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终章
《平准书》的故事终结于汉武帝元封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这一年还发生了件大事，汉武帝到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随行人员中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太史令，在随汉武帝完成封禅大典后回到长安，跪在父亲的窗前，接受了父亲司马谈临终前的遗嘱，将《春秋》续写下去。为了模仿《春秋》，太史令司马迁将《史记》的叙事时间下限定在了汉武帝狩猎时获得传说中的麒麟的次年，即元狩元年。但仍有两个例外，一是在《历书》和《封禅书》中叙述了汉武帝确定太初历与封禅泰山的故事，将时间下限延长到了太初元年；二是在《平准书》中为了叙述桑弘羊最终确立平准政策，而将时间下限延长到了元封元年。谈到《平准书》的写作初衷，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
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作平准书以观事变。第八。
这段话里，司马迁对货币及商人阶级的看法还是很准确的。货币的作用是“通农商”，也就是在农业和商业之间构建起流通手段的桥梁。但人们追求货币的极致则是“玩巧”，会变着花样地玩货币拜物教，千方百计的通过兼并等方式增加自己的货币财富，长此以往，则人民在利益驱使下就不愿意从事农业这样的创造价值的生产活动，而会去从事商业这样的交换活动。“币之行以通农商”，短短六个字，将后世多少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对象都容纳进来！至少从字面上，就能想到重农主义、重商主义、货币主义几个政策派别。但以当时人民对经济和经济学的认识，你让司马迁总结提炼出更多的内容，并对未来发展进行预测，是强人所难的。司马迁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最后说“作平准书以观事变。第八。”
《史记》中，《太史公自序》对《八书》的写作的缘起一般是这样的：“XXXX（简要叙述背景）。作XX书第X。”而唯独到了《平准书》，就多了“以观事变”四个字。《八书》虽然是专门史，但在当时，可以看作是司马迁对一些专门问题的研究笔记而已。司马迁作为史学家，能写《平准书》这样的经济史已经殊为难得，让他再从这里面总结出什么东西就强人所难了。《平准书》的创作，反映了司马迁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在眼界上的高瞻远瞩，但“以观事变”则显露出他的历史局限性来。
虽然名为“平准”，但《平准书》中对平准和桑弘羊的记述实在太少了。司马迁写史记时，桑弘羊正位居高管要职，司马迁去世时，桑弘羊还是支撑帝国的擎天柱。但就这样一个人物，《汉书》竟然无传。《汉书·食货志》对桑弘羊的记述除了照抄《史记》以外，不过寥寥数语。
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為御史大夫。
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节俭，然后教化可兴。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乃与丞相千秋共奏罢酒酤。弘羊自以为国兴大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遂与上官桀等谋反，诛灭。
《汉书》中，桑弘羊活脱脱成了一个反面人物。不过这就不是现在要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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