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社会主要矛盾从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社会生产的矛盾转化为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国家在经济政策上，完成了相适应的，从以城市化为核心到以要素市场化配置为核心的转变。
以城市化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目标是在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将更多中国人纳入到现代化生产模式的社会中来。
以要素市场化配置为核心的模式，是在城市化进入一定阶段的过渡时期，面对国内国际环境变化，做出的经济政策选择。通过引入科技及数据等要素，重组要素集合，使土地、劳动力、资本、初级产品等原要素与新要素发生互动，逐渐实现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生产要素间的均衡。
两种模式，目标都是通过将更多人纳入现代生产生活的系统中来，实现富裕。前者重发展，后者强调发展同时调结构。
在这个为实现先富带动后富的目标而进行的经济发展模式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城市大脑的角色，也许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要素市场化配置过程中为原要素与新要素互动关系的建立提供载体，二是在改革过程的现实背景下助力劳动力与数据技术的结合。
货币在原有要素配置体系中的角色
对原配置体系的变革诉求，意味着存在问题需要解决。货币作为要素配置的核心媒介，其角色如何值得探讨。
以使用价值为目标而生产（货币仅作为流通手段存在），转变到以剩余价值为目标而生产（货币作为财富主体而被追求），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在逻辑上发明了机器，提升了社会的分工水平。通过货币作为要素的配置工具，将人从旧的生产关系（受限于血缘和物理距离）解放出来，替之以货币为基础的契约式关系，根据分工重新组织社会。
契约式的关系结构是如此之强大， 以至于其前所未有地进入了小共同体本位（宗亲）和大共同体本位（民族，宗教）社会中的方方面面。长期关系建立的生产生活链接所维系起的熟人社会被可替代有竞争的陌生人契约关系所解构。随着共同体社会中关系的逐渐消解，个人本位兴起，为人所普遍接受。
但是，个人本位的存在有一个前提：个人仍存在和从属于社会大分工。
生物内某个组织如生长速度过快，体积过大，复杂度超出身体其它部位所能适配的程度，而其本身又无法自然消亡时，整个机体会现问题。这种现象在社会分工的背景下同样存在。部分组织资源攫取集中度过高，对别的组织发生倾轧，其结果表现为贫富差距的分化。这与身体内组织器官病变一样，都是部分与整体目标不相调和的结果。
以城市化为核心带动社会分工向纵深发展的基础在于，货币以资本形式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不仅能在当下完成生产要素之间的交换，还能保证这种交换能「跨越」一定的时空距离。
然而，这种货币相对时间和空间超然存在的基础是否牢靠呢？
人们之所以用一种货币，在于「相信」（或「被相信」）这种货币在当下时空与未来一段时空所能交换到的生产生活资料在相对价值上是一致的（货币有效时限越长，越受追捧。对每一个使用者而言，货币使用期限的隐含对标单位是使用者自身生命长度）。一旦「相信」在时间上不再成立，那么由这种「相信」所背书的货币便会走向消亡。
由此可见，货币是不能脱离时间而单独存在，反之却不然。资本，与其说是生产「要」素，更本质的是人类参照时间发明的一种流通工具。资本主义的财富主体地位，建立在「相信」生产要素的交换能「跨越」时间的基础上。
因此，货币在一个单独的国家/地区内的存续时间是「相信」所能延续的时间。
但作为要素配置工具，货币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是否有时间上的极限呢？
货币的绝对存在极限，在于供其不断增殖的生产关系的土壤的消亡。资本不再增殖便失去了生命力，这意味剩余价值增殖的空间不在，不管是人的劳动还是机器的劳动都不再是商品，这个过程是遥远的。
货币是否有相对存在极限呢？
其相对存在极限在于其所能替代的各种生产、非生产关系的剩余空间，当其扩张（替代一种关系）建立「相信」需要付出的成本高于其得到的收益时，扩张就停止了。一种无法被替代的关系，其存在本身，相对时间而言或者相对空间而言，比货币存在本身更具绝对性。
契约的关系可以被替换，但如根据生物本能特征而建立的关系无法被替换，比如血缘，或者符合人类情感而存在的组织结构。
就如身体内组织扩张但其它部分无法适配，促进资本增殖的力量和阻碍其增殖的力量之间的张力决定了货币的相对存在极限。
有了相对存在极限，货币作为一种工具，是否具有潜在的竞争对手，又或者升级补丁呢？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分析一下货币的特征。货币作为生产要素使用权的时间上的让渡，跟过往的人类社会曾倚重过的其它生产要素相比，具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利息，一种自我增殖的本能，这种特征来源于货币与时间之间建立的关联。
过往的核心生产要素要价值增殖，需要人的主动的积极参与。如土地，需要劳作。贵金属本身无法自我增殖。
数据在生产生活中作用越来越重要，以致逐渐成为一种「生产要素」。其本身的增速很快，但是不具备自我增殖的能力，其增长本身来源于对人不断增长的劳动的记录。
我们对于所处的社会，究竟应该从一个生物系统（有中枢系统，从社会整体出发的功利主义）还是一个生态系统（无中枢系统，服从自然规律自然生长，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历史上有过很多诠释，但是新的生产工具出现、新的发展阶段来临，可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审视。
能否出现新的要素配置工具，是否存在更好调和整体和部分之间目标的设计？数据被引入生产要素集合中的一员，其与货币的关系将如何发展？
国家在负利率在部分地区发生的时间点（某种程度代表自我增殖的空间不再被「相信」？），根据新的生产要素组合，提出发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新模式（相对以城市化为核心）。新的集合中，生产要素之间的互动规则将如何发展，是尚待深究的。
城市大脑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中角色
对经济发展模式提出结构性的升级，引入新的要素，也许有两个原因：
一是变局中开新局，针对性的改变原有模式中结构性的失衡的状况，对未来的生产关系进行理论层面的探索；
二是现实层面，国内国外的宏观环境也发生变化，发展阶段和文化环境客观上需要新的模式出现；
城市大脑作为各行各业数据发生交汇的一个中心，在数据、技术与资本要素发展互动的过程中角色是什么样的？
围绕以上这两个原因展开，我想大概可以从四个层次解读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中城市大脑的定位，其中前两方面主要对应上面的第一点，后两方面主要对应第二点。
一、哲学层面未来的要素配置体系下货币与数据的关系；
二、将数据应用在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实践先发生在东方，有文化的因素；
三、社会实践层面上，面对国内国外的客观现存问题，结构性变化需从现实逻辑着手；
四、相比面面俱到，也许重点突破更合适，主要空间在农村促进劳动力要素与数据要素的结合；
一、哲学层面未来的要素配置体系下货币与数据的关系
在未来，现有的货币为配置工具的要素配置体系跟数据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成熟的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天然会抱有一个「确定性」的认知：科学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唯一决定性力量。
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结构已然与科学技术现代化为目标相适应。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现有机制给人类带来的整体性福祉提升证明其相对先进性是客观具体的。其次，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有自我强化和系统性过滤对立批判的倾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直观认识到历史上社会发展到与现代的科学文明相适应的形态具体在哪些十字路口做出过抉择是不容易的。但要思考未来的要素间的互动关系，也许有时需要向历史取一点经。
人类关于社会结构和组织形态的思考与科学一道，也许历来是两个等量齐观相辅相成的推手。这点后面会具体讨论。
假设回到上面的「确定性」认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这个前提下，现阶段资本市场对于科学技术的促进是否还有提升的潜力呢？
打个比方，对于人脑中的新技术新思想的促成，使之变为商品，资本可谓已经把服务做到家门口，资本通过接入各家各户（公司或其它经济主体）的进出水管（财务系统）的流量变化得到供求关系变化的信息，并依此来配置要素资源。
供求关系间接反映的是人脑经过知识加工、常识判断后的定向透射注意力资源，资本的传感器能装到家门口这种要素配置方式较历史上的其它形态而言已经是十分先进。
因而，资本的发展也客观地反映了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得天独厚，毕竟每家每户都离不开水管。能在每家每户外面装供求传感器的组织结构，其对社会和科学形势的整体洞察可见一斑。
但是，从硅谷车库极客和中关村实验室博士的脑子里想法，到出得门口接入社会管道的商品之间，一种新的传感器走得更前，更深入，直接进了家门，甚至有趋势要走进人脑，将发明创造的过程净收「眼」底。
这种传感器就是电子设备，这种传感网络管道中流淌的是互联的数据。
从这个角度看，数据在一种更先进的传感形态中，其所能提供的多层次的信息在发明创造端对现有的要素的配置体系，即使不谈取代，至少也有很大的增益效果。
资源配置除了创造端，还有消亡端。
成功推动社会进步的组织具有三项资源：组织创新的经验能力智慧，社会赋予的信任，实际掌握的要素使用权。三者在生物代际传递的保存比率上是递增的，但是在资源有效利用的重要性上是递减的。
在善用资源的经验积累上，数据也能对现有配置体系上进行一定的效率弥补。
数据对资本的作用，除了补台，是否还存在拆台的可能？
法币形态的货币的基础是信用，信用的基础是过往行为的记录，而数据已经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记录形态，这是不是某种程度意味着将来数据和货币的角色边界变得模糊？
上面说到货币的两个特征，货币不能脱离时间而存在，其在时间上有「跨越」性是其存在的基础。另外，其独有的特征是自我增殖。
数据本身能够建立起货币那种跟时间上的「跨越」的恒长性呢？
数据原本本身好像跟时间建立不起这种跨越性，也没有自我增殖的能力。但是区块链的诞生好像改变了这个情况，当数据用来做生产要素归属权的界定时，可以通过重复计算的方式，用数学逻辑上的恒长来表示时间上的恒长。
至于增殖这个特点，前面已经提到数据本身不增殖，但是其记录的人的劳动某种形式上（保持能量的摄入的情况下）倒是可以自我增殖的。
就算数据貌似对货币的两个特征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能发生「替代」，但实现这两个特殊情况好像还不能很好地实现统一。
因此暂时数据好像还不具备对货币的完全替代条件。（需要注意的是《资本论》里对于自我增殖这一点论述认为自然利息率并不存在，也就是说利息并不天然存在，那数据对货币的自我增殖这个特征的「模仿」就不必要。）
另一方面，如果数据对货币作为要素的配置工具更多的是补丁的作用，如果将来劳动的资格因为机器的取代变得越来越稀缺，要素的配置系统为维持存在要怎么保障向其提供公信力的个体呢？
城市大脑的孕育需要大量资源，因而其诞生也在优势资源群体的襁褓中。数据跟资本将如何进行博弈，才能让城市大脑为向其提供公信力的大多数群体服务呢？
二、将数据应用在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实践会系统性地先诞生于东方，有文化的因素
不同的文化土壤决定了不同社会世界观中对于终极价值的定义的分野，不同「学」的产生的概率也就不同。（科学相对于当代，下一种引领人类社会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学」会在什么社会土壤中诞生？）
历史上文明的数量和模式比当下的「看似二元」的选择远为丰富，不同人类群体在不同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对于大共同体本位、小共同体本位、个人本位的权重设定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角度进行了多种多样多层次的探索。
人的行为受生物学上的刺激水平和科学尚不明了产生机制的「意识」的共同控制，人的终极价值设定和价值感来源于所在群体的环境与自我的刺激的组合。根据大大小小各种层级的目标形成的各种目标共同体组成了人类社会。
《礼记·乐记》说：「礼也者，报也」。「不忘其所由生」，「不忘其根」，讲的是个体对共同体的报恩的情感义务。《社会契约论》讲的是个人自愿让渡部分权利给社会换得保护，因此强调共同体对个体是责任。
商周转轨之际的宗教改革，将「上帝」的形象转为无人格的「天」，使宗教仪轨变为政治活动，教义的绝对性消失。宇宙、人生终极价值的探讨被排除在宗教神学范围之外。工具性质的宗教关注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
「礼」界定的亲缘关系，「义」界定的阶级关系与等级关系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道德教化的重要内容。在「以德配天」的宇宙观下，探求、解释「天」这个范畴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中国的思想史就变成一个不断地往「天」上增添属性的历史。
因为受到「天」的神秘主义色彩影响，可知和不可知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自然规律的追寻和科学的精确探求，在「赛先生」到来之前，并没有从「天」的范畴中被明确剥离。
与之相对的，西方人格化的上帝形象，着重「人与自我」的关系。现实生活中，除了宗教律例和每个人的参照自身想象出的上帝形象的范围以外，在社会组织和自然科学层面，都需要更好的发挥「个人」的自组织作用才能维持社会的运转。
尽管在历史长河中，西方的「天」上也曾长时间被宗教的神秘主义笼罩，自然科学与社会哲学的内容也是文艺复兴后才渐渐被「理性精神」填充。但「科学精神」在这个「个人本位」、鼓励「天性表达」的社会土壤中优先诞生，也就不难理解了。
大共同体本位的社会凝聚更强大的力量来轨正不同群体的目标偏离；个人本位的社会通过个性表达、冲突外显化后的摩擦，来磨平共同体间的冲突。
这都是不同文明在自身的自然地理历史条件下发展出的自然惯性。如果说在这看似「两极」的光谱下的各种社会交融的交汇点在何处？
个人认为所有社会都相同的一点是，感知不同主体的「情绪」背后的意识，用「关系」来分析不同群体之间的结构，以此来对各种大小共同体的「目标」进行调和。这一点，也许正是城市大脑所擅长的。
中国经过百年来的思想文化冲击，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个人本位和科学精神找到了土壤，大共同体本位在民族思想中烙印仍有生命力。
中国在这种文化碰撞中，出现对于下一阶段生产关系的探索诉求，城市大脑在中国先实现系统性突破，从这一角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三、社会实践层面上，需遵从现实逻辑
要对不同共同体的目标进行调和，首先就需要对不同群体的行为动机有深刻的分析理解，有对各行各业运行背后的逻辑的洞察。城市大脑的知识图谱数据库中要有这部分内容，只能通过参与到各行各业的现实的改革过程中才能获得。
一般意义上对「市场化」配置资源的理解是让市场而不是政府来进行资源配置。如果是上面讨论的两点属于理论层面的话，现实中要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在现在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上，让「六亿月收入一千，九亿月收入两千」的小康家庭中更多人加入到中产阶级的行列中来，国内国外面对的现实困难有：
全球格局：全球供需格局矛盾，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就展现出的，东亚国家不断增加的生产能力与全球市场空间的狭小而产生的矛盾。另一方面，初级产品价格上升、资源、土地、环境等多方面的刚性约束也制约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目前的全球化危机是08年展现出的矛盾的进一步展开。
国内：上一个时期速度优先的发展，导致的区域、群体发展不平衡，社会公平公正与发展效率两种诉求之间张力加大。
上一个发展时期以城市化为核心，是要将我国变为全球生产商品的最终消费地，解决增长内生性问题。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内涵是将一部分在宏观意义上「增加净供给」的城市，转变成「有能力创造净需求」的城市。
新增净需求意味着国内市场扩大和就业持续增加，新增就业者成为边际消费倾向高的消费者，供求相互促进的城市规模效应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在城市群模式下，大城市将更多提供市场和就业机会，而周边处于合理运输半径内并被纳入城市网络的中小城镇侧重提高产业专业化分工职能，并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住房和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
城市化的核心是提升农村人口素质适应现代生产生活体系，从这一根本出发，城市化的展开在社会实践层面而言，至少涉及四项相互联结的问题：
1、人口老龄化条件下，劳动力从初级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中，养老金统筹和城乡管理问题；
2、财税体制与中央地方财权事权统一问题；
3、金融体制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中小企业更稳定可靠的融资渠道；
4、教育体制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的市场适应性，使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
这四个相互联结的问题因现实的逻辑路径会梯次触发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央地税制权责关系、房产税、直接间接融资方式、资本市场改革、人民币国际化、产业政策、养老金改革、国企改革、农村土地问题、农村基本建设条件下企业化运作、资源税等等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改革。
在各行各业改革的过程中，城市大脑作为新的载体，因为人们对于其技术属性的期待而被邀请入其中，但技术只有通过现实的着力点，在符合现实的逻辑下才能解决问题。在梳理的过程中，城市大脑的角色是配合现有逻辑并为改进起到助力。
城市大脑本身作为一个实体主动发挥宏观作用的远期目标，也许是通过参与到每一个行业逻辑的梳理过程，逐渐建立起全局分析模型之后，在国家实现平衡发展的战略方向（如中部、西部与一带一路连接处），为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四、城市大脑在农村地区促进劳动力要素和科技、数据要素的结合
从历史出发，近四十年来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取得的成功，许多来源于原本在农村生活工作的老百姓。他们通过努力进入了城市，实现了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升级的同时，也助力了社会结构转型升级。
在城乡保障待遇仍存在结构性差异的条件下，农村生活的绝对水平仍然较低，而农村人口仍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村相当一部分人仍然摆脱不了“候鸟式”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务工，却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享受到城市化的红利。
农村乡镇地区社会化分工程度较低，体现老百姓的消费和商业形态上是品种较为单一而类型较为集中；体现在城市业态上，是消费多而研发少。大江南北，县城店铺的种类都集中在手机店、小超市、小餐馆、奶茶店、足浴、按摩、理发店、汽修店等不多的类型。
整体来看，农村社会在历次经济、战争危机中为中国提供了广阔战略纵深。外部环境波谲云诡，中国农村社会在特殊时期，能提供的战略发展空间和战略缓冲空间就尤显宝贵。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而发展的主要空间在农村，农村的主要困境在于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的缺失。
随着国家财力状况改善，农村乡镇企业从八九十年代的“三提五统”的负担中解脱出来。多年乡村振兴投入，使得农村地区公路电网等五通工程基本完成。
一方面，经过劳动人群多年「候鸟式」的积累，乡镇地区有了一定的积蓄，加上土地要素市场改革，基本建设投入，国家东西部区域平衡等因素，乡镇地区的企业初步完成了原始积累，出现结构性发展的潜力。另一方面，土地也是大部分农民在进入下一个社会角色前最后一层社会保护伞。
因此，合理引导农村审慎利用这次机会，在农民完成身份转换过程中，及时接入资本、技术、初级产品、管理技能等资源支持相当重要。
城市大脑作为新型科技载体，在云计算时代服务能力越来越原子化的条件下，对这些转轨阶段的个人、组织赋能潜力很大。
通过促进劳动力要素与技术要素相结合，以原子化的形式将管理、研发、物流、财务、营销等能力输出到农村，可使老龄化时代人口压力转化为人才优势。整合不同技能的个体，可提升农村地区自组织能力与造血能力。
如果从具体形态而言，城市大脑在中等规模城市，也许可以一种区域性技能要素市场的形式存在，成为一个类似「Github+知乎+快手」在生产端的技能数据交换整合实体。
对非技术人群采用无代码的服务形态，将不同专业技能原子化，实现市场化条件下的整合。中心城市的人才技能通过线上方式接入，使得中等复杂度的个性化产品创新，可在平台在完成共同研发，并能真正进入生产销售，通过区块链和数据记录为价值分配提供依据，完成线上线下组合的项目创业。
对于区域而言，城市大脑通过全面分析区域内的特征，推荐适宜实际的产业目标。通过数据管道，能以较过往更高的效率实现中心城市对中等城市的技术输出，使中等城市聚集足够密度的知识、信息、技能、资本要素，满足创新需要的知识碰撞密度阈值，使得原本在中心城市才能完成的分工环节转移到中等城市，逐渐提升城市分工水平，改善消费多研发少的情况，与中心城市的分工形成错位配合。
对国家而言，通过结构性机会吸引一部分人才留在中等城市及辐射乡镇，以此来逐步改变人员人才布局情况。通过人口分布变化，改善房地产等市场结构性价格扭曲，使初级产品、土地、劳动力、资本的要素价格能够真实反映均衡的市场供求关系，逐步走向结构性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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