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晚年定论》 33
临川吴氏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为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圣传不嗣，士学靡宗，汉唐千余年间，董、韩二子依稀数语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逮夫周、程、张、邵兴，始能上通孟氏而为一。程氏四传而至朱，文义之精密，又孟氏以来所未有者。其学徒往往滞于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记诵词章为俗学矣，而其为学亦未离乎言语文字之末，此则嘉定以后朱门末学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
以下是吴澄的一篇文章：
天地创造人类，人之所以为人，其根本都在于“德性”。
《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朱熹认为，德性，天理在我心的体现。所谓尊德性，即存心，就是存养扩充我心而与天理一样广大无边，无所不包。所谓道问学，即致知，就是致知而穷尽万物之理。
我心不被任何私意蒙蔽，不被任何私欲拖累，反复推敲已知的学问，切实践行已会的能力，这就是存心，即尊德性。
析理力求精确，处事避免太过不及，理义日日新，不断将未知变成已知，每天谨守礼法，过去没做到的努力做到，这就是致知，即道问学。
不能存心就无法致知，要做到存心又必须致知。朱熹认为基础是致知，“道问学”是为了“尊德性”。哪有凭空能尊德性的，而不去道问学的？哪有凭空去道问学，而与德行不相关的？
但是圣人之学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传承，士大夫治学迷失了本原，自汉到唐千余年间，除了董仲舒、韩愈二人有寥寥数语接近于圣人之道外，圣学的本原变得暧昧不明了。直到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的出现，其学问开始能与孟子的学说贯通，而与圣学一致。二程理学四传到朱子，朱子阐述圣学，文义精密，自孟子之后，还没有人做到过。
但是，朱子的门人往往拘泥于朱子的文字，而埋没了本心。既然如此，世儒只知记诵先圣的辞章，把圣学蜕变为俗学，其治学当然也就难脱在语言文字的细枝末节上纠缠的情况。宋宁宗嘉定年间以后，朱子一门都有这样的毛病，而没有人出来纠正。
前文我们说到，陆澄公开以朱熹的继承人自居，可见他并非要否定朱子，而是对朱子门徒舍本逐末的治学方法不满，而他就是出来拯救朱熹理学的那个人。
显然，陆澄的这种观点与王阳明对朱熹理学的态度，有异曲同工之妙。宋朝理学经元朝而至明，许衡和陆澄被认为是元朝发扬传播朱熹理学的正宗，王阳明在此引用陆澄的观点，无疑是《朱子晚年定论》的强有力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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