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晚年定论》09:见不明时，不妨徐行

《朱子晚年定论》09:见不明时，不妨徐行

闻向道之意甚勤。向所喻义利之间，诚有难择者。但意所疑，以为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后见得亲切，却看旧事，又有见未尽舍未尽者，不解有过当也。见陆丈回书，其言明当，且就此持守，自见功效，不须多疑多问，却转迷惑也。

《道德经》讲“上士闻道，起而行之；中士闻道，或存或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同修为的人，在听闻到正确的建议时，做法是不尽相同的。最好的“上士”，听到了便马上去实践。最糟糕的是“下士”，听到了不以为然，因为内心里有一个成见在，因为抵触的缘故，会认为他人的建议是可笑的。当然，绝大多数人属于“中士”，听了没？听了——半信半疑，做了没——犹犹豫豫。

这封《答符复仲》中的主角——符复仲，便属于闻道之后“若存若亡”的“中士”。

听闻您求学向道之心十分迫切、勤恳。您所问及的义利之辨问题，在具体实践中的确有难以辨别取舍的时候。我认为一旦心中有所怀疑，认为可能是出于私欲、私利的，便坚决摒弃就是了。事后自然会看得分明一些，再去看从前的选择，有哪些是当初没有看明白的、摒绝不彻底的，有哪些是因为看不清楚造成失当的，自会一目了然。读您的老师陆象山给您的回信，讲得已经非常清晰到位了，不妨按照他的教导去践行、持守，自然能够见到功效，不必因怀疑而问来问去，反而因此变得迷惑了。

符复仲所请教的“义利之辨”问题，可谓是由来已久。《论语·里仁》中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明了和甘愿遵循的是“义”的原则，小人明了和乐于奉行的是“利”的原则。《孟子》一书中，开篇的“孟子见梁惠王”一文，梁惠王见到孟子后的第一句话便是——老头你不远千里而来，准备给我和我的邦国带来什么利益？孟子大手一挥——“何必曰利”——谈“利”多俗气，还是谈谈“义”的问题比较好。其实，多数情况下，义和利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很有可能是协和的。比如，舜传位给舜时讲的那句“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不能出于公义治理天下，造成了天下困穷、民不聊生，你小子的私利，上天赐给你的福禄也会尽数收回，你个人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当然，“义利之辨”最终讨论的是最后的原则问题。也就是孟子所讲的不能兼得时，该如何选择的问题。孔孟自然是主张人做君子，最终选择“义”的，然而在具体的现实中，许多“聪明人”打着“义”的名号，暗暗地选择了“利”。

朱熹在这里给符复仲的建议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便是“见不明时，不妨徐行”——看不太清楚时，不妨先慢慢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慢慢体会、分辨和调整。当然，做的时候也有一个原则，那便是怀疑是出于私利、私欲的，不用怀疑，坚决摒弃不做。当然了，怀疑是出于道义的，也是不用怀疑，坚决去实行就是了。朱熹的这个原则，多多少少有孔子当年的影子。当年，大家都说季文子这个人不错，能够做到“三思而后行”。孔子则讲“再，斯可矣！”——没必要那样，再斟酌一下就是了。

其实，许多事情都是无法一眼洞穿的。比如上个世纪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到底是出于“利”，还是出于“义”？甚至我们自己所面对的具体事也是如此，比如在某个决策表态发言时我们那些慷慨激昂的言辞，到底本质上是出于私利考虑，还是出于公义？说到底，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甚至我们自己也不是十分清楚。义利之间，有些时候只是纤毫之差，只是一念之别。

见不分明时，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地去“见”，都是见不分明的。不要说“三思而后行”了，再斟酌之后没有结果的判断，十思、百思都不会有绝对的结果，“三思”只是一种徒劳的心理安慰。

见不明时，最好的做法便是小心去做，在做中去觉见、调整、优化。在这里，朱熹显然对符复仲因见不明而怀疑，进而东问西问的做法，持反对态度。他认为，这样做，只会让自己越来越迷糊。

《易经·蒙卦》的卦辞指出，人遇到问题时，最好的状态便是“童蒙”状态，无论“老师”说什么，我都假定老师说得是对的，然后尝试着去做，去验证。见不明的，没准能在做的过程“证明”。所以，见不明时，不妨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