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商洛山。秦岭的深处，一直被当做穷山恶水之地。尽管它曾是商鞅的封地，也有着巍巍商山，汤汤洛水。但贫穷始终是一种原罪，这里一直都以贫困著称，和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地区，有着云泥之别。山外，一直被商洛山的庶民们当成另一个世界。
然而，就在这贫瘠的地方，却富产作家，诗人。从鼎鼎大名的贾平凹，京夫，到孙建喜，方英文，鱼在洋，陈仓这样的小作家，小诗人，以及无数我这样的文艺青年。
我们高中的时候就办过诗刊，《丹江》杂志也一直长盛不衰。老哥是报社文艺部主任，也总是有各路文学爱好者来朝圣，背着也许是庄稼地里刚刚刨出来的红薯，也许是过年才打牙祭的，熏得焦黄的腊肉，当然，也可能是一坛子包谷酒，为的只是能把他们的文学梦，变成铅字的墨香。
一直都有这样一个疑惑，为什么我们常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艺术与经济，政治发展却并不平衡，穷山恶水的商洛山，为什么却是艺术的后花园？偶尔翻到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的结语，有所启发。“由于与物质生产直接相连，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年代，某些艺术部类，如建筑、工艺等等，就要昌盛发达一些，正如科学在这种时候一般也更有发展一样。相反，当社会动乱生活艰难的时期，某些艺术部类，如文学、绘画（中国画）却相对繁荣发展，因为它们较少依赖于物质条件，而正好作为黑暗世界的对抗心意而出现”。
然也。现实已经足够残酷，生存空间已经足够逼仄，我们的精神世界更需要逃离，对抗，和升华。在那个精神的王国里，芳草丰美，自由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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