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我选择《亮剑》里面对我最有触动的一句台词，非下面这句莫属：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
需要格外提醒注意的是，这句话是楚云飞对李云龙这边的评价。楚云飞很清醒地知道李云龙将来必定会是他最强劲的对手，所以能够给出如此冷静客观的评价。
反过来也是一样，李云龙对楚云飞也持肯定态度。可是，尽管彼此佩服，或者说恰恰是因为彼此佩服，在战场见了面，两个人最想做的事，就是弄死对方——恰恰是因为知道对方是个厉害角色才想要置对方于死地。在这一点上，两个人依然是如此的一致！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看，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绝不在少数。可以说各个时代都涌现过许许多多这样的热血青年。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目光远大，胸怀世界，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人类命运，救民于水火。
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从其本质来说就是一群热血青年面对羸弱的社会现状力图变法图强的生动案例。
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王安石变法是为了一己之私。从他年轻时候就感受到民间疾苦，国家贫弱，外敌环伺。在他看来，如果不进行改变，国将不国，充满了深重的忧患意识，于是他不断上书朝廷，充分论证进行变革的必要性，最终得到了神宗皇帝的支持，开始实行改变。
热血青年总是很多，苏轼也是一个。从他的愿望里，跟王安石并没有本质区别，也是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然而他对于王安石所倡导的具体措施，深感不安，极力反对。
《苏轼十讲》里面比较详细的介绍了苏轼与王安石在整个变法过程中的关系。
其实，王安石的变法能够得以推行，绝不是王安石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上有神宗皇帝支持，下面也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路人，不然只靠他跟皇帝两个人，权力再大也不可能执行下去。
同样的，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也不仅仅是苏轼，也是一个群体。于是就形成了改革派与保守派，于是形成了激烈的党争。
我曾经理想化地认为，不要那么你死我活，不要那么激烈，大家有不同观点，可以坐下来，握个手，然后每个人来杯茶，慢慢讨论，求同存异，总能找到让大家都觉得可行的办法。
然而现实总是在我想象之外。其实不要小看古人的智慧，我辈常人，就算拍马也赶不上。我能想到的，他们早就想到了，我想不到的，他们也都想到了。我相信在一开始他们肯定进行过充分讨论，只是不管怎么讨论，始终达不成完全一致的意见而已。
其实这是符合常识的。毕竟大家讨论的对象，都是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如果眼前放了一块石头，对这块石头的颜色、形状、质地进行研讨，就算颜色再多姿多彩，形状再稀奇古怪，质地再复杂难辨，毕竟就摆在了眼前，只要保持理性的态度，总可以找到一个能让大家都接受的结论——任何一个肯坚持客观评价的人，都能够接受。
然而对于未来，这就很难说了。就算未来呼啸而来，毕竟还没有来，毕竟需要靠想象力去揣摩假设，那就难免见仁见智，难免出现各种看法，无法达成一致。
从私人角度，比如说有十两银子的归属不太清楚，可能是王安石的，也可能是苏轼的，这时候不论王安石也好，苏轼也好，都不会太放在心上。因为他们都是胸怀磊落不大计较个人得失的人，他们面对个人私利，都是肯于让步的，很容易就达成一致。
然而他们在朝堂上讨论的，是关乎整个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有关全部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样的大关头大关节处，那是绝对要据理力争，不肯妥协的。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一方失败，退出权力中心。
其实有宋一代，基本没有出现读书人被残杀的悲剧，要感谢赵匡胤最开始的制度安排，他把不杀读书人作为子孙必须遵守的政治遗产交代下来，保全了无数个类似苏轼王安石者的性命。
苏轼不幸而生在那个时代，让他宦海几次沉浮，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险恶风波。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到黄州安置。虽然神宗死后回到朝廷，但是因为他满肚子的“不合时宜”，依然志不得申。至于后来哲宗亲政，又被贬谪到更远的海南岛，历尽千辛万苦，险些命丧荒郊，就更是悲惨至极了。
苏轼又幸而生存在那个时代，虽然郁郁不得志，自己的治国安民才能得不到认可与发挥，毕竟政敌对他的打击，不过就是流放蛮荒之地。比起别的朝代，实在是轻拿轻放，已经很幸福了。
把目光收回来，落实到现实当中。打工者如何在个人的岗位上发表不同意见，如何面对别人的不同意见，其实都是值得思考的严肃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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