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厉王因“防民之口”使国民不敢说话。但不足三年，人们就暗中相互联系发动了叛乱，袭杀周厉王；他只好逃跑到了彘地。据《括地志》记载，晋州霍邑县本为汉时的彘县，后改称为永安县。此地当时属于晋国。此后，召公即穆公虎与周公二位辅相负责处理政事，他们为此定下一个闪耀史册的年号——共和。即公卿和谐共同修明政事。这个年号至少使用了十四年。司马迁写道：“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即说二位辅相主政十四年之后，周厉王才死在他逃跑去的地方。召公与周公共同扶立太子静为王，此人就是周宣王。二位辅相辅佐周宣王，改进政事，效法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优良传统，使各个诸侯国重新开始朝觐周王室，以周宣王为天子。周宣王十二年，鲁武公前来朝觐。《汲冢纪年》记载：“共伯和干王位”。共是一个方国，伯是爵位，和是共伯的名字，干是篡权的意思。而《鲁连子》则记载：“卫州共城县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为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国于卫也。”上述说法显然与司马迁的记述差异很大。如果这些说法成立，那么召公与周公二相行政之事就不能成立，所谓“共和”也就没有什么政治意义了。从司马迁所述的本义来看，他要突出的是召公与周公二相的历史功绩，对共和之事亦多有赞美。所以笔者认为共和不可能具体指哪一个人。
这个因堵塞民众之口而疯狂的周厉王，曾差一点被愤怒的人们杀掉。在周厉王逃到彘地之后，召公为防意外把他的儿子即太子静藏到自己家中；愤怒的人们得知后竟将召公家包围起来。此时召公勇敢地站出来说：“昔吾骤谏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也。今杀王太子，王其以我为仇而怼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仇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此言即说当初我强烈地劝谏周厉王，但他不听劝，以致于有今天这样的灾难。今天如果你们把太子杀了而我不予制止，那么周厉王岂能不以为我把他当成仇敌而向他发泄怨恨吗？一个侍奉主君的人，即使自己处身危险之中也不应仇恨他，身被怨屈也不应发泄愤怒，更何况我侍奉的是周天子啊！召公不仅如此说，还做出了一个感人至深的行动。他令自己的儿子来代替太子静，才使太子静得以脱险。由此可以看出召公之为人、之勇于担当的精神，看出他胸襟之宽广、之磊落。应该说他成全了周王室，他与周公在共和年间勇于担当、坚守本份的行为，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周宣王不遵守天子亲自耕作以为天下先的祖训，虢国的文公谏议说：“不可。”据《括地志》记载，虢国的故城位于岐州陈仓县东南四十里处。《国语》记述，虢文公说：“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繁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即说民众的大事就在于务农生产，我们供奉上帝的祭品中的精粮须从农事中出；民众的多种生活所需也须从农事中出；国家诸事的供给也都要从农事中出。这种认识恰是以农为本的思想，完全符合农业社会的实际；其实即使今天仍离不开农业生产。周宣王却不予采纳。三十九年的时候，他的军队与姜氏之戎狄部族战于千亩之地，被人家击败。千亩之地就是西河介休县。周宣王崩后，其子宫涅继位，称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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