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后是Terbank的主楼）
十多年后重返Leuven大学，那天是个星期天。住下来后我就拿起相机去找“学生之家Terbank”——那是我们度过五年美好时光的地方。夫人和孩子们都让我照点相片回去给他们看。
Terbank像一个中世纪的小城堡，是一个被绿地和树林包围的世外桃源。主建筑是一个山字形的楼群，应该有几百年历史了。早期它是一个修道院。现在中间的教堂还在，有上下两层。下层做了仓库，装有一架不知何用的小飞机，上层被用着开舞会的礼堂。室内巨大窗户上彩色玻璃画透过神秘光线，给人一种时光穿越不知今宵何年的恍惚感。
大楼一层是已婚研究生的公寓，二层、三层和四楼是单身学生宿舍。房间的窗户都很大。比利时的学生们学习一般愿意去图书馆或者咖啡馆，如果是在自己的宿舍，经常是打开窗户骑在窗台上，楼上楼下一起讨论功课，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形成了一道养眼的风景线，像是挂满了金发碧眼美女帅哥的大壁毯。
大楼傍有一个足球场，因为学校的运动场地太多了，很少有人在这儿踢球，学生们偶尔在这里玩玩飞盘。足球场边有一片苹果园。大概是因为人工贵，没有人管理，苹果渐渐长成野生的了，纤维素太多，口感不好，因此没人收获。成熟时一地都是苹果，偶尔有人捡回去做苹果酒。
（苹果树长成了大树）
靠近大楼的草地上有几棵高大的樱桃树，樱桃又大又甜，同样没人收。打樱桃成了有孩子的中国留学生家晚饭后的保留节目。逞能的父亲们奋力将木棍或自行车外胎甩到树上去，黑亮的樱桃和孩子们的叫喊声洒落一地。夫人们则心疼大树，劝道：“别打了，孩子们的小桶都装不下了。”
阿拉伯留学生看似比较文明，不声不响绑一根竹竿去摘，却是狠狠地收获！奇怪的是本地学生从不参与，路过也会看着兴奋的孩子们微笑。不知道是文化差异，还是有意识地把快乐留给孩子。
大楼的地下室分为两段。一段是学生们自己开的酒吧，总是传出低沉而穿透力极强的音乐。另一段是学生食堂。Terbank给单身学生提供免费早餐。我刚住进去的时候也是一个人。早餐很丰盛，有各种各样的面包，果酱，巧克力酱，黄油，奶酪，水果，煎煮的鸡蛋；饮料有牛奶，巧克力奶，果汁，咖啡。早餐不限量，原则上是不准带走，但总有一些学生偷偷地包走。管理员也视而不见。那些年学校食堂的浪费很大，摆出来的食物没有包装的都要扔掉。看着黑色垃圾袋里完好的面包真叫人心疼。
说到面包，我想起当年路边的“自动面包箱”。当地人喜欢吃刚出炉的面包。他们会像订报一样订面包。面包房清早把烤好的面包放在箱子里，订户们开箱取走自己的一份。面包箱是不锁的。
Terbank的管理人是一个40来岁的女士，她善良慈祥，领养了四个孩子，都是有色人种。她还放养着一只孔雀，倒是经常开屏，只是羽毛稀疏不很美观，而且叫起来声音极不动听。
心地善良是Leuven人的共性。这是一个有600年历史的天主教大学校。在这学习能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教授收博士生时首先要替你找到奖学金。学校的住房很便宜。教授的夫人们一般不工作，成立了一个叫做“ICC”的国际联系俱乐部，成天开着车找募捐，收家具、炊具、衣物、被具，然后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学生。她们唯恐陪读夫人们感到无聊，几乎每天都组织她们活动：学语言，学园艺，学陶艺，学烹调，参观游览等。
（我家的饭局。大门和两个窗户是我家，宽敞的学生公寓）
我夫人因为喜欢美食，家里总是有朋友来蹭饭，经常是十几个人的饭局，好在我们的客厅超大。她还是学生会的生活委员，也在比利时电视台教中国烹调，做过当地一个杂志的封面女郎。我也在那段时间扮演过比利时一个著名电视剧中的非著名角色，这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演员经历。
（夫人和孩子们的演出之后)
因为日子安定美好，我们住Terbank的几家中国学生都动起生二胎的念头。国人喜欢跟风，一家接一家付之行动。到后来Terbank的二胎率达到百分之百。奇怪的事，基本上都是“花着生”----老大是儿子的生了女儿，老大是女儿的则生了儿子。有一位计算机博士生算了一下，说这种几率是极其微小的。不知是不是沾了Terbank宝地之光。
（骄傲的父亲们---比起孩子来，学位真的算不了什么）
在Terbank生孩子也不愁带。学校的幼儿园最早可以收两个月大的婴儿。为了照顾用功的学生，幼儿园7:00就开门。从Terbank到最近的幼儿园，De Villa， 直线距离只有200公尺。不知道是不是宗教原因，幼儿园的老师都很有爱心。我女儿姗姗是一岁半去的比利时。因为以前没有离开过母亲，又不懂语言，她在幼儿园哭闹不止。姗姗的老师是Erna，全时间特殊照看她，每天给她写详细的看护日记。她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五岁时孩子随我们搬到瑞士后，Erna还和她先生一起去看望姗姗，在我们客厅里支起登山帐篷住了几天。
（Full-time 哭泣的姗姗和她的老师--Erna）
不光是离幼儿园近，Terbank离我们的院系也不远，上学上班很方便。我们的邻居陈华是个才女。她居然坚持每天回家睡午觉，怀着女儿拿了一个硕士学位，怀着儿子又拿了一个博士学位，还是高难度的电子系博士！见她下午从小学校骑自行车接完老大后，再提个篮子步行到幼儿园把老二拎回来，夫人们打趣她说：“可别再读了，再读下去，你还得生多少啊！”
才女毕竟是极少数。Leuven大学作为欧洲三大古老大学之一，要求很严，学位难拿。大多数留学生们平时压力都很大，周五晚上终于可以放松了。我们六对夫妻聚在一起打“鹈鹕”。据说是南京发明的，六个人打三付牌，一家只能上一个，另有六位等待接替。打牌是手段，发泄才是目的。经常是争得面红耳赤，吵得地覆天翻；好在大家如同兄弟姐妹，不会伤害感情。几个小时下来，声嘶力竭、酣畅淋漓，把积累了一周的压力荷尔蒙通通发泄掉，然后回家轻轻松松睡一觉，再开始新的拼搏。
转眼走过建筑系的古堡、水车和小桥，眼前是这条长长的林荫小道。小道的尽头我依稀看到了托儿所De Villa的小红房。没错，是它！可是到了跟前却找不到Terbank的主建筑，只有几栋现代化的高楼和停车场。我一下懵了----是记错地方了吗？不会吧，这条路我梦中也走过无数回了！
无奈，我问了一个路人。他告诉我，Terbank被拆掉了！旁边财大气粗的IMEC（微电子中心）扩展买下了这一片土地。啊，中世纪的淑女终于死在了现代爆发户的手中！梦里的Terbank，这回真的只在梦里相见了！
后来的日子我有意识地沿街寻找“面包箱”。一个也没找到——毕竟时代变了。不知道人心有没有变？
写完了上文后我发到鲁汶朋友群。朋友们发来一张Terbank娃娃坐地玩泥巴的照片。这三个孩子现在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律师，另一个是硅谷工程师，看来Terbank并没有完全消失----至少在孩子们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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