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秋季，我考上了高中，学校离家三十多里路程，需要住校。
宿舍是学校附近一户农民废弃的窑洞，没有床板，在地上铺上厚厚的一层麦草，上面铺上从家里带来的被褥，就成了我们的床。父亲怕我受凉，在家中做了一个厚厚的草垫子，大哥还给我带了狗皮褥子。我的床比其他同学高出一大截。
最难熬的是冬天，宿舍里没有取暖设备，一回到宿舍，大家都会马上上床，钻进被窝里好久了，还冷得上下牙齿“咯咯”的磕碰着，一直到半夜身体才会逐渐暖和起来。
每周星期天，家里人要一次给我们做够六天的干粮。大多数同学的干粮是玉米面或高粱面做成窝窝头，只有家里条件好的同学带的是小麦面馒头。
那时，到了午饭和晚饭时间，开水房是学校最热闹的地方。学校没有派人维持秩序。一下课，一百多名同学端着搪瓷缸子，争着抢着前来打开水。人多拥挤，不时会传来有人被开水烫着后发出的尖叫声。一些瘦小体弱的同学挤不到前面去，只得等到同学们都离开后，打来一杯已经混浊的开水，澄清后就成了凉开水。
我虽然个子高，但是力气小，挤不过别人。我的一个堂侄，从小和我一起长大，他是班长，在同学中间很有威望。只要他看见我去打开水，就冲着挤成一团同学们喊：“我嬢嬢打水来了，请让一让！”大家立即给我让开一个通道。所以大多数时间，我都能顺利打来开水。
冬天最冷的时候，馍被冻成了冰坨，吃的时候要放到桌子上，找来坚硬的东西把馍砸碎，再泡在开水里吃。夏天，从家里带来的馍两三天后发霉长毛了。这时，我们宁可吃发霉的馍，也舍不得扔掉，否则就要饿着肚子上课。
和同学们比起来，我算是比较幸运的。虽然母亲长年有病，无法照顾我。可是大哥大嫂对我照顾的十分周到，每周星期天，大嫂都会给我准备充足的干粮。
除了生病的母亲，家里其他人吃的是黑面和粗粮，而大嫂给我准备的干粮，是在玉米面里掺上一半白面烙成的饼子。大哥专门给我买了煤油炉子和铝锅，让我从家里带上白面，在学校附近的油田单位换面条煮着吃。
我的这种待遇，在全校找不出第二个。班上有几个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同学，为了改善生活，从家里带来的面，换了面条后，借我的煤油炉子和锅煮面条吃。
我们家虽然住在公路沿线，可是因为家庭困难，连几毛坐车的钱都拿不出。我们往返学校，主要靠步行。从家到学校三十多里的路程，步行三个多小时才能到达。
那时，在村里上学的几个伙伴中，只有那位当班长的堂侄骑自行车上学。和我一起步行上学的伙伴中，有一个叫青莲的女孩子，他们家是从县城下放到我们村里的。
青莲长得很漂亮，身材纤细，圆圆的脸上镶嵌着一对漂亮的大眼睛，红红的嘴唇像是总口红染过似的。堂侄高高的个儿，四方脸，皮肤很白，眼睛又大又亮，也是一个帅小伙。他俩打小关系就好，堂侄一直很照顾她。
堂侄要帮家里干活，他往往比我们迟走一两个小时，我们在半路相遇时，堂侄总要停下车子，把我们三人的干粮放在他的车子上，骑着自行车快速离去。
不大功夫，他就会返回来，在他的身后，还跟着两名骑着自行车的同学，我们三人坐上他们的自行车，一起向学校赶去。
因为沾了堂侄的光，我上学只需要步行不到一半的路程，每周星期六放学回家，二哥或者妹妹骑着自行车到学校接我回家。
我们升入高中那年，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国家开始重视教育。但是，由于许多错假冤案被平反，我们学校里的老师，有的回到了大学任教，有的回了城。学校师资力量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甚至物理、化学都停了课。
后来，中途调来的老师，有的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有的是在文革中犯了错误，回乡当了多年的农民，我们一时无法适应他们的教学方法。
高中两年，我的文科成绩不错，理科中，只有数学成绩还不错，理化学得一塌糊涂。高中参加高考，虽然过了预选分数线，正式参加考试时，名落松山。
虽然我在求学过程中遇到了种种磨难，但在现在看来，正是因为这段经历，磨练了我永不服输的坚强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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