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学生们是接受新式思想最快的群体，年轻人有朝气，做事冲动任性，充满活力，所以当时校园变化之大、学生们思想变化之快成为了民国一道独特的风景。
那会提倡民主共和，学生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但所谓欲速则不达，学生们过分追求民主平等，毕竟涉世未深，对一些事情的认识也比较表层，以致矫枉过正，做出了很多鲁莽过激的事。
比如，学生在校园里参与校务，大到学校经费的筹措，小到某某教授的授课优劣，学生们都参与其中，时不时搞搞聚会演说、示威游行，甚至骂走教授，逼迫校方改变政策都是常事。
更厉害的是学生们还来武斗，民国的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挨过揍，把蔡元培逼急了，拦在门口喊着要和学生们决斗，说自己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大可以拿手枪炸弹对付我，能把堂堂教育总长逼成这个样子，学生们得多厉害。
不仅如此，学生们对待社会问题也大有主人翁精神，那会有一个奇怪现象，很多军政府闻学生而色变，老百姓怕当兵的，而当兵的又怕学生，秀才遇到兵，吓跑的是当兵的。
胡适曾经在中国公学军训典礼上，发表演说调侃道：“大家都知道，当兵的丘八（兵字拆开）最狠，因为他们有武器，但学生们更狠，因为他们有头脑、有学问，所以人称丘九。今天学生组成了学生军，就变成了丘十七，将来救国救民的责任，就全托付在你们这帮丘十七身上了”。
“丘九”一词曾经被上海春明出版社收录在《新名词词典》里，解释为：“五四运动后，学生积极参加社会斗争，多有鲁莽过激的行为，因此一般人认为，他们绝不亚于那些军士，故称之为丘九，盖喻其堪与丘八相伯仲也”。
的确如此，丘九们在同丘八们的较量中，基本不落下风，大多数还能大获全胜。
有一次，国立中学的两名学生看见有军士虐待壮丁，义愤填膺，就上前理论，结果被当兵的一顿追打。
两学生回去后，立刻召集了五百多人的学生军，列成方阵，在巷子里与军队对峙，场面混乱，一直到深夜。
这时候学生们脑子灵活的优点就体现出来了，他们不像那些当兵的光顾着蛮干，而是边打边喊：“丘八打死人了”。军士们本来就不敢伤害学生，这时候一听，心里一慌，投鼠忌器，越来越处下风。
后来，上边来人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军队道歉，交出被捕学生和打死人的士兵，军队长官直接傻了眼，放学生没问题，可我们没打死学生，怎么交士兵啊？
最后实在没办法，军队长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哀求学生高抬贵手，并且用棍棒打自己认错，学生们这才网开一面，并义正言辞地要求他们立刻离开该地，而后得意洋洋离去。
那会士兵中最不好惹的是伤兵，他们吃饭、坐车、看戏啥的都不给钱，见到好东西就抢，和地痞流氓无异，还振振有词：老子是为民国打仗受的伤，拿点东西算什么，政府对这些伤兵也很头疼。
但学生们不管这个，当时苏州一家学校向当局提议收回一些曾经空置的校舍，当局同意后，没想到那些地方住着一些伤兵，死活赖着不走，当局没办法，就告诉了校方。
学生们一听，群情激奋，把女生和少数体弱的留下，其余的全部出动，组成学生军，浩浩荡荡向校舍出发。结果伤兵们一听学生来了，慌不择路，翻墙逃跑了，政府解决不了的，学生们给解决了。
那个时候，学生们冲击警察局、打军官、揍县长，甚至还口出狂言要活捉蒋介石，最后也都被当场释放，政府也没什么办法约束这些学生。
学生们的丘九举动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转变，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但凡事物极必反，学生们闹腾得没完，注意力不在学习，凭一时意气参与校园、社会，甚至政治活动，这本不是健全社会所展现的姿态。
同时，也说明了当时民国的混乱程度，学生们打老师、约群架，完全没了学生的样子，教育部门不管，司法部门不理，权责不明，无人去管。加之列强入侵，国家积贫积弱，政府腐败无能，学生成了比士兵还厉害的丘九实属无奈。
培根说过：“青年性格犹如一匹不羁的野马，藐视既往，目空一切，好走极端，勇于革新而不去估量实际的条件和可能性，结果常因浮躁而改革不成却招致更大祸患”。
不可否认，学生们朝气蓬勃、风华正茂，代表了民族复兴的希望，比如掀起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高潮的“一二九运动”，在那个时代，学生们站在了时代的浪头，吹响了民族复兴的响亮号角。
但所有人都不希望学生成为“丘九”，整日像风般飞扬，且把青春赠疏狂。学生理应精研学术、砥砺品质，树报国为民之远大抱负，那么即使告别粉颊红唇、矫健体魄，也不会佝偻于时间尘埃中，依然能够勇敢、坚强、善良、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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