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十三年，一名齐国的官员被抓捕到长安，将被施以肉刑。所谓肉刑，是指割鼻、断足等以毁坏人的肉体为手段的刑罚。
这名官员名叫淳于意，是齐国的太仓令，然而他之所以得罪，却是因为医术高明，又不肯随便为人诊治，遭人有意投诉。这是一起典型的医患矛盾。
淳于意膝下无子，育有五名女儿，在被抓捕时，一时激愤，破口对她们大骂：“究竟还是要生儿子，现在有个紧急情况，你们一点忙都帮不上！”
其中，他的小女儿名叫淳于缇萦，见状悲伤流涕，跟着父亲一起到了长安。
入京之后，缇萦便即刻上书，书中称：贱妾的父亲在齐国为吏，一国之人，无不称赞其公平廉洁。如今父亲以罪入狱，即将受刑。妾以为，死者的生命不可追回，断掉的肢体不能复生，即使以后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返回到最初的状态了。妾宁愿自己被没入官府，为奴为婢，为父赎罪，使其免受刑罚之苦，得以有改过的机会。
“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汉书 刑法志》
文帝见到这一封上书后，十分同情缇萦救父之心，为此专门下制令称：听说虞舜之时，治理罪犯，只是让他们穿上和常人不同的衣服，并不用刑戮，百姓就受到教化，以此为耻，不肯轻易犯罪，这才是治理天下的极致啊。汉的法律有三种肉刑，而作恶为奸之人仍然禁而不止，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莫非是朕的德行浅薄、教化不够而导致的吗？朕每想起此事，惭愧之至。所以教育缺失，才是百姓陷于犯罪的根源。如今，人一有犯罪，得不到教育引导却先已用刑，即使想改过从善，也没有办法了，朕觉得此事极不合理，值得同情。大凡肉刑，不是断人肢体，就是刻人肌肤，或是终身不育，这难道符合为民做父母官的初衷吗？请御史研究一下去除肉刑，或者用别的惩罚手段代替的措施，推广实行。
其时的丞相仍为张苍，他会同御史大夫冯敬等人商讨后，制定了以鞭笞罪替换肉刑的方法。具体如：本来应当割鼻的，用鞭笞三百下代替；当砍掉左脚的，用鞭笞五百下代替。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降低其他刑罚的措施。
无论《汉书》还是《史记》中，在张苍的上奏里都没有提到宫刑的替代办法，因此就连一些学者也认为文帝时，并没有废除宫刑。例如北魏著名的政治家崔浩，在修定律法时，就说“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但其实同样在《史记 孝文本纪》中最后，景帝元年诏中就明确提及，文帝有“除宫刑，出美人”的德行。因此文帝十三年，去除的三种肉刑，应为劓刑、刖刑和宫刑。
对于去除肉刑这一政策，总体上来说，出发点是惠民的，因此也被认为是文帝的主要德政之一。但实际施行的效果，则未必如愿。因为肉刑一概替换为鞭笞，执法的轻重完全由人掌握。法吏若是看不顺眼，往往一个本来并非死罪之人，承受不到法定的鞭数，就已经被活活打死。即使能活下来，也已被打得不成人形。若是有意放一马，手下稍轻，则形同虚设。这项刑罚的轻重，最终成为了酷吏贪吏手中的砝码。
“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汉书 刑法志》
因此到景帝元年和中六年，又先后两次降低鞭笞的数量，直到把鞭笞五百的降至二百，鞭笞三百的降至一百。
即便如此，鞭笞仍然不是一项十分公平的刑罚手段，故此一直到东汉末、三国时，屡屡有提议恢复肉刑者，不是觉得笞刑太轻不足以惩恶，反而是觉得其实际效果太重。
回过头来看淳于意一案，因为幼女缇萦舍己救父，最终免于受刑。此事在史上被当做孝行广为流传。我们抛除掉一些腐朽的观念来看，女子在勇敢和智慧这件事上，并不比男子差，谁说淳于意这样的“生子必生男”看法，不是一种偏见呢？
另有一个细节可说的是，作为一名当时著名的医者，文帝之后还特意下诏询问淳于意诊病的经验，淳于意将记得的病例姓名、症状、诊断、治疗效果一一如实汇报，皆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是一手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料。
回归正题，去除肉刑，只是文帝在位期间推行法制改革的其中一项措施。终文帝之治，有一项核心的主线，即是一改汉初军功集团占据政府要位的局面，逐渐打造一个由专业法吏组成的官僚系统，如前所述，这既是为了不断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是为了实现政府功能的更好运转。不得不说，文帝既谨慎，又远见，是个心思缜密、步步为营，到了一丝一毫都要设置精准、把控到位的细密地步。
军功集团占据国家的权势地位，是任何一个朝代建立的必然特点，否则难以消解这群人的欲望，一旦措置失当，这群人就会心理失衡而引起政局的混乱。因此，汉初的政府系统，三公九卿，特别是三公，几乎是严格按照建国功勋按资排辈、轮流坐庄的。丞相一职，从萧何、到曹参、到王陵、到周勃、到灌婴，甚至到张苍，再到之后的申屠嘉，都是如此。只有陈平和审食其，是吕后主政时，政由宫中出，把丞相职一分为二，凭私人宠幸加进去的。
文帝即位，正处于军功集团陆续亡故的末期，他有意识地选拔和任用专业法吏，通过改革和健全法制，对外广泛施恩于百姓，极力恢复生产，对内则借法制来打压政敌，加速军功集团的消解。前述周勃被下冤狱一事，即是例子。
李开元先生在《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中，统计了汉各时期三公九卿中法吏出身者的数量统计，高帝、惠吕加起来在位二十二年（刘邦只算称帝后），法吏出身者为零，说明其时建国功臣集团实力雄厚，人员众多，完全没有其他人涉足的余地。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这一数字陡然增加至33人，当然有功臣不断身故的原因，但与文帝刻意为之的努力也分不开。
既强调法，则主管全国司法刑罚事务的廷尉一职，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人必须业务精通，直言善辩，又必须在灵活的范围内强硬持正。
文帝初年所用廷尉，是当初推荐贾谊的吴公，而后期所用廷尉，是历史上更有名的张释之。
《资治通鉴》把张释之任廷尉归在了文帝三年，于是有人认为文帝六年周勃下狱时，当事主官就是张释之。但《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说，张在文帝朝，任骑郎一职，十年都得不到调动。《汉书张冯汲郑传》则采用了《史记》的说法。可见办理周勃案的，应该仍是从文帝二年到文帝六年一直任廷尉的吴公。
骑郎虽为皇帝侍卫，但张释之是凭家资十万这项条件补为郎官的。
“以訾为骑郎，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史记 张释之冯唐列传》
“訾郎”要自备衣饰鞍马，既然久不得升迁，张释之心灰意冷，想想性价比实在不高，打算自己辞职。幸而时任中郎将的袁盎知道他的才能，推荐其补谒者一职，负责接收文奏，通报传达。张释之得到了与文帝进一步交流的机会，便为文帝谈秦汉兴替的原因，文帝称赞他的见识谈吐，又提拔其为谒者仆射。
有一日，文帝参观虎圈，即官方饲养动物的地方，张释之随行。
文帝问主管虎圈的上林尉登记在册的各种禽类、兽类有多少，一连问了十几个问题，上林尉支支吾吾，左看右看，完全答不上来。
见文帝有些恼怒，旁边一名小吏走上前来，对答如流。
文帝道：“官吏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吗，管事的太不靠谱了！”于是回头便令张释之立即升这名小吏为上林尉。
张释之站在那里久久不动。
文帝好奇地看着他。
张释之这才上前，说道：“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什么样的人？”
文帝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但还是回答了：“绛侯是名忠厚的长者。”
张释之又问：“东阳侯张相如呢？”
文帝答道：“也是一名长者。”
张释之道：“绛侯、东阳侯都是人所皆知的长者，他们两人说起事情来，有时也疙疙瘩瘩，辞不成章，哪像这名小吏一样只会逞口舌之辩。当初，秦朝的人事任免，就败在只任虚有其表却无其实之人上，因此只传二世，就土崩瓦解。如今陛下因为一名小吏表达流利就提拔，臣恐怕天下争相效仿，都只学口舌之辩而无真才实学。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陛下的举措，不可以不慎重。”
文帝因此打消了提拔这名小吏的念头。
后世对这件事，颇有非议。许多人都认为小吏尽忠职守，而张释之有矫枉过正之嫌。也有人认为，张释之主要是想再次提醒文帝秦朝所以灭亡之因，所以趁此机会借题发挥。因为从虎圈回宫的路上，文帝就兴致勃勃追问他秦朝执政的弊端，到了宫中，就立刻升张释之为公车令，掌管殿门等的巡逻值勤，更见亲信。
“上就车，召释之参乘，徐行，问释之秦之弊。具以质言。至宫，上拜释之为公车令。”——《史记 张释之冯唐列传》
具体什么原因，无法明晰。但从中折射出张释之的性格是，其似乎是一位原则性较强之人，或许这是他往后被提拔为廷尉的因素之一。
没过多久，太子刘启和弟弟梁王共坐一辆车入朝。按照宫中规矩，经过司马门时必须下车步行，太子和梁王那一日却不知何故，长驱直入。张释之见状，一路追去，拦住二人的车。
涉及到太子犯错，都是极难处理的。首先，身为公车令，本身就负责司马门的值勤，假如不秉公办理，则是失职。所以张释之第一时间上去拦截。之后，要不要上奏此事，又是一个抉择。假如不上奏，则很容易被太子仇敌以此为柄，攻击太子行为不端，同时自己也极有可能被认为党于太子，故行包庇。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自己上奏。最后，该怎么上奏，又是一个最难的问题。自古以来，最难的事，便是处君王父子之间。上奏儿子的过错，实际上是把难题抛给父亲做。更何况，太子不是一般人，他是帝国未来的继承者，你所指责的每一件事不光影响父子感情，更影响帝国命运，当然，也可能影响到自己的生存。
张释之仔细考虑后，把这件事直接上奏给了薄太后。他断定薄太后疼爱孙儿，必不会重罚太子，只会在家族内部消化掉此事。果然，薄太后听说后，责备了文帝，并同时亲自下诏赦免太子、梁王。文帝则向太后道歉，表示教子无方。这件事就顺利地从一件违国法之大事变成了皇族内部家教的小事。即便有人对此事抱有微词，也只能怪薄太后溺爱两名孙儿，张释之顺利地为文帝卸掉了包袱，又保全了太子的地位。可见张释之除了原则性外，行事又颇懂得灵活机变，因此文帝对张释之刮目相看，这件事后，升任其为中大夫。
“文帝由是奇释之。”——《史记 张释之冯唐列传》
一个“奇”字，显示了张释之处理太子事件的不易。只不过太子仍然对此事耿耿于怀，即位后不久便对其贬职，进行了报复。
后张释之任中郎将，随文帝行至霸陵之上。霸陵是文帝为自己选择的陵墓所在，历代皇帝都在上任初便为自己选择身后的风水宝地，依山建陵。
文帝陪着慎夫人，一起登上山，向北眺望。文帝指给慎夫人看新丰道，说：“你看，这条路蜿蜒往东北而去，可以抵达你的家乡邯郸。”其实从邯郸再往北，就是文帝年少时受封的代国。他在代国度过了自己的青葱岁月，命运的诡谲让他意外入京为天子，此时又已过了十数年。他从一个鲜衣怒马的少年诸侯王，变成了头发花白、形容衰朽的一国之君。登上自己的寿陵，生老病死的忧怀、一生倥偬的悲思，让他忍不住凄凄惨惨，长吁短叹起来。
他让慎夫人鼓瑟，自己倚瑟高歌，不知唱的是燕代地区激昂慷慨的状声，还是父辈宛转悠扬的楚声。几曲唱罢，他四顾高山，又想起身后之事，感叹道：“以北山之石作为我将来的棺椁，用麻絮等填满缝隙，再涂以漆料，埋在此山之中，应该无人可以撼动了吧。”
左右侍从见文帝如此动情，都顺着他的情绪，附和道：“陛下说的是啊！”
唯有张释之上前道：“假如山陵石椁中有金银宝藏这些别人贪求的东西，就算把山浇铸起来，别人也会千方百计找到缝隙。假如没有，就算不用石椁，又有何可以担心的呢？”
文帝兴致正高，被当头泼了一盆凉水，倒也没有生气。反而对张释之节葬的建议非常认同，同时对其人的认可，也上升到了又一个高度。不久之后，就拜其为九卿之一的廷尉。张释之任廷尉，应在文帝生命的最后两年。
他在廷尉任上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是文帝有一日在中渭桥上路过，按照天子出行，应该清道警跸的规矩，一行人赶紧在桥下躲避起来。过了很久，其人估计文帝已行远，就从桥下出来，不小心惊动了拉天子乘舆的马，吓得拔腿就跑。后此人被逮捕归案，文帝令廷尉审理。张释之按照法律，作出判决：“一人犯跸，当罚金”。
文帝见到报告，雷霆震怒，道：“此人惊动的可是我的马！幸好御马温顺，换了其他马匹，我早就受伤了！廷尉竟然认为这样的只需罚金？”
张释之冷静地解释道：“所谓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规则。法律规定的是如此，陛下偏要加重惩罚，则法从此就难以取信于民。此人犯跸之时，陛下当场诛杀他，臣不敢说什么。既然你交给我审理，廷尉一职，掌管天下公平正义，我一旦有所偏私，则天下各郡县用法都将随自己喜好有所倾斜，百姓就将手足无措。请陛下体察。”
文帝总算也是个理智而谨慎的君主，心知自己所要的，的确就是如此的执法理念，于是强行按捺住心中的怒火，说道：“的确，这就是廷尉的本职。”
后又有人偷窃高庙中供奉刘邦的玉器，释之又按照法律，判决其人应对斩首示众。
文帝再次勃然大怒，道：“此人偷盗先帝的庙器，实在是大逆不道。我交给你办理，是要你族灭他一家。仅仅按照法律判决，难解我心头之恨，也非子孙孝敬宗庙之意！”
张释之磕头谢罪道：“其人斩首，按照法律已经判得很充分了。判决应以犯罪情节的轻重作为依据。现在偷窃宗庙玉器就灭族，臣斗胆问一句，假如有愚民发掘先帝陵墓，陛下准备再怎么加重惩罚呢？”
这两件事，是专业法吏行使职权的典型事例。也是文帝朝逐渐从军功集团向法吏官僚系统逐渐转变的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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