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下了整整一个晚上。清早的天依然灰蒙蒙一片，沙粒般的雪粒连成一根根细丝从天而降，看样子还要半天功夫才得停歇。
母亲开门后踏出门口一脚，深深的积雪没过脚踝，又回到屋里。
“雪下的连门也出不去。别睡了，起来把雪给铲铲去，顺便把柴火也取进。”母亲搓着手推了父亲一把。
父亲经母亲的冰手这么一碰，一边翻身一边把被子拉过肩头，只留出一个脑门。趴在枕头上，从窑洞后面的大镜子里看到雪天分外的光亮。
“把我水烟拿过来。下的厚呢？”
“一夜没停，你想哇。”母亲说着，从炕头把父亲的烟袋递给父亲。“你抽口就起哇，外面还下着呢。”
“嗯，中午不出太阳的话，后晌下矿那道坡滑的牲口不知道还能不能下去？”
“不知道了，反正下的大了。后晌看情况再说哇。”
我还在被窝里窝着，只露出头顶一块。屋外传来父亲铲雪嚓嚓的声响，母亲拿着柴火进门带进来的一股凉气，吹动灶头的塑料布莎莎作响。母亲生完火，把手伸到我褥子下暖手。
“军，起哇。”
“把我衣服放被子暖上，我再起。”
母亲把手伸进我被子里，抚摸着我的后背，拉下蒙在我头上的被子。一股强光晃的眼睛发酸，醒了。
母亲正给我套着毛衣，听到地下“嘻嘻”的声音。我转头看见军乐嗤嗤的笑，他头上戴着厚重的大棉帽，帽檐还挂着雪粒，鼻尖和脸蛋通红。
“笑啥？”
“下雪了，你知道不？”
“你不一脑门雪吗？”
“嘿嘿……”
母亲叠着被子喊军乐上炕，他一屁股坐在灶火旁，我出溜到炕沿边，两个紧挨着商量我们的计划。下雪给大人带来不便，可对我们来说是期盼已久的快乐。
军乐把我的棉鞋踢给我，我一落地把双脚塞进鞋里。提了棉衣，戴了棉帽。两个人追着往外跑。风一样的往文军家跑去，只听得母亲在院子里喊:“大下雪的，又哪儿野去？”
赶到文军家时，正赶上饭点，我们也就在他家一起解决了。很快，塞满嘴催着文军穿戴了棉衣棉帽，从院子里顺一个半锹头，一溜烟飞奔出去。
在村后的长坡上弄一个长长的滑道是我们每年雪后的标配项目。坐在锹头上往下出溜，不断在露出土面的地方重新铺盖上雪，直到整个滑道光滑无比。随后我们仨轮流坐上半锹头往下滑，享受飞一样的感觉。我们会一直玩到出太阳后滑道融化为止。回家后以一顿揍或者骂结尾，因为一天下来我们的鞋和棉裤已经满是污泥。
儿时的我们仨非常要好，家住的也近。我们仨同岁，性情不全相同，都野。
我们是真正的发小，彼此都是人生的第一个玩伴。我们的友情一直维持到不联络为止，这种不联络也并非由于矛盾使然，而是因为时间。
我到今天每每回忆起儿时的情景，脑子中都是他俩的身影。估计他们也是如此吧。对于我们，这就足够了。
我们仨是三个好朋友，我们的父母们也都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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