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许纪霖曾说：“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胡适最可敬，鲁迅最可佩，而最可爱的，非林语堂莫属。”
有“幽默大师”之称的林语堂的确是可爱的，无论是写文章还是生活中的言行。林语堂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通达人生、幽默乐天的智者，正如他最喜爱的中国文人苏东坡一样。他为苏东坡写《苏东坡传》，认为东坡是将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相融合而诞生的快活天才。这之中其实就有林语堂自己心灵的寄托。
但林语堂的思想又并非仅仅只有一面，他在80岁写自传的时候，说自己“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他又说自己能以自我矛盾为乐。这句话说得就很可爱，很耐人寻味。林语堂其人其文，究竟如何？
两脚踏中西文化
林语堂出生在福建龙溪的一个乡村牧师家庭，他的父亲在家里同时挂着基督教和儒家的联子，既带着儿女们祷告、做礼拜，又让他们阅读《诗经》等古代传统典籍。中西合璧的家教，给儿时的林语堂种下了贯通中西的文化基因。
林语堂来上海读的大学叫圣约翰大学，是所教会学校。读着《圣经》的林语堂却已不信上帝，但他喜欢学校的神父和老师，从他们那儿学到了一口出色的英语。毕业后，清华请他去做英文教员，在清华的林语堂深感自己中国文化的积淀不足，于是又开始恶补中国文化。
得到清华奖学金后，林语堂来到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师从著名学者白壁德，后又到德国莱比锡大学拿到语言学博士学位。林语堂的阅读相当广泛，他把大学比作一个丛林，自己则像一个猴子，享受着各式各样的果子的盛宴。
留学归国后，林语堂的思想倾向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是一致的。他和鲁迅一样猛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落后的国民性，如“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太重所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落潮，以及林语堂对中国文化传统越来越深的了解，他开始改变偏见，以更为公允的态度比较中西。
凭借渊博的学识及中国文人少有的英文写作能力，林语堂后来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在英语世界成了热门畅销书，许多外国读者正是通过阅读林语堂，才改变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偏见。《纽约时报》赞赏林语堂；“他向西方人士解释他的同胞和国家的风俗，想望，恐惧和思想的成就，没有人能比得上。”
《吾国与吾民》冷静而犀利地剖析了中国人的精神特质、性格心理、社会生活等，如“中国人之德性”一章将中国人德性分为八点：圆熟、忍耐、无可无不可、老滑俏皮、和平、知足、幽默、保守性。林语堂预料这本书将冒犯一些“大爱国家”，他在序言中有一个坦荡的交代：
“我堪能坦白地直陈一切，因为我心中的祖国，内省而不疚，无愧于人。我堪能暴呈她的一切困恼纷扰，因为我未尝放弃我的希望。中国乃伟大过于微渺的国家，无须乎他们的粉饰。她将能调整自己，一如过去历史所昭示吾人者。”
《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英文版
与鲁迅的相得与疏离
谈到林语堂思想倾向的转变，就不能不提及他与鲁迅之间的关系。林语堂归国来到北大时，当时北大教授已分为两派，一派以胡适为首，另一派以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为首。虽然林语堂海外留学时得到过胡适的资助，但他却选择了站在周氏兄弟这一边，加入了他们创办的文学社团“语丝社”。
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林语堂与周氏兄弟更为气味相投，语丝社提倡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文风，也很对林语堂的胃口。语丝时期的林语堂是激进的，在文字上追随鲁迅，大胆发出批判的声音，还画过一幅《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在女师大学潮中，他更是走上街头，与学生一起与军警搏斗。这样的林语堂自然被鲁迅欣然引为同道。
林语堂与鲁迅、许广平等合影
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气氛愈发紧张，对言论进行严酷的钳制。这时候的鲁迅和林语堂开始分道扬镳，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继续以笔为枪与当局作战。而林语堂则撤退下来，逐渐成为隐士，提倡幽默和性灵的文学，曲折地表达对世道人心的不满。但这让性格比较激烈的鲁迅耿耿于怀，在文章中多次不客气地对这位昔日好友进行批评和讽刺。
而面对鲁迅的批判，林语堂很少为自己辩解。两人有过一次和解，但不久又再度闹翻，从此不相往来。鲁迅去世后，林语堂写了一篇《鲁迅之死》，用饱含激情的文字赞扬了鲁迅的战士精神。而对于鲁迅与自己的恩怨，林语堂则写道；“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已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这番言辞是很有民国文人的磊落之风的。
对于一位处在严酷政治环境中的文人，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立场来简单批判他的软弱。林语堂纵然不敢再做战士，但他也并未卑躬屈膝，他能够守住底线，不做那些连自己也看不起的丑陋之事。如许纪霖所言；“终其一生，大节无亏，洁身自好，在那个不自由的时代，也是一种难得的品质。”
幽默•性灵•闲适
评价一位作家，最重要的还是看他在文学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林语堂所倡导的幽默、性灵、闲适的文学，为中国现代小品散文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路子，至今仍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
英文“humor”在当时有多种译法，王国维音译为“欧穆亚”，陈望道译为“油滑”，易培基译为“优骂”，而林语堂译为“幽默”。他解释道，“幽默”即是亦庄亦谐、谑而不虐，是会心的微笑。“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林语堂的译法极富韵味，最终普及开来，他自己也得到了“幽默大师”的称号。
在林语堂这里，幽默不仅是一种语言艺术和文章风格，还意味着一种“真实的，宽容的，同情的人生观”。他认为无论哪个国家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都需要幽默的滋润。没有幽默，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
性灵，简单说就是个人的性情，“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以此个性无拘无碍自由自在表现之文学，便叫性灵。”性灵是与幽默是紧密相连的，提倡幽默，就必先提倡解脱性灵。林语堂认为性灵是文学的关键和核心。有了性灵，文章就有生命力，就有清新的、有活力的文学。
闲适，一是内容上的闲情雅趣，一是形式上的闲谈文体。林语堂所言的闲适是文学贴近人生和近人情的表现，他主张写文章应该像聊天一样闲适和随意，于谈话之中夹入闲情及个人思感。林语堂把幽默、性灵、闲适结合起来，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创作理论。
林语堂发明中文打字机
生活的艺术
林语堂另一名作《生活的艺术》，集中体现了他的创作观念和人生哲学。这本书所写的是中国人的生活艺术，也就是如何享受人生的问题。书中谈及中国人如何观山玩水、品茶、行酒令、听雨赏雪、养花养鸟等。多是生活中的小情趣，而正是这些让生活变得艺术化。
此书与《吾国与吾民》一样成为欧美世界的畅销书，这和当时欧美国家高速工业化的背景是有关系的，人们干着高强度的工作，过着快节奏的生活，精神世界却相当匮乏。《生活的艺术》如一本生活指南，让读者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而这对于当下的中国人也同样适用。
林语堂所谓“生活的艺术”，并非专属于有钱人的奢侈享受。在他看来，生活的享受只是一种态度，关键在于懂得如何享受，而不是物质的多寡。比如林语堂爱吃，但爱的不是山珍海味的酒席，而是街角边的小馆子，就着鸭掌、花生米、炒腰花，与三五好友小斟小饮，海阔天空地闲聊，这便是生活之享受了。
林语堂与妻子廖翠凤
林语堂认为，最高的生活典型是中庸的。在这样的生活里，人应该一半有名，一半无名：懒惰中带用功，在用功中偷懒；穷不至于穷到付不起房租，富也不至于富到可以完全不做工；钢琴也会弹弹，可是不十分高明，仅供自己消遣……
林语堂对于生活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不管你是否同意林语堂的一些看法，都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是一位“生活家”。我非常喜欢《生活的艺术》里的一句话：“纵令这尘世是一个黑暗的地牢，但我们总得尽力使生活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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