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作者卢昌海，来自作者个人主页：http://www.changhai.org/

前些天我在微博上以 “不是王子， 胜似王子” 为题发了一幅 “数学王子” 高斯 (Carl Friedrich Gauss) 的相片， 并感慨了一句 “时常觉得， 生活在这样的人物之后， 欣赏他的智慧， 是一种荣幸”。 在有关那条微博的讨论中， 有读者因高斯而联系到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并引了后者的一句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予我的比任何科学家都多，比高斯还要多。”

众所周知， 高斯是黎曼 (Bernhard Riemann) 的老师， 也是包括黎曼几何在内的微分几何的先驱， 而黎曼几何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提供了数学工具。 从这个意义上讲， 高斯给予爱因斯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但爱因斯坦却宣称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Fyodor Dostoyevsky) 给予他的比任何科学家都多， 甚至指名道姓地令高斯 “躺枪”， 这实在是很出人意料的。

爱因斯坦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本文就围绕这一问题来略谈一点历史。

爱因斯坦这句话不仅令普通读者好奇， 对崇尚国家荣誉的苏联学者更是莫大的召唤， 曾吸引他们做出大量努力， 试图解读爱因斯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注一]。 我们先从他们的努力说起。

苏联学者的解读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不妨罗列一些： 比如解读之一是认为爱因斯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致力于寻找宇宙和谐； 解读之二是认为爱因斯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探索世界的视角都是非正统的， 都在悖理和正常之间寻找关联； 解读之三则干脆将爱因斯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模式化为： 没有一种健全的科学不带诗意， 没有一种健全的诗歌不含科学。 很明显， 这些解读全都有大而无当的特点， 既难作过硬的论证， 也很难具体地反驳。 苏联问题专家武辛尼奇 (Alexander Vucinich) 在《爱因斯坦与苏联意识形态》 (Einstein and Soviet Ideology) 一书中将这些解读很贴切地称之为 “依靠臆想多过逻辑” 的 “印象派陈述” (impressionistic statements)。

当然， 比 “印象派陈述” 更具体的解读也并非没有， 比如——也不知算是夸奖还是高级黑——被称为 “人文学家中的科学家， 科学家中的哲学家” 的苏联学者库兹涅佐夫 (Boris Kuznetsov) 就对爱因斯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做过很具体的挖掘， 还写过篇幅超过百页的专著。 他的解读之一是认为爱因斯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对几何的运用上存在相似之处， 前者将欧氏几何与非欧几何这对矛盾引进了科学， 后者则将同样的矛盾引进了文学。 理由呢？ 库兹涅佐夫举出了陀氏笔下的卡拉马佐夫 (Ivan Karamazov) 这一人物曾哀叹自己无法超越三维空间。 可惜的是， 这种解读虽然具体了， 却实在很拙劣， 因为 “哀叹自己无法超越三维空间” 跟 “欧氏几何与非欧几何这对矛盾” 根本连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因为几何的欧氏与否根本不在于维数)。 库兹涅佐夫还进一步宣称卡拉马佐夫试图超越三维空间是对相对论的预示， 这显然也是驴唇不对马嘴的牵强附会 (因为相对论的第四维乃是时间， 卡拉马佐夫本就生活在那样的第四维中， 无需通过超越三维空间来 “预示” 它)。

因此苏联学者的上述解读不是大而无当就是牵强附会， 而且退一步说， 哪怕全都成立， 也不过是指出了爱因斯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相似， 而不足以说明爱因斯坦为何会说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予我的比任何科学家都多， 比高斯还要多” 这样的话。

苏联学者的解读既然没产生有价值的结果， 我们不妨换一个更务实的角度， 看看爱因斯坦本人究竟说过什么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 毕竟， 要想搞明白爱因斯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 爱因斯坦本人的话是唯一的第一手资料 (陀氏去世时爱因斯坦才两岁， 因此陀氏不可能说过有关爱因斯坦的话)。

我们先看信件。 我查了一下， 在《爱因斯坦全集》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迄今收录的全部信件中， 爱因斯坦总共只在四封信件中提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 其中第一次是在 1918 年。 1918 年的 3 月 28 日， 爱因斯坦好友贝索 (Michele Besso) 的儿子维罗·贝索 (Vero Besso) 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向他推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表示自己 “怀着喜爱和敬佩之心” (with fondness and admiration) 读了陀氏的《死屋手记》 (The House of Death)， 并打算读他的其他作品[注二]。 从维罗·贝索的推荐在先及爱因斯坦的回信语气来看， 这应该是爱因斯坦初次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注三]。 除泛泛的溢美之词外， 爱因斯坦在信中只写了一句针对具体内容的评论， 称陀氏 “毫无遮瞒地描述了人生的苦难” (he reconciles, without hoodwinking life's tribulations)。

爱因斯坦再次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两年后的 1920 年， 先是在 3 月 26 日给朋友仓格尔 (Heinrich Zangger) 及 4 月 7 日给同事艾伦菲斯特 (Paul Ehrenfest) 的信中以几乎相同的文字提到了自己在读陀氏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 并称此书是他读过的 “最精彩” (most wonderful) 的书。 稍后则在与前信仅隔六天的 4 月 13 日给艾伦菲斯特的另一封信中近乎矛盾地表示自己特意未读《卡拉马佐夫兄弟》， 以待能全心投入该书的那一天[注四]， 他称自己正在阅读的乃是陀氏的《白痴》 (The Idiot)， 并以 “最伟大” (the greatest) 和 “最精致” (the finest) 形容了该书。 这三封信都不包含任何针对具体内容的评论。

爱因斯坦在信件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四次提及都很普通， 虽不吝使用溢美之词， 却极少作具体评论， 甚至不在意语气的前后自洽， 是典型的私下随感， 而非一本正经的论述。

除这四封信件外， 爱因斯坦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据有关学者查考——总共只有两次， 且都不是爱因斯坦亲自撰写的。 其中第一次出自波兰哲学家莫兹科夫斯基 (Alexander Moszkowski) 1921 年出版的《探索者爱因斯坦： 通过与爱因斯坦的对话解读他的工作》 (Einstein The Searcher: His Work Explained From Dialogues With Einstein) 一书， 那句极受苏联学者青睐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予我的比任何科学家都多， 比高斯还要多” 便源自于此。 莫兹科夫斯基的书记述了作者跟爱因斯坦的私人谈话， 从这个意义上讲乃是 “孤证”。 不过该书发表于爱因斯坦在世之时， 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其为杜撰的可能。 但另一方面， 将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予我的比任何科学家都多， 比高斯还要多” 这句话单独拿出来却有极大的误导性。

为了看出这一点， 让我们对这句话的背景及上下文做一些介绍。

当时爱因斯坦与莫兹科夫斯基的讨论话题乃是艺术， 爱因斯坦表示自己并不认为科学是快乐的最大源泉， 两人围绕这一观点展开了对话， 莫兹科夫斯基作了如下记述：

“就我个人而言，” 爱因斯坦说， “我从跟艺术作品的接触中得到了最大的快乐。 它们给予我的快乐， 在程度上是从其他东西中得不到的。”

“这真是出人意料的事情啊， 教授！” 我惊呼起来， “倒不是我对您的艺术鉴赏力曾有过任何怀疑， 因为我足够经常地看到过好音乐对您有多大的感染， 以及您亲自演奏的兴趣有多大…… 但您若不说， 我绝对猜不到您会将这种点缀性的东西视为最大的快乐源泉。 不过您的说法似乎包涵更广， 也许甚至还不限于音乐？”

“此刻我想到的乃是文学。”

“……您指的是一般的文学， 还是想到了某位特定的作家？”

“我指的是一般的， 但假如你问我目前最感兴趣的是谁， 我必须回答： 陀思妥耶夫斯基！” 他以越来越强调的语气重复了几遍这一名字。 然后， 仿佛是要给所有可能的反对意见以致命一击， 他补充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予我的比任何科学家都多， 比高斯还要多。”

接下来， 莫兹科夫斯基将话题引向了艺术与科学的比较， 向爱因斯坦请教了艺术与艺术家的关系是否比科学与科学家的关系更独一无二， 比如是否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会有《卡拉马佐夫兄弟》， 而没有高斯仍会有其他数学家做出高斯的发现[注五]。 然而在讨论中， 爱因斯坦再次强调了话题的核心乃是艺术带给他的快乐， 并且表示：

“……面对艺术作品时， 深深吸引我的是道德的印象和升华的感觉。 当我表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偏爱时， 这些伦理因素才是我所考虑的。 我没必要进行文学分析， 也无需寻找心理上的微妙性， 因为所有这类研究都无法穿透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作品的核心。”

在讨论的最后， 爱因斯坦将他从艺术中得到的快乐命名为 “伦理的满足” (ethical satisfaction)。

这就是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予我的比任何科学家都多， 比高斯还要多” 这句话的来龙去脉。 从对背景及上下文的这些介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句话里的 “给予” 乃是给予快乐， 爱因斯坦谈论和对比的仅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高斯给予自己的阅读的快乐， 或所谓 “伦理的满足”， 而不是诸如对自己工作的影响[注六]、 或与自己观点的相似之类可供深挖的东西。 事实上， 爱因斯坦那句 “没有必要进行文学分析， 也不必去寻找心理上的微妙性” 几乎是对后世苏联研究者的一种先见之明的否定。

含义既已澄清， 文章本可就此结束， 但标题既然取作了 “爱因斯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不妨也介绍一下爱因斯坦有关陀氏的另一次——也是目前已知的最后一次——评论。 那也是对话， 发表于 1930 年， 参与者除爱因斯坦外还有数学家苏利文 (J. W. W. Sullivan) 和作家墨菲 (James Murphy)。 那篇对话的标题为 “科学与上帝： 德国对话” (Science and God: A German Dialogue)， 也明显不是爱因斯坦亲自撰写的。 在那篇对话中， 苏利文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宗教作家的写作目的乃是解决人类的苦难问题， 并问爱因斯坦是否认同。 爱因斯坦对将陀氏视为宗教作家未予否定， 但表示陀氏的写作目的只是清晰地展示精神世界的神秘， 而非解决苦难问题。

爱因斯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最后一次评论其实是由苏利文引发而非他主动提及的， 事实上， 与上述对话的发表几乎同时， 爱因斯坦自己在《纽约时报杂志》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上发表了一篇主题相同的文章， 题为 “宗教与科学”， 那里就完全没有提及陀氏。 可见， 陀思妥耶夫斯基虽是爱因斯坦推重过的作家， 但在他亲自撰写的文字中， 除那几封时间跨度不足两年的泛泛推重的信件外， 哪怕在谈论社会、 宗教等人文话题时， 也从未提及过， 更未引述过后者的哪怕片言只语， 这跟他在很多文字中反复提及马赫 (Ernst Mach)、 斯宾诺莎 (Baruch Spinoza)、 康德 (Immanuel Kant) 等哲学家及诸多前辈或同时代的科学家， 引述他们的观点， 甚至为他们撰写专文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种对比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予爱因斯坦的确实只是阅读的快乐， 而不是观点上的影响， 甚至连相似也谈不上， 同时也反映出了苏联学者针对爱因斯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关系所做的发掘乃是一种过度解读。

注释

1.当然， 苏联对爱因斯坦并非一直是推崇的。 事实上，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曾出现过 反相对论运动。 但政治的闹剧是短暂的， 爱因斯坦的声望却是永恒的， 在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又重新树立了起来。

2.爱因斯坦的这封信没有标注日期， 《爱因斯坦全集》的编辑只能依据它是对维罗·贝索 3 月 28 日来信的回复， 而将写作日期确定为 “1918 年 3 月 28 日之后”。

3.1918 年的爱因斯坦已完成了广义相对论的创立， 年龄则已接近 40 岁， 思维早已定型。 因此这如果确实是爱因斯坦初次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 则哪怕不考虑后文那些更直接的论据， 仅凭这一年份亦可基本排除爱因斯坦在科学上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可能性， 甚至在其他方面受到实质影响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4.如果一定要调和此处的 “未读” 与前两封信中的 “读” 之间的不自洽的话， 也许只能将此处的 “未读” 理解为 “未读完”， 因为爱因斯坦在 4 月 7 日的信中曾说过一句 “真可惜我很快就要读完此书了”， 以即将读完为撼。

5.读者也许对爱因斯坦如何回答莫兹科夫斯基的问题感兴趣， 在这里略作介绍： 爱因斯坦部分地认同莫兹科夫斯基的说法， 但认为高斯的曲面论 (爱因斯坦视之为高斯最好的工作) 不太可能被别人所发现。 由于高斯的曲面论为黎曼几何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爱因斯坦特意指出了这一点)， 而后者又是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基础， 因此对高斯曲面论的这一评价等于是说没有高斯就不会有爱因斯坦自己的广义相对论。

6.若论对爱因斯坦工作的影响， 则无论常识还是像 [注三] 和 [注五] 那样的分析都明显指向高斯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两者简直称得上天差地别。 事实上， 高斯之所以 “躺枪”， 恐怕正是因为他是被公认——并且爱因斯坦本人也认同——的对爱因斯坦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所以才会在一个与工作无关的领域——即阅读的快乐， 或所谓 “伦理的满足”——中也被拿来 “垫背”。

参考文献

A. Einstein,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vol 9,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elected Tex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A. Einstein,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vol 10,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elected Tex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A. Einstein, Einstein on Politics: His Private Thoughts and Public Stands on Nationalism, Zionism, War, Peace, and the Bomb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A. Einstein, J. Murphy, J. W. N. Sullivan Science and God: A German Dialogue, The Forum 83, 373, 1930.

B. Kuznetsov, Reason and Being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A. Moszkowski, Einstein The Searcher: His Work Explained from Dialogues with Einstein (Methuen & Co. Ltd., 1921).

A. Vucinich, Einstein and Soviet Ideolog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016 年  9 月 25 日完稿

2016 年 12 月  8 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