弱女人推到了命运的风头浪尖。
她遭到了背弃，但也和一百年后的我们一样，有了选择的权利。
毕竟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女人只能依附男人，活成一朵攀援的凌霄花。
现在好了，结婚不是人生终点，离婚也并非命运深渊。
重要的是，把破碎的自我缝补重组。因为在疼痛的成长蜕变里，唯有自己，才能渡自己上岸。
前半生也好，后半生也罢，该感谢的不是伤害你的人，而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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