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穷生“煎急”，富长耐心——经济学诚不我欺?》、《震惊!原来你总是拖延的原因是这个……》、《怪象!年轻人买书作枕藏而不阅为哪般？》——如果我是UC震惊部的小编，使用以上标题定可使本文的点击率提升几个档次。但是，我不是小编，这篇文章不是网文，简书的环境也不同于UC首页。
这是一篇通俗易懂的经济学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文章精华在第二、三节，最大亮点在于揭示了不依赖“劳动价值论”的、效用论视角下的“剥削”现象的存在性及其可能原因。（当然，这并不是我的独创性研究）
成文于三月初，今日答辩完毕，故此与诸位分享。
【摘 要】本文通过对已有时间偏好理论及跨期行为决策模型的简述，揭示“利率”这一概念在该视角下的本质及其对行为决策的相关影响。在接受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运用相关理论对“藏书癖”、“拖延症”等传统视角下被认为是非理性行为的“消费决策”予以合乎理性的解释。
【关键词】时间偏好，时间偏好逆转，跨期行为决策，行为经济学
一、时间偏好理论概述
时间偏好指的是行为主体偏好现在甚于将来的现象，时间偏好率在数值上等于现在消费与将来消费的边际替代率，一般用贴现率表示。
时间偏好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费雪提出。费雪指出：利息产生于当今物品与将来物品交换的discount，其比率由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共同决定。这其中，所谓的主观因素就是社会公众对当今物品的时间偏好。当今物品与未来物品的交换是通过货币市场的交易和证券市场的买卖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公众的时间偏好影响着利率的高低。客观因素是指可能的投资机会。在选择投资机会时企业家首先要考虑利率。在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上，公众的时间偏好决定资本的供给，而企业家对投资机会的选择则决定了资本的需求，即利率决定于社会公众的时间偏好和企业家对投资机会选择的一致。
在1937年，萨缪尔森首次提出了规范的时间偏好理论模型——指数贴现效用模型，模型中他将传统的两期分析拓展至多期，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贴现思想。将早期时间偏好理论学者注重的心理因素压缩成一个客观的、固定的贴现率，从而大大简化了跨期效用比较的计算。指数贴现效用模型的成立依赖于以下六个前提条件或假设：
消费独立性假设，即个体在某时期的效用与其他任何时期的消费独立，此假设相当于预期效用理论中的独立性公理，是最为关键的假设。
效用整合原则，即个体会将新的选择项与现有消费计划整合后再进行比较。
固定贴现函数和固定贴现率假设。
即时消费效用函数不变假设。
效用独立性假设。
正时间偏好率，即假定个体更喜欢尽早实现收益，推迟了结损失。
很明显，指数贴现技术分析是以完全理性人假设为前提的。对这种理想的贴现技术，萨缪尔森(1937)自己也承认并没有任何理论根据，其设定只是为了计算的方便。但由于迎合了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的结论，这种贴现技术便成为新古典跨期决策分析的标准框架，从而大大提升了时间偏好理论在主流经济学分析范式中的地位。
但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一些实证研究的结果对传统的时间偏好理论形成了挑战。比如Thaler于1981年所做的实验。在此实验中，被试者拥有15美元的奖券，他们可以立即拿到15美元，也可以等待一段时间再领取更多的钱，Thaler要求参与者写出他们愿意为推迟获得收入而要求补偿的金额，延长的时间段分别为1个月/1年/10年，结果，参与者对应要求的金额(平均)为20/50/100美元，按复利贴现计算的贴现率分别为354%、126%和19%。很明显，随着时间的推延，人们的贴现率呈现出递减的趋势。这一时间偏好率递减的异常与经典模型的固定贴现率假设及消费独立性假设相矛盾。时间偏好逆转则是时间偏好率递减的一种极端结果，它是指，人们在实际选择时会出现短期选择与长期选择不一致的行为，即时间偏好出现反转。如人们会在今天的100美元与明天的110美元之间偏好前者，而在30天后的100美元和31天后的110美元之间，偏好后者。同样的间隔期，同样的金额，由于决策时间坐标的不同，人们的选择截然相反。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了许多其它的异常：
量值效应，即人们对小数目收益的贴现率要远远高于大数目收益。
符号效应，即人们对损失的贴现率比对收益的贴现率要低。
框架效应，即人们对拖延实现收入要求的贴现率高于对得到加速愿意进行支付的贴现率。
负时间偏好，即人们宁愿在度假之前而不是在度假之后分期支付金额相等的费用
在接受以上异常的前提下，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的一致性时间偏好理论进行了突破和发展。从技术层面上，行为经济学建立了非一致性的双曲线贴现模型。在思想上，行为经济学家则对新古典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了颠覆，着力于对行为主体的认知偏差进行研究和解释。
在2004年，Loewenstein,O'Donoghue&Rabin三人研究组所提出的双系统模型采用神经元生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系统性地认定了人们的不耐心递减这一认知偏差。该模型提出,人们的决策和行为是大脑中两个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是情感系统,主要受刺激机制驱动,只考虑短期利益;另一个是理性系统,用来处理更宽泛的目标,对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一视同仁。
两个系统作用叠加的结果表现为:在短期决策时,由于情感系统作用会占上风,人们会只注重短期利益。在进行长期决策时,情感系统作用微弱,主要是理性系统独自起作用,人们会非常理性,不再短视。具体到时间偏好分析,行为主体就会表现出短期的高度不耐心和长期的理性,也即是说不耐心程度递减。新古典一致时间偏好理论只反映了理性系统的作用结果,因此难以描述行为主体实际的贴现行为和市场表现。
二、时间偏好前提下利率的本质
通常，西方经济学将利率解释为货币市场上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资金的价格。然而，如果我们要研究个体的行为决策，则不会满足于这个解释——我们必须用一个更加微观的视角认识利率。
在承认时间偏好一致存在的前提下，根据定义我们知道，每个人对消费行为都是不具耐心的——也即，同等条件下，个体进行消费行为A的时间节点越往后延迟，则其从A中获得的效用越小。在某一时间节点上，个体所拥有的可用于进行消费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设想一个所有人的时间偏好率都为无穷大的极端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之间不会存在任何相互借贷消费资源的行为，因为每个人都无法忍受一丁点儿的消费延迟——“过把瘾就死！”，这句话很贴切地形容了这个极端的情形。而在现实情况中，个体的时间偏好率往往为正（新古典框架下假设其总是为正），且时间偏好率之间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体现在两方面：1.同一个体对不同消费行为的不耐程度存在差异；2.不同个体对同一消费行为的不耐程度存在差异。利息产生于借贷活动之中，因此，本节着重于考察第二个差异。
对于某一消费行为A，例如“在酷暑天气里喝冰镇雪碧”，耐暑的人和不耐暑的人彼此的时间偏好自然是有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及理性经济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为双方提供了足够的动机去进行交易。试想，在某日40摄氏度的高温下，不耐暑的孙甲喝完了自己的雪碧还嫌不够，又试图向较耐暑的赵乙借一瓶喝，孙甲该如何做才能较顺利地达成交易呢？如果借一还一，赵乙是大概率不会同意的，因为这不可能提高赵乙的福利反而还让赵乙搭上了磨嘴皮子的成本（交易成本）。“借1还(1+i)”,这是孙甲和赵乙都很有可能接受的方案。因为孙甲是很不耐暑的人，所以今天（四十摄氏度高温）多喝1瓶雪碧的效用要大于改天少喝(1+i)瓶雪碧所带来的负效用；而赵乙作为较耐暑的人，他改天多得到(1+i)瓶雪碧的效用是大于今天失去1瓶雪碧的负效用的。这里，i瓶雪碧就是借贷产生的利息，i就是此项借贷的利率。在本质上，利息是对资源出让者延迟消费所进行的补偿，或者，它可以被视为为自由市场对“耐心”这一品质的奖励。当然，不耐心的消费者可以通过借贷交易即时获得效用的满足，这种满足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补偿和奖励。
在理解了i的意义之后，我们还可以对i的大小作一些研究。前面说过，时间偏好率等于现在消费与将来消费的边际替代率，一般用贴现率表示。而从微观层面上讲，i也是由不同个体之间有差异的时间偏好率（即贴现率）所引起的。从计算定义上，我们知道，利率是利息与初值的比值，而贴现率是贴水与终值的比值。设孙甲的个人贴现率为d１,赵乙的个人贴现率为d2，根据定义及计算可知i>i/(1+i)=d１>d2。假设，此时又来了一个比孙甲更不耐暑的人王五，他不耐暑的程度使得他的个人贴现率甚至要大于孙甲与赵乙的借贷利率i。如果孙甲了解王五的情况，而赵乙和王五彼此不了解这种情况（即市场上存在信息不对称），那么孙甲便存在“套利”的机会，他可以用比i更高的利率向王五贷出，用利率i向王五借进，这之间的差额可使得他获得超额的效用。当然，在完全的自由市场中，不存在任何套利的空间。因此，考虑更一般的均衡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均衡的市场利率i必然大于所有个体的贴现率。假设有贴现率高于均衡利率i的个体新加入了市场，则他对现时资源的更迫切需求必然会使得均衡利率提高。新的交易者的加入可能会降低那些贴现率处于中值水平的个体的福利，但无论如何，根据之前的分析我们知道，所有参与交易的个体的福利相对于未参与交易之前总是得到了改进（否则，理性经济人没有理由去参与一项对自己不利的交易）。
看起来，基于时间偏好差异所产生的自由借贷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然而，现实情形果真如此吗？
三、个体之间时间偏好差异的社会学根源
为什么在“喝雪碧消暑”这一消费行为中，孙甲的时间偏好率会大于赵乙呢？因为相对于赵乙，孙甲是更加不耐暑热的人。但我们要研究的是更加一般化的行为决策，所以这个基于生理差别的解释对我们的延伸思考毫无帮助——同样基于生理差别，孙甲对另一行为（比如“吃烤红薯”）的时间偏好率可能是小于赵乙的。单单只研究个别的、孤立的消费行为无益于让我们抽象出一般化的结论。所以，我们的考察点必须着眼于最基本、最一般化的消费行为。对于人而言，食物、水、睡眠、性等生理需求是最基础的。同样，对于一个理性经济人而言，这些用于维持其生命延续的消费活动也是最基础的，因为个体死亡意味着无穷大的负效用，而生命的存续则是一切效用发生的基础。所以，毫无疑问地，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对食物的时间偏好肯定要大于一般人，一个连续四十八小时未睡的人对睡眠的时间偏好肯定要大于一般人……我们可以从中抽象出一般化的结论：穷人相对于富人，无产者相对于有产者，前者在一般消费行为上的时间偏好总是更高。这个结论背后的逻辑是显而易见的，富人、有产者，他们相对于前者总是有更充足的资源，因此，他们更可能具有耐心去等待一个最佳时机去使用自己的资源进行消费——而无产者们，在温饱线上挣扎徘徊的穷人们，他们对于当前的消费是最为不耐、最为迫切的，为了生命的再延续，他们不仅消耗现时仅有的资源，甚至还要预支将来的资源——于是，不耐的人向耐心的人贷款了。
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到此为止，一切的现象和结论不仅符合黑格尔所言的“理性”，也合乎大众的“情理”。“理性”意味着严密的逻辑，“情理”意味着价值判断。不耐的人向耐心的人贷款，这一现象是完全符合理性经济人的行为逻辑的。在交易中，借款人因其“耐心”，得到了利息作为奖赏，而贷款人则得到了即时效用满足——虽然，在大众的观念中，“不耐心”并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优良品质，但换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将贷款人的福利改进理解为自由市场对其因不耐而促发的“主动性”进行的奖赏（尽管，在现实中贷款人并不总是主动的）。似乎，我们已经可以为自由市场的无上荣光而大声欢呼了。但我还有一些疑问：既然我们认定个体所拥有的资源量是影响其在一般消费行为上的时间偏好率大小（耐或不耐）的最主要因素，那么个体拥有资源量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个框架下，为什么有的人穷（不耐心），有的人富（较为耐心）呢？随时间推移，贫富差距会如何发展？
不妨再用孙甲、赵乙来做个思想实验：
假设，在初始条件下，由于某些偶然因素（比如各自继承遗产数额差别），孙甲所拥有的资源量比赵乙要少一些。除此之外，孙甲和赵乙在其它方面的禀赋完全相同，且两者均为具备完全理性的经济个体。
为了可持续地消费，孙甲和赵乙各自进行持续的生产活动。为了改进各自的福利水平，孙甲和赵乙决定合作进行某一项目的生产。假设两人在对该项目的出资出力完全等同，项目第一期的净利润为单位1。按照大众观念中的公平原则，既然出资出力完全等同，那么利润自然也应对半分。这种分配方案足够经济（省事），但却不符合经济人的理性——每个理性经济人都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能争取更多利益的机会。事实上，虽然两者的出资相同，出力等同（都工作了同样的市场），但两者所负责的具体工作可能有差别的——只要存在这一差别，则两者均有理由认为自己应当被分配更多的利润。在没有第三方介入，且不允许使用暴力的情况下，由于双方都是完全理性的，他们必然会迅速达成妥协。妥协之后所产生的分配方案由各自的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所决定。两者初始禀赋的唯一不同在于各自所拥有的资源量，也就是说，两者时间偏好率的差异决定了最终的分配方案。
试想，在过程中，孙甲、赵乙作为完全理性的个体，设计了一个让彼此无怨（Envy-free）的机制来产生最终的分配方案。比如，他们约定轮流来提出分配方案，轮流的间隔期为一天，一旦在某个间隔期内所提出的方案被对方所接受，则该方案即确定为最终的方案，第一个提出分配方案的人选由掷硬币所决定。
不妨假设由赵乙先来提出分配方案。在我们的假设中，所有的信息都是完全的，孙甲和赵乙也都具备完全的理性。所以，赵乙明白他现在正在面对一个无限期的双人序贯博弈问题。他提出的分配方案如果不能让孙甲满意，则在一天之后由孙甲提方案，如果孙甲提的方案不能让他满意，则再等一天之后由赵乙……无限期地纠缠下去对博弈双方都是不利的，所以看似无限期的博弈必然在有限时间内终结，进一步，其必然在第一轮就终结。因为博弈双方都具备完全的理性，他们知道，每轮博弈时双方所面对的情况都是相同的，如果在某一轮某人的分配方案被接受，则该人在他的上一轮就应该提出该方案（具体数值考虑折现），进而，他应该在自己的第一轮就提出该方案。赵乙如果想让孙甲接受自己的分配方案，则他分配给孙甲的份额起码要等于孙甲在第二轮分配给自己的份额的现值。现已知孙甲的折现率为x,赵乙的折现率为y（x<y<1）,假设博弈终结时的分配方案为（提出者，接受者）→(a,1-a)，这一方案即是赵乙在第一轮要提出的分配方案。数值a的求解过程如下：
赵乙会考虑到，他在第一轮分配给孙甲的份额不能少于孙甲准备在第二轮给自己分配的数额。
双方都认识到，该博弈过程是对称的，所以，即使博弈存在第二轮，孙甲的分配方案也会按照同样的原则提出。
设第一轮分配方案的提出者赵乙为自己分配的份额为a1，预备分配给孙甲的份额为（1-a1），（1-a1）不能小于第二轮孙甲为方案提出者所分配的份额的现值，设第二轮孙甲的分配方案为(a2,1-a2),则有1-a1=xa2。
显然，a1、a2只存在数值上的差别，这一差别是由方案提出者的个人折现率不同所造成的，两种分配方案遵循的原则完全相同。那么，在博弈的第三轮，当方案提出者再次变为赵乙时，遵循不变的分配原则，分配方案依然为(a1,1-a1).
将第三轮赵乙的分配份额折算成第二轮的现值，则有等式1-ya1=a2.
联立C、E中的两个等式可得1-a1=x(1-ya1),求解得a=a1=(1-x)/(1-xy).
如果掷硬币的结果是由孙甲先提出方案，则用相同方法可求得a2=(1-y)/(1-xy).
上述博弈过程是Mark Rubinstein(1982)所提出的讨价还价模型(Bargaining Model)的应用。在讨价还价模型中，假定方案提出者的“贴现因子”（即折现率，或1-贴现率）为x，方案接受者的“贴现因子”为y，则唯一处于纳什均衡的分配方案为[(1-x)/(1-xy),x(1-y)(1-xy)]。
回到孙甲赵乙的合作博弈上来，如果将x取值为0.8，y取值为0.9,计算可得赵乙的期望收益为0.6786，而孙甲的期望收益仅为0.3214。
决定孙甲赵乙各自议价能力高低是他们的贴现率，也就是对现时资源的需求程度。通过分析我们知道，个体的贴现率越高，则其在讨价还价模型中的议价能力越低，议价能力越低，通过博弈所得的收益(payoffs)便越低。
可以预见，在上述思想实验中，随着合作的继续进行，孙甲与赵乙之间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除非孙甲能够变得比赵乙更具“耐心”，否则贫富的差距永远不会减小。从纯粹理性的角度而言，这一切的过程都是Envy-free的，但从情理上讲，这怎能让人没有怨言？孙甲和赵乙合作进行生产，他们出资出力等同，他们也同样的自私同样的聪明，然而仅仅因为孙甲的耐心稍弱——或者说，议价能力弱，就使得对方的分配所得是他的两倍还多——我不禁想问，机制设计对“不耐心的人”的惩罚是否太过严重了？自私的理性经济人的博弈是否太过残酷了？更何况，孙甲相对于赵乙的“不耐心”，只是源于一些个人所无法选择也无力改变的偶然因素——仅凭这点儿偶然因素来决定一个人最终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那么这样的社会是否太过不公、太过滑稽了呢？也或许，现实的人类社会，自从私有财产诞生以来，便是从来如此的——正如《马太福音书所言》：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使他丰富有余；凡没有的，连他仅剩的，也要统统夺去。
四、“藏书癖”、“拖延症”等现象背后的理性动机
在生活中可以观察到，有相当一部分人买了一大堆书读完的却没几本。这些人购买书籍似乎只是为了将其摆在书架上收藏。汉语中有“买书如山倒，看书如抽丝”这样的俏皮话来形象地描述这种行为，英语中也有bibliomania（藏书癖）一词来称呼这种现象。
类似于藏书癖的现象还有许多，我们可将其一般化描述为：“（通过购买等方式）大量搜集物品，结果却将其闲置而不进行消费使用”。人类学家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漫长的采集捕猎时代所形成的“收集基因”在现代社会的反映，这是从历史宏观层面进行的解释。经济学家，尤其是行为经济学家，则更倾向于从个体微观层面来揭示此类现象。
最为典型的一个行为经济学解释是“投射偏误” (projection bias)：人们会系统性地低估自己偏好改变的程度。以“藏书癖”为例：人们在买书的时候认为自己买了书会看，是因为如果这本书现在就在自己手里，那么自己会看。但当书真正送到自己手里的时候，偏好改变了，出于种种原因（懒了累了困了等等）不想看了。而这种改变是没有被“买书时的我”预期到的。
其它的解释，例如行为经济学家George Loewenstein，他认为这种偏误起源于一个叫做“hot-cold sympathy gap”的东西，意思是人们在hot的状态下（被书的某些特质所吸引而产生的跃跃欲试的冲动）不能够对自己在cold的状态下（冷静下来之后的懒、累和没时间）的偏好有正确的估计。
上面两种解释皆假定了行为主体在此类现象中是处于非理性或有限理性的状态。而应用突破后的时间偏好理论，我们可以尝试为这种现象寻找一个合乎完全理性的解释。
上文中提到，经典的时间偏好理论隐含了一个“正时间偏好率”假设，它假设时间偏好率也即贴现率总是正的，人们总是愿意尽快实现收益而推迟了结损失。这假设很符合我们在货币市场及一般商品市场所观察到的现象。然而，在诸如“购买图书”、“度假旅行”这样的特殊市场中，这一假设却遭到了挑战。事实上，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贴现率可以为负。与正贴现率相反，负的贴现率意味着人们愿意延迟实现收益而尽快了解损失，因为这样可以让人们获得更高的效用。所以，为什么有人买了一本书，而迟迟不选择将之读完（完成整个消费过程以实现收益）呢？因为“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在他心中的贴现率是负的，他愿意等待、等待、再等待，一直等到一个“心情好、灯光美、气氛佳”的最优时机再完成最终收益的结算，此时的效用收益，也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如果负的时间偏好率也存在数值递减的情况，则这个人会选择在该值递减为零时恰好将此书读完（这里，我们只分析了对于“读书”这一行为期待所带来的效用）。当然，如果出于某些原因（比如他对书籍作者的敬畏），时间偏好率的数值一直居高不下，那么这本书将永远也不能被他读完，他也便成了人们眼中“山买丝读”的藏书癖了。
为什么人们会更倾向于“在度假之前而非在度假之后分期支付金额相等的费用”呢？这同样是由于负的时间偏好率，但其背后的原理要比“藏书癖”稍微复杂一点。在一般的观念中，“度假旅行”和“一本不忍卒读的书”类似，都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也就是说，“等待该消费过程最终完成”这一行为本身便会带来巨大的效用。然而，度假旅行与读书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受气候、闲暇、航班等客观因素的限制，选择自由度较低，不可能被无限期地等待，而后者的选择自由度很高，几乎不受任何客观限制。在预定了酒店航班之后，“度假旅行”这一消费活动的最终截止日便已经确定了，你不可能通过推迟终止时间的方法来延长等待时间以提高等待所带来的效用。所以，为什么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在旅行之前分期把款付清呢？因为人们要通过这一方式来提高等待的“质量”，或者说，是为了提高在等待过程中负的时间偏好率的绝对数值。在行为主体的心理上，“了结度假旅行的分期贷款”与“度假旅行”这两个事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等待的过程中，对于“度假旅行”的幻想和期待会带来正效用；同时，“尚未还完的旅行贷款”也会时时与美好的幻想纠缠在一起，给行为主体造成心理压力，带来负效用。因此，虽然人们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上仍然是不耐的，但为了能够“专心”地去“等待”度假旅行，便选择了提早而非延后付清数额相同的分期款项。显然，“度假旅行”的负贴现率所产生的正效用cover了提前还款（失去金钱）所带来的心理厌恶。
如果考察广义的消费行为，那么存在负贴现率的例子就更是数不胜数，类似“度假旅行”这样的现象也比比皆是——
（天下只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吧最好的留在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上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从恋爱到白头偕老好比一串葡萄，总有最好的一颗，最好的只有一颗，留着做希望，多么好？
引自 钱鍾书 《围城》
钱老笔下的“第二种人”为什么乐观呢？因为“吃最好的葡萄”这一消费活动在他心里的时间偏好率是负的，并且，这种因等待而产生的效用甚至要大于“吃葡萄”这一行为本身的体验效用——正是由于这个原理，在希望中等待的第二种人乐观（处于高效用水平），而在回忆中负等待的第一种人反而悲观（处于低效用水平）。
作家笔下写得妙趣横生的“吃葡萄比喻”当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从生活中观察抽象得出。相信许多人肯定也有过类似于“吃葡萄”的经历，比如“吃盖浇饭”，有时会选择先把无味的大米吃个精光，最后再把美味的浇头一喧(xuàn)而尽。
在以上诸多负时间偏好率的例子中，传统经济学中关于理性经济人“享乐不耐”的假定遭到了彻底的颠覆。理性经济人依然在追求“享乐”，追求最大的效用，然而对某些消费他们却可以拥有异乎寻常的耐心。
前文中提到的行为经济学家George Loewenstein对时间偏好逆转作出了解释，他把这种偏好归因于“来自期待的效用” (utility from anticipation，下文简称UFA)。UFA属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杰克米·边沁(1748-1832)所罗列的十五种快乐的来源之一。边沁在当年已有和今人相似的洞见：一趟旅行，人们能够获得的快乐并不只是旅行本身，还有他事前对旅行的期待。也就是说，“此刻的总效用=此刻的‘体验效用’+UFA”，以“吃葡萄”为例，这里的体验效用就是第二种人吃坏葡萄带来的效用，而UFA是指他于现时在幻想他待会儿可以无碍眼地独享最美味的葡萄所带来的效用
如此，为了最大化两部分效用来源的产出总和，消费者将安排一个恰当的时间来完成最终的消费。Loewenstein假设，人们对于体验效用是不耐心的，所以产生了将消费拉近的动机，但拉得太近就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徜徉在预期未来的甜蜜当中了。于是，这两者就构成了推迟消费的成本和收益。有了成本与收益分析，然后就可以在给定的函数形式下计算最优的消费时机了。
如果将消费的含义进一步延伸，我们甚至可以运用Loewenstein的理论来解释“拖延症”现象背后的理性动机。
大多数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拖延行为，情况严重者，会发展到“不到deadline便完不成工作”的地步。在网络社区上，拖延症患者们甚至编出“deadline才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的口号用以自嘲。
如果尝试用新古典框架内的时间偏好理论去解释拖延症，则可能会把拖延的对象视为一种“负面资产”——像前文中正偏好率假定中所说的那样，人们把总是希望推迟了结损失、推迟“负面资产”的清算。但问题是，把诸如“不喜欢的工作”、“单调乏味的作业”、“胡编乱造的凑数应付的论文”此类的拖延对象视为“负面资产”尚合情理，但若把“为自我提升而制定的计划”、“因兴趣而萌发的新项目冲动”等拖延对象也视同前者，这便令人难以接受了。事实上，拖延症患者的拖延对象并不局限于那些他们所抗拒和不喜欢的事物，他们“拖延一切可拖延的，这只是一种习惯性的拖延”（某拖延症网友语）。即便拖延对象是那些令人厌烦的事物，拖延症患者们也似乎并不总是把拖延而得来的时间投入到他所感兴趣和喜欢的事物中，他更倾向于“浏览社交媒体、玩无脑游戏、发呆……总而言之就是一些单纯kill time的活动。”（某拖延症网友语）。
那么，为什么拖延症患者们不把时间和精力立马投入到他们所真正喜欢和由衷热爱的事物中去呢？为什么在进行此类活动时人们依然会选择拖延，选择一直拖到dealine才去完成呢？理解拖延过程中的UFA，我们便可以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理性动机。
如果拖延对象是“非负面资产”，那么可以套用“度假旅行”的例子来理解这其中的UFA。“譬如正在写作论文的笔者，我将本篇论文的写作拖到了“法定截稿日”的后天——但我本身并不讨厌论文写作，我甚至期待着可以写出一篇逻辑严密又饶有兴味优秀论文，我体验过创作长篇小说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快感，我相信写作论文也能给我带来类似的效用，然而——我并不急于去写作论文，就像我并不急于去继续创作我的小说一样，我在写作这件事上寄予了诸多美好幻想，我甚至对它抱有一丝敬畏的态度，因此我要选择一个最佳的时机来完成这件事，前天不合适，我心不诚；昨天不合适，我意不正；今天正合适，我正意诚心写了一宿，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初稿完成了。”在以上心理路程中，“我”的负时间偏好的绝对数值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最后迈过零坎变正值并一路飙高的过程——“我”自觉“心不诚”时，正是“我”幻想写作心诚时；自觉“意不正”时，正是幻想正意写作时。最终，“我”所选择的最佳消费完成时机是在个体时间偏好率由负转正并快速升高时，这是由于“我”个人的效用函数中，写作此刻所带来的“体验效用”也较为显著。此外，为什么在拖延的过程中，拖延主体总是做一些“不太消耗脑力、也不需要投入精力”的“无聊活动”呢？这正是为了给幻想留出足够的空间。
如果拖延对象是“负面资产”，我们依然可以用负时间偏好来解释。这里，由负时间偏好所引起的期待并不是对拖延对象本身的期待，而仅仅是对“如预计般成功推迟负面资产清算”这一行为动作（以下简记为JHT）的期待。拖延对象本身仍是“负面资产”，人们对其的时间偏好率仍为正，但人们对JHT的时间偏好率确是负的，因为JHT可以是很美好的事物、可以使人感到愉悦——“把明明很讨厌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安排在最后一刻去完成什么的，这种计划最令人兴奋了。我就是要在死线来临的最后一刻再完成任务！你想指责我拖延吗？不，这都是计划的一部分。”（语出某拒不承认自己有拖延症状的拖延症网友）。在这里，类似这位网友的行为主体，他们在头脑中创造了一个能给主体带来正效用的新概念，用以对抗那些给主体带来负效用的固有概念，这是一种对消费行为的创新。类比熊彼特对“创新”概念在生产领域的定义，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这种消费创新：这是一种创造性地破坏，从主观上破坏固有消费元素的排列，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新的组合，从而在既有消费物料的基础上创造出另大脑愉悦的全新的消费概念。生产领域的创新者，熊彼特称之为“企业家”；那么或许，我们可以称呼消费领域的创新者为“消费艺术家”，或曰：“生活家”。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消费行为本身，也可以视同一种特殊的“生产”，只不过，这种“生产”并不产出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财富或者可供普遍分享的精神财富，它产出的产品是一种极度私人化的产品：感觉。
在这个方面，经济学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现成的理论可供参考。《论口味的稳定性》的作者，斯蒂格勒和贝克尔，他们创造了“家庭生产理论”。该理论的大意是如下：
在传统的消费者理论中，消费者去市场上买了东西，人们的偏好是直接定义在“买了什么”上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新古典决策理论的另一边，即生产者理论中，生产者去（要素）市场上也买回来一些东西，资本、劳力、专利技术等等，但他们的偏好并不是直接建立在“买了什么”上的，他们比较的是利润。买了什么和利润之间存在着一个沟壑，这个沟壑就叫做“技术”，也就是说，厂商可不是买回来什么就用，他们还需要用这些买回来的东西去生产。把这个类比用在家庭生产理论中，消费者去市场上买的东西，消费者的偏好也不应该建立在买了什么上，而是建立在这些买回家的东西在家里能生产出什么玩意儿来。
在人类的思想史上，斯-贝的“家庭生产理论”并非独树一帜的全新创造。事实上，贝克尔也曾谦虚地坦言：“虽然家庭生产函数分析提出从根本上重新构造消费者需求理论，但从选择理论的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这似乎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突破。杰拉米·边沁在其1789年发表的《立法原理》中提出了15种“简单快乐”，并把它称为“我们感官之清单”，这些快乐恐怕概括了人的快乐（亦即效用）函数方面的基本争论。……一般说来，这些快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市场获得的产品“生产”出来。”
如此说来，或许“家庭生产理论”应该更名为“头脑生产理论”——毕竟，我们的感觉并不产生于饭桌、马桶、床铺或其它的家庭内的某个地方，而仅仅产生并存在于我们的大脑。
“家庭生产理论”的意义在于它迂回到了19世纪的边沁为新古典经济学中岌岌可危的偏好的稳定性假设作了辩护：人们对于感觉的偏好是稳定的，可变的是消费者（生活家）运用商品生产感觉的能力。理论的迂回并不可耻，扬弃古典学者的思想更是应该被鼓励——尤其是19世纪学者们的思想，那里有许多社会科学的真知灼见。
在研究消费活动中的负贴现率时，中国青年经济学者陈茁(2017)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说：“人们对消费的耐心决定于复制消费体验的难易程度。复制体验的难度越大，人们的耐心越强。”
结合家庭生产理论，这个假说可以帮助我们简单地来区别各类消费活动中行为个体贴现率的正负。简而言之：一般化的、可用货币反复购买的、不需要“生活家”禀赋便能完成的消费行为均表现为正贴现率，比如“买书山倒”（单指购买行为本身），消费者在此类行为中所生产出感觉是普通的、易复制的，此时消费已经单纯表现为对物质资源的消耗，人们对这种消费行为总是不耐的；而特殊化的、难以用货币方式取得的、需要一定“生活家”禀赋才能完成的消费行为则很可能表现为负贴现率，比如“读书抽丝”，消费者在此类行为中所生产出的感觉是稀有的、难以复制的，此时消费更多得表现为“生活家”对物质资源的创造性支配，人们对这种消费行为拥有异乎寻常的耐心。
五、结语
（一）结论总结：
由于系统性的认知偏差，在时间偏好分析,行为主体会表现出短期的高度不耐心和长期的理性,也即是说不耐心程度递减。
本质上，利息是对资源出让者延迟消费所进行的补偿，或者，它可以被视为为自由市场对“耐心”这一品质的奖励。在自由借贷市场达到一般均衡的情况下，市场利率i必然大于市场中所有个体的个人贴现率。
个体时间偏好率存在大小差别的社会学根源在于不同个体所拥有的初始资源量不同。通俗地讲，越富有的个体，其时间偏好率越小，而越贫困的个体，其时间偏好率越大，对一般消费行为的不耐程度越高。个体对现时消费的不耐程度又会影响其在利益谈判中的议价能力，从而，马太效应又借助时间偏好率这一工具肆意逞威：初始时间偏好率的偶然差别会使得富者愈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将“藏书癖”、“拖延症”等现象抽象为特殊化的消费行为，则其背后的理性动机可以用符号逆转后的时间偏好率理论进行解释。结合家庭生产理论，我们可以将消费者视同类似于消费领域的企业家这样的角色，从而符号不同的两种时间偏好率所对应的消费行为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不足之处
除了讨价还价模型的分析之外，其它所提及的理论缺乏较为严格的数学推导，这使得其说服力稍显不足。
没能在理论框架内提出缩小贫富差距的可行方案。没能给出无产者如何有效联合从而提高自身议价能力的有效建议。该节中没有正确运用规范分析的范式。
所有的理论仅为解释现象而提及、发展或创造，没有对其预测能力进行评估。未能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因而缺乏修正相关理论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叶德珠.行为经济学时间偏好理论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10.
[2]Ariel Rubinstein＆Martion Osborne. 讨价还价与市场[M].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
[3]陈茁. “感觉市场”与负贴现率的可能性[EB/OL].知乎专栏. https://zhuanlan.zhihucom/p/25484917,2017-0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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