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悠久绵长，我们暂且将视线聚焦在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看似平淡无奇，无数不值一提的细枝末节被遗忘在史书的角落，然而，存在即合理，这些被忽视的寡淡，正冥冥暗示着以后岁月将要掀起的波澜。
通读《万历十五年》，发现黄仁宇反复提及“文官集团”这一词语。说起来，黄仁宇也算是这一词语的渊薮。在他看来，文官集团是当时整个社会的重要乃至主导成分。这一观点，倒是可以从万历皇帝的悲惨经历来证明。
万历皇帝在正德皇帝之后继位，由于前一位君王的离经叛道，忽视体制，万历皇帝从小就被首辅张居正等臣僚灌输儒家思想，恪行伦理纲常。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教导，小皇帝幼时一心怀抱着励精图治的明君思想，严守礼仪规范，维持文官集团努力营造的平衡。但当他心智渐渐成熟，有了自己的喜恶，他不再满足于沦为傀儡，单纯的在臣民们递呈的奏折上画上朱批，他想要将主导权的握柄牢牢攥在自己手中。
然而，事与愿违，一心想要册立常洵为太子却惨遭文臣驳斥，立长废幼被批是违逆孔孟之说。作为一朝之君主，可以肆意罢免或惩处其不喜之官员，却不能提拔他所亲信之人，所以一直以来，皇帝始终是孤军奋战，不论是一开始的张居正，亦或是后来的申时行，总与他有着难以逾越的距离，这一点，倒让人不禁想起黄仁宇调侃说，内阁办事处文渊阁虽与大殿仅有咫尺之距，却仿佛天各一方。
自古以来，君王给人的印象总是总揽大权，至尊威严。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样的一个位置却仿佛失去了它的实际意义。皇帝逐渐成为古时政治体制一个必然的象征性产物。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本身并不需要皇帝过多的聪慧，而仅仅是一种天命的代表。文官集体借助皇帝的威名，将不合理转换为合理，而万历皇帝在成熟的文官集体的压力之下，必须对他的私人感情做到绝对抑制，个性的张扬更是笑谈，堪堪算得上是被绑在龙椅上的囚徒。这不免让人联想到英国的君主立宪，虽有很大不同，但君王的孤独无奈，确是万般相似。万历皇帝对自己的现状感到深切不满，他没有正德皇帝一般的勇气，诸如搬离紫禁城，沉迷狩猎等等，思索再三，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此番，文官即有异议，却也无所反驳。
由君王的身不由己的命运，我们可以了解到文官集团的强大。他们穷其一生，苦心构筑政治体系。这个体系，以无数礼仪磕头，“四书”中的词句堆砌而成，简单来说就是以道德为基础，以诗书作为立政的根本。黄仁宇给出的解释是中国人固守儒家义理，缺乏技术，更无灵活的法律制度，更是提出，中国迈入近代化的一个屏障就是数目字管理的应用。然而，黄仁宇的理解在我看来却是有失偏颇，国人当时确乎重视道德，却也并非达到轻视技术的地步。
《让大清变透明》一书中提到明太祖编制黄册和鱼鳞图册，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双管齐下，有条不紊，不论是制度还是技术，又或者是所谓的数目字管理，明朝也都算是有所突破。真正有问题的是“道德”二字。当道德成为一种道德绑架，当道德成为官员流芳百世的捷径，当道德成为人们口中谎言的华丽外衣，一切就会显得肮脏而又不堪。说到底，人性当中所蕴含的私欲总是在蠢蠢欲动，在当时那样的朝代，恰恰让儒家义理沦为一种工具，扭曲了他所有益之处。
其实，王阳明早就提出“人人皆可为圣贤”，中国人下至平民，上至君王都需要拥有独立的人格，清明的品质，正确的社会意识推动社会的发展，这是不变的真理。当时应该做的，是充分启发民智，而非披着道义的外皮，疯狂牟取财利，这也恰恰是古时政治制度的一大弊病。
万历十五年，还有所说海瑞，戚继光等人物，在此就不再多说，就万历十五年所见证的历史兴衰，也终究湮没在历史的滚滚红尘中，留下遗憾，给后人以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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