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不食肉糜
教育始终是老百姓最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有关部门以及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们振臂高呼的减负问题，自然也成了普通老百姓关注的焦点。
减负啊减负，看到有些人装模作样痛心疾首地陈述，孩子们学习的负担多么多么的沉重，如何如何的痛苦，怎么怎么影响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家长们对沉重课业负担的意见是何等的沸反盈天，仿佛全天下的孩子们都是他们家亲戚。此情此景让人作呕，心中不由得冷冷一笑。
我敢说，那些高呼减负的人中，没有几个是来自真正平凡的人家，以为草根子弟都像他们家的孩子一样享受着优质的生活与教育资源，无须为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忧心忡忡。
我记得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大才子高晓松，曾经这样谈论自己的育儿观：自己主要是教孩子心安理得的混日子。但想要混日子，至少得有碗饭吃，以“矮大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为他的女儿创造出来的成长及成才环境，将来心安理得的混日子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想要像高晓松那样追求诗和远方，如果没有能力对未来的生活做出牢不可破的保障，作为普通人也要去浪，在一番诗和远方之后，恐怕只能捧个破碗，在街头巷尾与地铁桥洞孤独地流浪。诗和远方的背后，不过是艳光四射的人民币。
今天的社会结构，不管所谓的专家学者如何刻意回避，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社会阶层的分化已然形成，各种社会阶层之间早已高筑壁垒，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尤其是人口占少数的精英阶层与人口庞大的草根阶层，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与权力地位鸿沟愈加明显，并且社会阶层随着社会的剧烈变革和发展，呈现出日益固化的趋势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例如高晓松的显赫家世，所有的家庭成员均是社会中各自领域里的精英。
高晓松爷爷：高景德， 曾任清华大学的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外公：张维，深圳大学的创办者，世界工程师协会联合会副主席，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双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外婆：陆士嘉，著名流体力学家，是世界流体力学权威普朗特教授唯一的女学生、中国籍留学生、博士生，是北京航空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前身)的筹建人之一，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空气动力学专业。
爸爸：高立人，清华大学教授
妈妈：张克群，著名的建筑学家，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学生。
外舅公：施今墨，著名的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
舅舅：195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历任清华大学副教授、教授、无线电电子学系主任，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信息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以上资料来自百度，高本人也有自述。)
生活在这样一个由这么多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家庭，高晓松能有如此成就与社会地位也不难理解。所以，他能够轻松自然地教育自己的女儿心安理得地混日子，减负问题对于高晓松来说根本就不存在。生活中有资格减负的人们，是那些不知未来生存压力为何物的精英群体的子女。
学生学习负担重，首先要搞清楚是哪一部分学生学习负担重。对于社会中属于精英群体的学生，不少人悠哉悠哉地进了名校，或借着祖辈的余荫，或凭着遗传自父母的优良基因，一边轻松愉快地和小伙伴们玩耍，一边读了博考了本（各种名校的毕业证）。
至于草根，还是算了吧，他们的人生信条里如果不遵循“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习精神，放弃刻苦学习自我加压，无异于放弃自我救赎，放弃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让本就如同生活在教育荒漠里的寒门子弟去减负，就像“善良”的晋惠帝很想为他饥饿的子民做点事情，经过冥思苦想后终于悟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曰：“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
不同的社会群体，本就享受着不同的教育资源。就像北京的孩子们与河南的孩子们一样，北京聚集了众多名校，学生们考上名校相对较易。反观河南，仅郑大一棵独苗再加上庞大的人口基数，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为了个人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在学习上自我加压。不顾客观的社会现实，一味向教育一线强推所谓的“减负”，最终减法变成加法。
当前最应该做的是积极地促进教育公平，而不是什么不痛不痒的减负。那些主张农村教育落后地区也要积极进行减负的人，不是像晋惠帝一样的弱智，就是别有用心的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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