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销社
魏莱
我出生的小村庄，沿着呼兰河，很小，却很美。一直在外地工作的二叔的回忆里，到处是“风吹草低”的草甸，出没着野兔、野鸭子;呼兰河以及它的分支里，有各种鱼虾……。可是我记得更多的，是用茷子——一种从河边草地上切割下来的密布着草根的土方——垒起来的宽敞的草房，东厢房的南墙根儿上一小片兰花草，以及冬天里沿儿上全是冰的六角形木头水井。那儿的人都很少出门，必要的时候才会去“公社”再或去“县里”买东西，多数是步行十几、几十里，因为自行车只是少数的几家才有，都是借来借去的。快过年的时候才会由“生产队”出马车载各家人去县城买年货。
七岁时搬到了爸爸工作的另一个公社的所在地——一个大了很多的屯子，临近公路、有电线、电话线，还有供销社。搬家的第一天，在爷爷还惊喜于电灯的时候，我们跑去了供销社。供销社是一间砖瓦结构的坐北朝南的长方形房子，坐落在公路西边。南门进去后，迎面的北侧是卖杂货的，包括日用品和文教用品；西面是“布匹组”，东边就是孩子们最喜欢去的食品专柜了：木头柜台上边有几个大圆孔，依次地嵌着几口大缸，分别装着酱油（那时叫清酱）、醋、白酒和豆油，都是用各自特制的不同度量单位的大大小小的“提斗”来量的;靠墙还有货架，摆着有包装的烟酒糖茶一类的东西，最上边的货，柜员要站着凳子才可以拿下来；最底层的宽出一块的货架，则用一些纸箱装着用秤来量的“散装”的货品，有五颜六色的糖球儿、糖块儿，各色各样的糕点、油茶面儿，还有可以论个卖的红枣和黑枣。门西的南窗下，还有个剃头的摊儿，穿着蓝大褂的剃头匠扳着顾客的头，在木头转椅上转来转去的。东张西望了一会儿，五岁的弟弟把身上妈妈做的夹衣脱下来，突然甩到柜台里去：“给我换件新的！”大家笑过之后，知道了我们是新搬来的，就有柜员说：回去向你爹妈要钱来买。弟弟还小，我却觉得有一点丢脸，领着弟弟就跑回家了。
后来，那儿，就成了我们的乐园：弟弟总去买“小人书”，我呢，妈妈嘱我买东西时，就攒下点零钱，买大枣或者“发带儿”什么的。那时候，我常常把家里用过的甚至是拣来的“糖纸儿”——也就是“高级”一点的糖的包装皮儿——攒起来，跟小伙伴们比谁的多，谁的种类和花样多。印象里好像还有人家把烟盒纸剥下来贴到糊着报纸的墙上做装饰的——记忆模糊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总之那时从供销社里买回的东西，是尽量被利用的，很环保。
印象最深的“柜员”就只有两个——卖杂货的和卖食品的。卖杂货的是个漂亮的姐姐，圆脸大眼睛，高挑圆润，附和当时的审美标准。总是板着个脸，小孩子问多了或是挑来挑去就会不高兴，把她的大眼睛翻到眼白很多。那时一两节的柜台就可以摆满了当时孩子们可以用的麻子铅笔、贵一点的顶上有橡皮的花花铅笔，还有小盒儿小刀儿本壳儿一类的文具，绝不像现在学校附近就可以开好几家文教店还有书店。卖食品的也没有小食品专区，供小孩子们吃的东西也不多，更重要的是，那时的孩子们并不会或者很少有零花钱。卖食品的柜员是个当时三、四十岁的“老头儿”，可以很利落地用纸绳儿和黄色的包装纸方方正正地包裹各种糕点和白糖红糖，还把算盘珠儿拨得很响。记得供销社在晚上用大锁头关起木栅门窗时，在最东边会开一个只能伸进手去接送钱和小件货品的小窗口，可以在晚上停电时去买蜡烛，或者买其他急用的东西，不过也不会开到很晚。如果实在着急，可以一直敲来叫醒值班的柜员。
供销社的外面也比别的地方热闹：天好时会坐着站着一些做小买卖的以及一些老年人和闲人。夏天有卖樱桃、大果儿的，也有乘凉等车的，冬天有卖糖葫芦的——在三脚木架的顶端扎紧一些谷草，然后往上插满糖葫芦，很是漂亮。过年的时候会“繁华”一些，供销社里的货品也会更丰富，经常挤满了人，有时候下班了都关不了门，有些年货会摆到外面去卖，比如海带冻梨冻柿子还有“花红”，对联挂钱儿年画什么的会摆到地上，用砖头儿压着怕被风刮跑。
后来我考去了县里的一中，离家有二十多公里，寄宿的条件不是很好，很想家，差不多一两个星期就回家一趟，就经常在供销社东边的公路旁等车。那时候供销社的门口两侧已经有卖布匹以及服装之类的摊儿，“个体户”们冬天里会穿着军大衣、大头鞋之类的在那里边吆喝边跺脚。等车的人们，如果赶上公社的深绿色解放卡车去县城，就可以“坐”上去——其实多数是站在后车斗里，用手把住前边的栏杆，冬天时会很冷。再后来，爸爸为了我们上学，放弃了已经做到了乡长的工作，到县里谋了一个小单位领导的位置，我们家也搬到了县城。这么多年，回去的时候不多，可是路过那儿的时候，还总是看一眼供销社，从它的繁华不再直到那所“起脊”房子越来越承受不起红瓦的重量，直至后来拆掉，重新建起了楼房——供销社，我的供销社，裹胁着我童年里细碎的往事，在我的记忆里也渐行渐远了。
诗友小时候在供销社门前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