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不怕你笑，14岁的我曾为一堂游泳课而深陷泥沼。
1999年夏天，老实巴交的父亲听进了三叔那句“教育要从好学校选起”的金言，花了八千块把我从一所农村小学弄进了城里一所重点初中。
父亲当时开着一间小诊所，母亲刚从工厂下岗，一家三口，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为了我能成为“栋梁”，连买件新衣服都抠门的父亲，还是义无反顾的从柜子里拿出了那坨积攒多年、砖头大小的大团结，换回了一张让我跨进全新起点的门票。
然而除了深深的自卑和焦虑，我完全无法体会到新环境带给我的欣喜。这是一所在城区新成立的寄宿制中学，离开了以前那群长年翻山越野的小伙伴，班上的新同学大多出身不俗，非富即贵。从新开始的一切，都让我这个土里土气的少年感到格格不入。
开学第一天，我就出尽“洋相”。那天下午，父亲扛着装有我行李的大木箱子带我走进寝室，已经先行入住的室友们很快对我投来了异样的眼光。我在疑虑之余，很快意识到是我装行李的箱子出了“问题”。
那个木箱子还是八十年代父母结婚时的家当。进校前一天晚，父亲毫无意外地拒绝了我购买新箱子的建议，把给我准备的用品全部打包装进木箱子，还配上了一把坚实的明锁。尽管它是实木制造，而且崭新如初、一尘不染，但比起寝室里那些先进的推杆行李箱，还是显得那么笨重和突兀。那一瞬间，我第一次感觉到和身边人的落差，对父亲的埋怨油然而起。
随着时间推进，更多的不同也开始一点一点刺痛我小心翼翼的“尊严”。倒不说那些惹眼的名牌运动衣包、能自动倒带的walkman播放机，最要命的是在学校要求填写的家庭调查表中，同桌们的父母大多都是公务员、大老板，而我在打电话向父亲确定后，只能满腹委屈地在表填上，父：个体户；母：无业。
现在想来，如果只有班主任知道我的秘密倒也相安无事，但成长路上总能遇到那么些喜欢戳人脊梁让人厌恶的家伙。有一天，一个大胖子在课间突然跑上讲台对我大喊，“××，我看到你老汉（爸爸）了，他在游泳城旁边开了个诊所是不？”
教室里瞬间沉默，而又后闹哄起来。几个热心的同学立刻向我围拥，你一句我一句调侃起来。我呆在座位上，心乱如麻，一言难发。虽然他们没有明显恶意，但我感受更多的是赤裸裸的挑衅和嘲讽。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一个女生、也是我潜在的心仪对象也凑了过来，冒出一句让我凉透心底的话，“我家的仔仔（狗儿）生病了，你爸爸能医好不？”
“能医好啊，我家的猫生病了，就是他给打针治好的呢！”如果时光倒流，我想我一定能油嘴滑舌地再挑逗她一句，“看你这么漂亮，就帮忙给你打个折咯！”但十多年前把自尊心看得比命还重要的我，只能呆坐于此，无奈地看着脆弱的尊严如墙体般片片剥落，望着年轻的忧伤碎成一地残砖烂瓦。
这个窘迫的话题困扰了我很久。很长一段时间，课堂简直成了地狱，我多么希望我的父母也是体制内的人，哪怕一个不出名的公司也好，这样我就永远不会成为别人议论的话题，我就不用再去给他们解释我那当个体医生的父亲能不能给他们的宠物看病。
但糟糕的事情远没有就此结束，直到体育老师宣布“要找时间带我们去游泳城上课”时，在同学们的欢呼声里，我真正感到14岁的天空暗无天日。
那个游泳城就在我父亲的诊所旁边。是一个由厕所改建的门面，砖瓦结构，不大、矮小、陈旧，看上去并不稳固，刮大风的时候会显得摇摇欲坠。我的父亲终日忙碌于此，撑起一家人的生计。如果游泳课如愿，我的家底将彻底暴露在每个人面前，而我也将会再次不幸地成为他们热烈讨论的话题。
我沮丧了很久，每次上体育课，我都会关切地问老师游泳课什么时候开始。在得到“只要下雨就不去”的答复后，我开始比任何时候都要关注这个城市的天气，关注它会不会在体育课那天下雨。我比任何时候都希望每天都是狂风暴雨，也比任何时候都希望滚滚江水被寒雪冰封。
我甚至把这种心灵的困境迁怒于那个心仪的女孩，在把她划入我的黑名单后，我异常坚定地拒绝了与她任何形式的交流，哪怕一个眼神也不允许。
这个秘密我从未对任何人诉说。万幸的是，那堂让我提心吊胆的游泳课直到初中毕业，也因为种种原因，从未实现。我所有的担心、忧虑和苦恼，都随着毕业的歌声无疾而终，烟消云散。
刘若英的一首歌唱到：不确定自己的形状，动不动就和世界碰撞，那一年最难的习题，也不过短短几行笔记。现在看来，14岁的烦恼，也不过是那本仓促的书中几片发黄的扉页。
时过境迁。大学毕业，在碰了好几次壁、辗转了好几个城市后，我才深感创业之艰、立身之难。如今，拿着微薄的薪酬，我还是会想起这段经历，会因当时对父母的种种不满而感到惭愧。我想，以后有一天，我也会把这段经历告诉我的孩子。在他因为父母的地位而抬不起头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一个靠自己努力和汗水吃饭的人，永远值得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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