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他，我正从3号停车场走向教学楼。
这个停车场离我上课的那栋楼最近，但也在校园范围的边缘，走过去需要七弯八拐，穿过大建筑物们之间的好几条缝隙。那天，我刚钻出其中一条缝隙的阴影，他就和正午的阳光一起，把我给截住了。
他手里拿着一个啤酒杯，很厚很大，玻璃的那种啤酒杯，向我讨要一杯水。
校园里，很多地方设有自动饮水机，随人任意饮用，可当时是深冬，滴水成冰。而我，一年四季在校园里来来去去，手里永远握着一个保温杯。我不喝凉水，也不喝白开水，“我杯里是茶，”我告诉他。
“那更好！”他很努力地笑起来。浑身上下脏兮兮的破衣服，胡乱裹着他很驼的脊背，他要很努力才能仰起头。深蓝色的眼珠子半吊着，也要很努力才能与我对视。他说话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听来都不像真人发出的语音，更接近于从老旧得无法确定频率的收音机里传出来的那种。这是被酒精浸泡了几十年，所形成的破锣嗓子。
端着我倒给他的热茶，喝了一口，他道过谢，转身走了。高一脚低一脚，左腿有点跛。
系里的秘书卡罗琳正在给办公室窗台上的几盆植物浇水，居高临下，看见了这一幕。
她说，那跛子年青的时候专门帮人修屋顶，干活儿挺利落，在这一带很有名。有一回不慎从某个屋顶掉下来，摔断了一条腿，从此就失业了。
“不是有失业救济吗？”我疑惑。何至于如此潦倒？
失业救济的领取是有时限的，通常是半年，卡罗琳解释说。半年之后，总要能重返职场，然后如果再失业，才能再次申请救济。一直没有正式工作，那失去的就不仅是收入，还有医疗保险和其他社会福利，包括申请失业救济的资格。
我默然。卡罗琳继续说，他不可能找到工作，因为他酗酒。起初只是心情不好，借酒浇愁，渐渐成了习惯，上了瘾，根本停不下来。喝着喝着，把好好的一个四口之间也喝散了。早些年还有人同情他，租个旧屋给他住。可他不仅付不出房租，还弄得满屋酒臭。四处偷东西送到二手店去卖，换来的钱也都变成酒喝掉了。
被警察关照着进出监狱两三次，他不敢再偷东西了。现在，他住在校园边上那个小公园里，大大的儿童滑梯下面。每个星期三，城里收可回收垃圾的日子，家家户户把装满瓶瓶罐罐的大垃圾桶拖到门口，他就一大早从公园里出来，满街逛，翻检一个一个垃圾桶，只为找到几个酒瓶，摇晃出几滴剩余的酒精。
每个星期三，我都有课的。于是免不了久不久被他截住，分给他半杯茶。有时下点儿雪，有时下点雨；有时半空里飘着樱花瓣，有时路边的花圃里盛开着大朵大朵的玫瑰花。
然后某天，我把车开出3号停车场，大门口的保安拦下我，说，跛子死了。人们推测是他头天晚上睡觉时踢翻了取暖用的烛火，引燃了铺在身下和四周厚厚的废报纸，把自己烧死了。
我愣了一下。头天晚上，我收到老友从国内寄来的一大箱茶叶，打电话回国，聊了很久。我说，天气渐渐热了，埋怨老友寄来的红茶太多，绿茶不够。
在我说这一大堆话的同一个夜晚，他就那样死了。他曾经那样活着，突然就那样死了。生命的轻与重，对他而言根本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根本不必追究。至于我曾经分过给他的，到底是绿茶、红茶还是白茶、铁观音，他肯定从未在意过，也从未搞清楚过。
那么，我为什么一定要搞得那么清楚呢，当我还可以手握整整一个保温杯的热茶，天天在校园里晃来晃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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