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传体散文集，“回忆与思考”，近视的收获（二）

二

这样一来，课堂上的时间就成了我的一笔财富，我得经常为打发这些剩余时间而颇费思量。

歌德在他的诗里写道：“我的田地是时间。”照这么说，课堂上我的田地还真不少，相当于小地主了。

窃以为，上课时走走神，“一心以为有鸿鸪将至，思援弓擢而射之”也没有什么不好，让想象力飞一会不是很嗨吗！关键是不要离开课堂主线，这想象的风筝，放得出还要收得回，所以，每堂课我都是一边听课一边放风筝玩，喜欢收收放放那种灵动与新鲜。

就课堂纪律而言，我的口碑并不好，“上课不专心，作小动作”成了我操行评语最常出现的关键词。十几年里，老爸老妈的眼睛都磨出老茧，已是深度视觉疲劳并伴有慢性喉咙嘶哑症的前兆。不过我这种小作属于自顾自地闷作，无害乡亲，有道是，舍得我一个，造就各学霸。

好在我一贯秉承“不求最好，只求较好”的理念，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把力，临阵磨枪还能奏效，成绩还不错。特别在小学六年级、初三和高三这些关键时刻，我会更用心一些，成绩也就更好些，用足球界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赢那些必须赢的球”。那时也非常喜欢足球，万幸当时的中国足球还挺阳刚的，在世界足坛还有一席之地，张宏根、张俊秀、洗迪雄和年维泗是我的偶像。

平日学习时间的节点很重要。小考也就是友谊赛，对我无所谓；期中、期末考试是锦标赛、杯赛，就得瞪起眼来；毕业班的考试那可是奥运会和世界杯，就得动真格的了。

我这套组合拳还挺有效，初中高中都考入青岛最好的学校。自己玩心很重，属于闷作一族，不喜欢按部就班，学霸及乖乖男都和我无缘，和我玩的大都是顽皮孩子、考不上好学校的邻家孩子，他们的灵动、强悍和各种小作吸引了我，放了学就钻进这帮小伙伴朋友圈里玩各种花样并捣蛋去了，属于一半心在曹营，一半心在汉，利益均沾又不全沾。

在二中这样的全市最顶尖中学的乖男乖女里，我是玩的花样最多的一个；而在二三流学校就读我的玩伴里，我又是学习最好的一个。

冯巩常调侃自己是相声界电影演得最棒，在电影界相声说得最好。我的这种跨界比冯巩可是早了几十年，而且也是一发不可收一直跨界到现在仍不见消停，画画、作曲、写小说、作诗、泥塑、写剧本、摄影、微电影，都去掺和，乐在其中，这些下文里将分别介绍。

矮子里拔将军，就这么边玩边学，初中、高中倒是都还能赖赖乎乎地考上全市最好的中学，父母对我平时起伏跌宕的成绩已经习惯，也就放我一马了。

我不羡慕那些尖子生, 为了那貌似出彩的顶尖几分，却要花过多的时间精雕细琢，很不值。若再被老师家长和同学的赞扬羡慕绑架，活成他们眼里设定的样子，身不由己地专注于锦上添花的鸡零狗碎，我看就是浮云遮望眼，因小失大。文无第一，我不看重那个，我的老师不仅在课堂上，还在各式各样的书籍里，还有我周围的长辈和玩伴。

我喜欢轻松地学习，边玩边学，玩并学习着，学并快乐着。人生苦短，活到老学到老，咱到这个世界来可不是为了受苦的，学习不应该是痛苦，应该找乐。

学习就像跑长跑，我总爱在第一方阵后部笃悠悠地跟着跑，一面瞄着后面挺自豪，一面盯着前面别掉队，压力不大，收放自如，还可以滴溜溜地旁骛看风景，不好吗？

兴趣是快乐的源泉，未知是永远隐现在前方的酷，有什么理由不任由兴趣驱使撒丫子向前奔，去与那朦胧之中的定数赴约！

就是要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唯独这样，小小的成就感和活出自我的快乐才会与自己相伴。

当然也要瞄着别人擅长的事情，不是羡慕忌妒恨，是摘一点有用的为我所用，丰富自己擅长的、融会自己固有的，让自己更快乐更自信。所以，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关键是你得找出他值得你学习的那些闪光点，这可得有一双慧眼啊。

这些想法在当时只是一种朦胧的心理暗示，迷迷糊糊地蜿蜒前行，没准都是马克吐温笔下的汤姆萨亚和前苏联一本儿童书里坏孩子希什金调皮捣蛋惹的祸，凭着感觉误打误撞地就这么一路走来，成了这副另类不靠谱的模样。

没想到几十年后，我的这些不励志的“不求最好，只求较好”的蛮理竟然在一些学者的言论中找到了证据。

台湾的李敖查遍了中国历代的状元资料后，慨叹其中竟无几人能载入史册，倒是那些没入三甲的进士中不乏栋梁之才。

国内的一些调查报告也得出结论，学校里班级前几名的尖子学生到社会上往往不是最有作为的，反而是第十名左右的表现最为突出。

2008年“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发表的《中国高考状元职业状况调查报告》也指出，高考状元职业发展并不理想，职业成就平平，远低于社会预期，状元仅是“考场状元”，尚未成为“职场状元”。

钱学森是我最敬佩的科学家之一，他也说在北师大附中读书时算是好学生，但每次考试也就八十多分；后来考取上海交大并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三名；在美国的博士口试成绩也不是第一等而是第二等。

马云更不是顶尖大学里出来的，他小时候就是个充满灵气的顽皮孩子，关于他的成长更是耳熟能详了。

尽管这个想法在几十年前确是另类，随着社会发展、网络兴起，例子比比皆是，也就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

后来读了雷内托姆的“突变论”，领悟到原来高度优化的倒可能是不理想的，因为结构上最优往往对缺陷就高度敏感，以致发生“灾变”。若用曲线表示，我想应该是一个高耸尖锐的峰值。

看来，凡事有所得则有所失，刻意追求反而事与愿违，这里面也有些东方的老子哲学的味道，过犹不及嘛。

另一方面，对成绩的评判标准究竟多大程度上符合社会的多方面的需要也确是一个问题。这不仅涉及自然知识与人文知识的关联、知识和能力的取舍、评价标准的合理性，还有智商与情商的均衡等诸多因素，似乎永远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王阳明是敢于质疑圣人朱熹的哲人，他开创了心学，是明代具有大智慧的第一人。这么高的智商，年轻时两次参加会试都不中。他非但不急不躁，还认为落榜之事无关紧要，觉得学习兵法和谋略、练习武艺和骑射才是报国之道。从26岁就身体力行、孜孜以求，后来果然都派上了用场，文武双全，彪炳史册，成了对当代以及后世中国和东亚影响深远的重量级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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