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初的时候,小宝大病了一场,反反复复的发烧和细菌感染,后来吃药总也不见好,最终只能住院。
老刘听到消息后又定了机票,等到他风尘仆仆的赶来,看到愁容满面的我和家里的一片狼藉:要拿玩具,被子,奶粉,水杯,碗筷,保温水瓶,换洗衣物。他在沙发上找了一块干净的地方坐下,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眉头紧锁。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孩子从来没有住过院,对于第一次他必须要承受的磨难,我们只能接受和忍耐。
傍晚的时候去了妇幼医院,晚上8点钟,护士拿着吊瓶进来了,她抓起小宝的手看了又看,让我们把孩子放到床上,我和老刘使劲按住他不断挥舞的手和脚,硬下心肠不去听他尖锐的哭喊。
针扎在脚上,扎了几针没有扎上,护士低声说了一句“血管太细了呀”丢下我们匆匆而去。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护士,这次针扎在了右手上,我和老刘不得不又一次的按住小宝,终于,谢天谢地,一针扎好了。
护士走后,孩子一直指着手上绑着软针的白色胶带,示意我们给他撕掉,怕他再哭,连忙拿出玩具让他玩了一会儿,也许适才哭累了,看他有了睡意,抱在怀里去走廊里来回踱步,渐渐地便睡着了。
那时已经很晚了,我们在的病房是十楼,这是一间标准的两人房,有两张病床,一个沙发和茶几,还有可以供家属放置东西的衣柜,我们进来时对面的床还是空的。
不知过了多久,晚一些的时候隔壁床来了一对夫妇,看模样已经上了年纪,抱着一个看着足有两三岁的孩子,那孩子的上身穿着很厚的花棉袄,里三层外三层的裹着,脸颊处也热的通红。
医院的暖气开的很足,穿着单衣也是不冷的,我对那个妇人轻声说“医院太热,你给孩子穿的太多了”
她对我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我没太听清楚,她的口音有些乡音,有些不好意思的再问一遍,便翻过身转身睡去了。
第二天一早,医生来查房,那时小宝还没醒,我和老刘轻轻拍着他继续睡觉,听到医生对那对夫妇说“早一点来医院啊,孩子的病是能耽误的吗,说不定要做腰椎刺穿,判断是不是神经导致的下肢瘫痪……”
那个母亲只是眼睛含着泪,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我也不知道啊,那天他被两个姐姐带出去玩,不知道去了哪里,摔了一跤就再也不会走路了”
医生走后,她问我和老刘“这里住院能出去吗,我和他爸明天要带他去找个神婆看一看”
我听后一愣,看了一眼老刘,“按规定是不能私自出院的,但你要是有急事也可以,赶在输液之前回来就行,只是……”
“你还是先带小孩先去综合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吧,看是不是腰椎出问题,还是神经的问题,如果医学治不好,你再考虑去找神婆也不迟”
她听后低低的说了一句“哎,这都花了好多钱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家里还有两个大的,等着我回去做饭”
她的丈夫也是一个极朴质的农村男子,他们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没有对话,只是沉默下去。那个孩子,也仿佛什么都听不到似的,直挺挺的躺在床上,看着高高的天花板。
下午吃完饭,医生找他父母谈话去了,病房静悄悄的,他尚不知道我在看他,正在低头玩玩具,也是沉默,并着有些呆滞的眼神。他还太小,还不能理解钱这个概念,可是父母沉重的哀叹声竟然也进入了他的灵魂里。
那天晚上,小宝翻来覆去睡的很不安稳,我准备去开水房里接热水冲奶瓶,准备给他喂奶,打开床头的夜灯,一眼看到对床的那个母亲,我愣住了。
她坐在床头,看着孩子的睡颜默默垂泪,看到我起来,忙用袖子遮住,侧身躺下。
我冲完奶瓶回来时,她仿佛已经睡着了,只有我知道,她哪里能睡得着。
住院的第十天,主任医生来到我们这个病房,那孩子的病情仿佛很严重,医生建议他们早点去西安办转院治疗,千万不要耽误了孩子,最好找专门看神经方向的专家。
他们听后,脸色铁青,很是后怕的样子。
然而那天,也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们,小宝出院后,我无从得知那个孩子最后怎么样了,是不是出院了去找神婆看,还是去了西安的医院呢?
无论选择什么样的治疗,都是新一轮的折磨,孩子受的苦和罪最终都要折射到母亲身上去,这毕竟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
记得之前有一次在医院,也是见到一个母亲,孩子的牙齿磕断了,要做缝合手术,孩子大哭不止的问那个年轻妈妈“妈妈,妈妈,我不想去做手术,我不想去做手术”
而那个妈妈能怎样呢,是她亲手把昏迷麻醉的药喂到孩子的嘴里。
我们都是第一次当妈妈,心里面都是柔软,心外面都是坚强,因为孩子,我们不得不要的坚强。
这让我想到那个孩子母亲的眼泪,那个在午夜的无人知晓的泪水,让我既感到震撼又凛然,这个世界的每个人的人生,如果都被谱写成故事,那一定是一本又一本哀婉又动人的生活史诗吧。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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