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人一定要知道进退”？

为什么说“人一定要知道进退”？

【曾国藩箴言】
和气可以消除人的怨恨，忍耐可以避免灾祸的降临。

一、静能制动

  曾国藩于咸丰七年（1857年）在家守制，由于以前做官时不太顺利。经过一年深刻的反省，曾国藩才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此次反省之后，使曾国藩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历观名公巨卿，多以长傲、多言二端而败家丧生。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

  他总结了这些经验和教训之后，便苦心钻研老庄道家之经典，潜心攻读《道德经》和《南华经》，经过默默的咀嚼，细细的品味，终于大彻大悟，悟出了为人处世的奥秘。这些貌似出世之书，实则讲述了入世之道。只不过孔孟是直接的，老子则主张以迂回的方式去达到目的；尘世间许多棘手的事情，既然用直接的、以强对强的手法有时不能行得通，而迂回的、间接的、柔弱的方式也可以达到目的，战胜强者，且不至于留下隐患，为什么不采用呢？

  曾国藩悟出了老庄和孔孟并非截然对立的，两者结合既能做出掀天揭地的大事业，又可泰然处之，保持宁静谦退之心境。

  曾国藩还认为，凡办大事，以识为主。在人生的进退问题，尤其是如此。人生是一个不断进退的过程，如果在该进的时候不前进，在该退的不回收，就会让自己遭致失败。曾国藩把握了进退的智慧，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这不但成就了他的成功人生，也使他成为一代中兴名臣。

  水性至柔，静能制动，做人如水性般柔顺，方圆学即为水的精神。一滴水的力量看似微小，但滴水可穿石，在时上，它的力量又是无穷的。做人能像水一样以小击大，以柔至刚，表面看起来柔顺，却深藏不露，其实力量无穷。

  “以静能清”，平静的水能当镜子用，照出物体来。如果做人能够做到“心清意静”，便可知常人所不能知，悟常人之所不能悟。静可以修身养性，静观万物，以静治动，静以悟道，宁静致远，静如水，清而无污，柔而带刚。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和鲁国是当两个很重要的诸侯国。当时的鲁国国力比较强大，位居诸国中第二。地理面积也比齐国大，所以当时的齐国不及鲁国强胜。但是在此以前，鲁国插手君位争夺战未获得成功，为此齐恒公一直心存怨恨。

  齐鲁两国因此在长勺开战。当时鲁国的曹刿经观察形势，决定以“静”制胜，他采用的静就是令庄公坚守阵地，以逸待劳。而对方齐军急于求胜，就不惜用强大的兵力上前攻打，连攻三次，在这三次的攻战中，自己士气受到挫伤，战斗力明显大不如从前。

  曹刿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就向庄公请求出兵，一举向齐军冲去，齐军强大的军队此时已不堪一击，连连退后。曹刿看到齐军撤退的时候手忙脚乱，就命乘胜追击。齐军大败。

  长勺之战是一次以弱胜强的战斗。还是历代诸国争战史中一次以静制动的胜利，在鲁齐长期斗争中，鲁国很少取得胜利。这次却是个意外，他这次能取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静制动。静待其变，以静应变。如果曹刿一开始没有让军队静待其变，而是与强大的敌军强硬地打下去，这场战斗根本不会胜利。他们的军队和齐军相比相差太大了，力量悬殊，这种以静取胜的战斗水势一样来得自然，柔顺中显其之强大。

为什么说“人一定要知道进退”？

二、藏锋纳锐

  人生在世，有很多时候会发生对我们不利的事情，当事情发生时，我们万万不能凭一时冲动办事，应该先把自己隐蔽起来，以寻找反击的机会。切勿逞能，而破坏自己的大好前程。如果我们处于弱小一方的时候，我们的翅膀还不足以搏击长空，就应先向对方示弱，在不显山、不露水中慢慢发展自己的实力。这也是以圆制方之术。

  古代，在我国北方边陲，两个部落之间发生争战。结果一个部落被打败，胜利者决定杀死被打败部落里的10岁以上的所有男人，但有一个14岁的男孩却幸免于难。

  当一个首领将矛刺向卧伏在草丛中的这个男孩的时候，却被另一个头目制止住了，原因是这个大男孩看起来很愚钝，当矛刺向他的时候，他仍然傻乎乎地看热闹，却不知求饶，更不知反抗和逃跑。于是，这个男孩幸存下来了，他与其他10岁以下的男童，被当作未来的奴隶幸存下来。

  这个14岁的男孩看到10岁以上的男人都被杀了，自己也在这个范围之内。怎样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呢。一般的人都会跪地求饶。这样的做法势必会让对方杀掉。如果自己是一个非常愚钝的家伙，对方可能会认为他智商有问题，不会有反击的能力，就会放过他。他想到了这些，于是在看到同伴们都被杀之时，他显得痴痴傻傻的。不为同伴悲伤，不为自己求饶。当矛刺向他的时候，他依然是显得痴痴傻傻的。这使得想要杀他的首领看到他的模样就放了他一条生路，使他终于幸存了下来。

  但事实上，那个14岁的男孩非但不傻，而且智慧超群，他的名字叫关山，在他29岁的时候，他率领本族人起来反抗，最终报了血海深仇。当初若不是他装出很呆滞、柔弱的样子，早就被杀死了。可见，在处境不利于生存和发展的时候，让自己不引人注意或者不使人关注，就能保存力量，以便东山再起，另谋大计。

  一些锋芒毕露的人，不管你是多么的聪明，在你身处弱势，或名声在望之时，都要懂得隐藏自己的锋芒。装傻是为了保全自己，是以圆随方，以圆救方。这个男孩用“圆”救了自己，并为族人报了血海深仇，他的“圆”就是让自己不引人注意藏起锋芒。

  古今中外，那些过分张扬、锋芒毕露之人，不管功劳多大，官位多高，多数不得善终，这是尽人皆知的历史教训。

  但在生活中，时常有人稍有名气就到处洋洋得意地自夸，喜欢被别人奉承，这些人迟早会吃亏的。所以在处于被动境地时一定要学会藏锋敛迹、装憨卖乖，千万不要把自己变成对方射击的靶子。

  因此，我们要视名利为烟云，当名利场中的过客，万不能因名利而高人一等。

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对于不属于自己应得的名和利，绝不可要，否则，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沽名钓誉者，即便能暂时获得某些大红大紫的得意和快意，日后真相大白时，也必有无穷无尽的烦恼接踵而来；

其次，对于那些勉强可以得到的名和利，要有一种谦让的精神，将其推让与其他人，这既会增加同事间彼此的友好关系，又是自知之明的一种表现；

再次，即使是自己应得的名和利，也要善于将其化为前进的动力，绝不能使之成为人生的负累、前进的阻力，也不能把名利当作炫耀的资本。我们知道，满桶水不响，半桶水晃荡，绝不能作“半桶之水”！须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因此，功成名就需要一种谦逊的态度，你应该自觉地在名利场中做看客，开拓广阔心境。

为什么说“人一定要知道进退”？

三、与时俱进

  曾国藩善于把握时事的变化。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与时俱进。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和清朝的统治者们一样并没有从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中觉醒，虽然他对于清政府最后向洋人割地赔款也感到痛心疾首，但是他认为这是朝廷的求和之策，并不承认清政府的战败事实，只是谴责那些无能的将领。而这时候已经有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才真正地看到了中外之间的差别，承认清朝廷统治下的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国家了，特别是在兵器方面，更应当学习外国采用新式武器。于是，曾国藩1860年向皇帝和慈禧太后上奏折说，当前，朝廷借助外国的力量助剿、运粮，可以减少近忧；如果将来我们学习外国技艺，制造枪炮和战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更加重要的是，从第二年开始，他便积极开展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主张从外国购买先进的船舶和枪炮。他还派人学习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自己制造枪炮和战船，并和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主持修建了安庆内军械所等一批中国最早的民用和军事工业。除此之外，他和李鸿章等人还积极支持清政府选派留学生去外国学习。

  曾国藩的这些改变可以说是因为他受到了接连几次的失败和清政府丧权辱国的行为的刺激，而看到了中外之间的差距。曾国藩倡议和领导的“洋务运动”在19世纪60年代在全国各处掀起了一阵热潮，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次尝试，为后来培养了一批人才，是为中国现代化的先声。

  与时俱进就是懂得顺应潮流的发展，能够做到随着社会进步的大趋势而向前发展。如果不懂得与时俱进，看不到事物的发展变化，而固执地坚持已有的思想和观念，或者与潮流相反的举动，那么就会最终落后于时代，或者弄巧成拙，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吕氏春秋》中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个楚国人乘船渡江，一不小心，把佩带的剑掉进了江里。他急忙在船舷上刻上一个记号，并说：“我的剑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船靠岸后，这个人顺着船舷上刻的记号下水去找剑，但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船已经走了很远，而剑还在原来的地方。用刻舟求剑的办法来找剑，不是很糊涂吗？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的。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从无机世界到有机世界，从人类文明社会到思维观念领域，都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文中的楚国人，没有看到了船、水、剑的相对位置在不停地变化，忽视、否认了它们不断运动的结果，从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最终没有找到自己的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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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握大局

  曾国藩当过吏部侍郎，他会识人，会用人。他的胆识不及胡林翼，才干不如左宗棠，但是他以气量取胜。左宗棠一辈子不服曾国藩，但是他最后还要说，“谋国之忠，知人知明，自愧不如元辅”，而且还不是在挽联里面第一次说，在奏稿里面多次就说到了这句话，知人知明，谋国之忠，我不如他。曾国藩会看人，会用人，而且能容人，他首先就能容得下这个目中无人的左宗棠，所以说左宗棠最后也是充分地回报他的：保障安徽，清除浙江匪寇，给了曾国藩很大的帮助，曾国藩几次危难，都是有赖于左宗棠的。那么我们还可以概括地来看，办水师是听了郭嵩焘的建议，办现代军工是听了容闳等人的建议，留学出洋是听了容闳、丁日昌等人的建议。正是由于他手下有一批这样的人，他才能够顺应这个潮流，从而先平内乱，再平外患，所以说这些观点，师夷之智，都是被别人先期提出来，他是把它变成了行动，变成了现实。比如说江南制造局，规模是他制定的，经费是他保障的，风吹草动都是他顶住的。有人说，这个江南制造局，造船造得并不精，耗费太多，应该停办，甚至给皇帝上奏说要停办。这个时候曾国藩说，这个制造局是我推广的，造船不精，不等于造船不好，这是为了自强，中国要自强才造船。经费太多不能等于说经费不给。以他的身份这么一说，应该说，对保证江南制造局不被停办，洋务运动不被终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天津教案使他陷入到了人生的最低谷，在接下来的一年半，他做了个什么事情呢？还在天津的时候，他就接受了容闳、丁日昌等人的建议，派留学生出洋，回到南京以后，他不动声色，但同时又是处心积虑地上奏，五次上奏，提出了派留学生出洋的建议，并且把草案全部提上去了，举重若轻地推动了这样一个破天荒的事业。他是礼部侍郎，能够看得出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所以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个月里面，他走出了他人生最远、最大的一步，从他的这个低谷里面起来了。在他的最后的一封奏稿，即把留学生出洋章程上奏的时候，离他的去世仅有15天。15天以后，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最后一个完整的句号。

为什么说“人一定要知道进退”？

五、善于反省

人生在世，外界的事务时时在对你产生诱惑。如何能在熙熙攘攘、物欲横流、世道纷纭的生活中保持自己的本性，而不被改变，就需要我们时时能够自省。

  对于自身的品行来说，曾国藩胸怀壮志，立志成就一番伟业。并且在他如此的雄心壮志的激励下，“截断根缘，誓与血战”，善于反省自己的缺点，几乎每次在理念与欲望相互斗争中挣扎的时候，都能让理性战胜欲望。为了修身养性，他每日静坐，反思己过，潜心修养。

  他还写到要“一日三省，慎之慎之！”通过不断的自省来培养自己良好的品行。他还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为座右铭，来避免自己在人人为名利而纷争的官场中不变质。

  为了能够时时反省，改掉自己不好的习惯，他将自己书房命名为“求阙斋”，取意于求缺于他事，求全于堂上。在他的坚持下，哪怕是在战争期间，日理万机之中，他都坚持每天写一篇日记，在日记中记下白天发生的一切事情和自己的感悟，写得非常详尽。其实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强对自己不断地反省、不断地改过、不断地求知，从而不断地前进。

  曾国藩几十年如一日的修身养性，是他成功的黄金法则。很多后来的名人，在军界中，都受到过他的影响。毛泽东年轻的时候，曾经潜心研究曾国藩文集，对于曾国藩本人，他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晚年的时候，他还评价曾国藩说“他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而蒋介石也十分崇拜曾国藩，认为曾国藩为人处世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还把《曾胡治兵语录》作为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也将《曾文正公文集》作为案头书，一生拜读不辍。而在学界中，梁启超也对曾国藩倾心推崇，曾经说道：“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对于家庭，曾国藩为了避免子孙处于富贵乡中，渐渐腐败退化，他常常言传身教，一生俭朴，日常饮食上除非有客人，总是以一荤为主，穿戴上也非常俭朴，衣服常常是破了就补补穿，很少置办新衣，一件青袍马褂他穿了几十年还没换。他曾经对家人说：“勤俭持家，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饭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

  为了后代能够做到勤俭持家，他根据祖父星冈公的训诫定下了八字家规：书、蔬、鱼、猪、早、扫、考、宝。这八个字的意思就是读书、菜蔬、养鱼、养猪、早起、扫除、祭祀、善待亲族邻里。另外还常常在家书中教导子侄要“勤俭孝友”，等等。曾国藩的家庭教育，可以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家理论体系，并且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家后代人才辈出，没有出现过一个纨绔子弟。后来，他的治家理论传了出去，被很多人家所效仿。直到现在，很多人都还以《曾氏家训》作为家庭教育的蓝本，从中获取治家的宝贵经验。

  对于家中的妇女，他还亲自给家中的媳妇和待字闺中的女儿制定了一份功课单，规定她们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除了把这份功课单贴到内堂让大家时时看到之外，还人手一份。所以曾国藩家中的女子在曾夫人的领导下，每日勤劳持家，打扫、酿造、腌制酱菜、下厨做饭，到了晚上还都在一起纺织。曾国藩每年的衣服鞋袜都是家中妇女缝制，几乎都没有从外面买过。

  古人云：修身齐家。曾国藩不仅在自身的修养上善于反省，时时完善自身，还能从历代官宦之家子孙多有不肖的事实中反省，从而能够言传身教地勤俭持家，教育家中子弟。可以说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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