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见近作《虚构人生》的设计封面效果图，我发给几个朋友，请他们帮着掌掌眼。结果，大家都认为挺好。于是我就回复设计者说：就按这个来吧，估计你们也没法捣鼓出更高级的了。
说《虚构人生》是近作亦非十分贴切，自完稿至今已好几年了。本来它应该在去年成书出版，由于审核工作而迁延，再由更换出版社而拖到此时才给出设计封面。想来审核应该是通过了。本来我可以直接问一下，但我不敢。就像近乡情更怯那样，对于我的文章的审查已在我心里长成一粒小小的丸状舍利子，它坚逾精铁，烧煮不坏。但它不是用来定心的，相反，它让我心慌。
联系人告诉我，现在出版小说审查格外严，很多出版社都不愿意出版小说，第一家出版社毁约即缘于此。她还说，现在散文、诗歌出版比较容易，因为在政治斥候想来，诗歌散文多是风花雪夜、岁月静好的正能量作品，符合时代主旋律。为此我曾多次在朋友面前抱怨说，今后不再写作了，劳心劳力，一无所获，还被当做审查对象，这种感觉可不好，这使我总觉得自己做过什么坏事，在从事见不得人的勾当。
《虚构人生》其实是一篇大致可以归类为情感类的小说，不关涉一点点政治，没有意识形态问题。而准备同时出版的《一千零二夜》是个短篇小说集，几乎是梦呓的笔记，但它却很快审查通过。于是我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虚构人生》是长篇，审查的人根本没耐心看，但又害怕里面影射了什么，所以才产生审查的迁延。这也符合散文、诗歌容易过审的情状。这结论也许有点轻率，但我苦于找不到更好的理由，于是也下不了更好更凝重的结论。可审稿人为什么会看不下去呢？忽然想到这一层，我的心便一下子沉落到深潭里。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没有哪种挫败感甚于他的故事没人感兴趣。
这是个轻浮的时代，也是凝重的时代；是个艰难的时代，也是鬼混唐朝的快乐时代；是令人眼明心亮的季节，也是灰暗而令人迷惑的季节；是个缺乏信仰的季节，也是最执着的季节；我们全都想进天堂，我们全都奔向地狱……
人的一生无论长短，必有幽暗时刻。在那个时刻，会发生一些事，令你不快、痛恨。它难以启齿，不足为外人道。不幸的是，我的幽暗之门打开在二0一九年的五月。在二十日那一天发生了令我非常不快的事情。如果有人留意，会发现从那天起在一些微信群里，我不再慷慨陈词和有趣。我长时间沉浸在不快里，直至岁末年初的新冠疫情才把它冲淡，直至替代。如今我渐渐忘却那个令我长期不快的幽暗时刻，但之前的生趣和快乐再也不能回归我的身上。
对此我想说的是，我的小区开满了被我称之为五月花的石榴，古人所谓“五月榴花照眼明”，说的就是五月花。但不知何时，我竟对这种深红的花产生惶恐的感觉，我在去年完成的小说《五月周末》里借别人之口说出了我的感受。每当我看到千朵万朵压枝低的石榴，总会忽然间毫无征兆想到死亡。那深红，如此纯粹的深红，和我自年幼时便想到的地狱之火完全同色，如今它们开满城乡，开满繁华都市里拥有好听名字的每一个社区，每一条街道。
回忆平生出版的第一本书《故人》是在二零零五年的春季。五月初我参加大学同学聚会。我借了一辆车，在尾箱装了几十本，带到聚会地杭州。那时我才学会开车三个月，一路上提心吊胆，骤然起步和急刹车总令尾箱里的它们一阵喧闹咒骂。好在我有开车天赋，差不多三百公里的路程没出什么交通状况。如今我都不敢想象是如何开着车通过五一假期的杭州城（那时没有导航），开到西湖边的梅地亚酒店住了两夜，然后又把车开到大概是萧山的之江酒店。还记得那天晚上，大伙在酒足饭饱和大吹大擂之后进歌舞厅唱了一个多小时的歌。我也跟着喊了几嗓子，由于心里一直盘算如何开口告诉大家我写了一本书，想把它送给大家看看，唱歌时竟然跑调了五次，高低音都发不出声响。我被天生的羞怯感折磨着。最后还是一知道我机密的同学帮我说出了我的心思。同学们的反应自然不会让我失望。我红着脸，喘着粗气说，写的不好，请大家多多指正，我再为大家唱一首。由于心思落地，我唱出了应有的水准，我记得我唱了齐秦的《虹》，那该算得上一首比较难唱的高亢嘹亮的歌曲。
第二天早上，我们站在大巴隆隆的引擎声里，俞同学拨通了澳洲吴同学的电话，他告诉吴同学过两天他就到澳洲，他要把我的书带给他，因为书里有一篇叫《故人》的文字写的就是他，并用《故人》做了书名。见得作者对同学友情的珍视。俞同学一边说一边扬起《故人》，蓝白两色的封面在五月清早的空气里忽闪。如此一来，吴同学在南半球就坐不住了，他要俞同学把电话给我，要和我说两句。由于机车声太响，通话两端又太远，加上我有点耳背，我几乎没听清吴同学都说了什么。但我能感受到他的激动和热情，最后我听清了一句：但愿明年五月我们能够相见。
次年五月我们并未相见。不是他失言，也不是我不守信。世事就是如此，多数时候我们并不能把握自己。十年之后，我终于在一个下着小雨的夜里见到他。那天夜里，我驱车一百公里赶赴南京和他见面。想到二零零五年的那次相见之约，我对他说，以后我们相约见面不要在五月约，也不要约在五月，因为五月似乎不怎么靠谱。他问我，现在是几月？六月，我回答。老兄哈哈大笑。后来我又见过一次吴同学，是在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在厦门。
十五年过去了，又到了五月，我倒是希望能在本月看到我的两本新书，并把他们寄给好友们（他们愿意用买的方式支付一点辛苦费我不反对），左右手交替按住突突直跳的心脏，等待他们的赞扬亦或是批评之声。
我屈指一算，今年的五月只剩明天一天了，看来书是出不来了。不过也好，出在五月可能会有厄运。六月呢？
（2020.5.29于城西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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