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18”事变后，东北迅速沦陷。收到陆军侵略行径的刺激，日本海军又于次年1月28日在上海挑起事端。其间，我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官兵奋起反抗，迫使日寇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三次增加海陆军兵力、并三次更换指挥官。但由于敌我双方实力过于悬殊，我军被迫全线撤退。“1.28”淞沪抗战以签订妥协退让的《淞沪停战协定》而告终。
淞沪抗战
战后，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第19军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官戴戟联名撰写《淞沪战斗详报》呈报国民政府，其中的第五编为“结论”，在全书的第25章（最后一章）提出了若干整军备战的建议。对于陆军基本战术分队的排，蒋、蔡、戴三将军提出了将步兵排由三班制扩充为六班制的设想。
从左到右：戴戟、蒋光鼐、蔡廷锴
根据“1.28”抗战的经验，十九路军认为，原先的三班制步兵排力量过于薄弱——进攻时能投入两个班，另一个班留作预备队。如此一来，就抽不出兵力用作侧方警戒了。而在防御时的麻烦则更大：由于兵力过于薄弱，无法形成纵深。一旦被敌人突破防线，就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而且，中国军队火力薄弱，抛开日军在炮兵、骑兵、工兵、机甲、战车和航空兵方面的优势不看，单是步兵火力也足以对国军形成压倒性优势——日本陆军的一个小队标准编制结构相同，为三个步兵分队和一个掷弹兵分队。其力量如下：
1个步兵分队=分队长1+机枪兵4+步枪射手8，共13人。每班有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一支。
1个掷弹兵分队总共有15人，配备三支掷弹筒（每支需要正副射手各一名），其余为步枪射手。
掷弹筒俗称“手炮”或“小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使用的一型步兵火力支援兵器。日本早在20年代就开始研制并装备掷弹筒，其综合性能相当于同时期西方强国的迫击炮，并具备发射燃烧弹、白磷发烟弹、毒气弹和手榴弹等多种弹药的能力（所以，打鬼子不是儿戏，不知神剧的编剧导演们在制作荧屏垃圾时，良心是否会痛？）。曾经火遍全国的抗战剧《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第一集，便是虞啸卿问他的部下：“被鬼子的手炮砸的够惨吧？”
操纵掷弹筒的日本士兵
受到当时的各种内外环境的影响，中国远远落后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军事变革进程。如果某支部队能够用上比较足量的“汉阳造”，都可以算是装备精良了。当时的普遍情况是，中国士兵手里的步枪往往比他爷爷的年纪都大，而且数量还不足。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来看——直到今天，枪支都没有改变其用火药助推发射子弹的基本理论。况且，几只在二战期间比较著名的步枪，如我国仿制的“中正”式、德国的毛瑟98K、英国的李·恩菲尔德、俄罗斯的莫辛·纳甘、美国的“springfield"···和三八大盖一样同属非自动步枪范畴。对此，列宁同志指出：“数量也是一种质量。”因此，增加编制数量并将其补充落实到位，成为了当时中国军队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淞沪战斗详报》在书的末尾提出，将一个步兵排由三班制扩充为六班制。
《淞沪战斗详报》关于六班制步兵排的设想
注意，对于列宁的这句话请不要做出误解——数量成为一种质量的前提，是质量并没有差到哪里去（苏联依靠由T-34坦克、Yak系列歼击机和喀秋莎火箭炮···以及红军战士的尸山血海取得卫国战争胜利的前提，是苏制武器和德国装备之间并没有代差）。因此，蔡廷锴等上交国民政府的建议书所言之“六班制步兵排”，其人员并非完全都是拿着一支步枪和两枚手榴弹的步兵。根据这一设想，组成一个排的六个班，有两个或三个轻机枪班和一个掷弹筒班——在进攻时可以火力压制敌军；防御时，“侧防之配置以轻机关枪任之，正面之射击由步枪班任之，前面死角之射击以掷弹筒任之”，以起到强化火力、巩固防御阵地的作用。
使用ZB-26式轻机枪的我军战士
抗战时期，中国抗日军队曾缴获过日寇的掷弹筒并大量仿制
此外，《淞沪战斗详报》还提出了扩充航空兵和防空兵，强化炮兵和战车兵以适应现代化战争等宏观层面的建议，因篇幅所限在此略过不言。
十九路军根据“1.28”抗战期间的经验教训提出的这一设想，旨在充实基层部队的兵员与火力配置。但实际上，这一设想在当时几乎不可能实现：国军中吃空饷、喝兵血早已是尽人皆知（一般认为，各路国军都存在这一现象，区别仅仅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当时的军界人物，上至领袖和高级将领，下至前线的部队长们对此并非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并非没有采取措施补救。至于其效果如何，诸君请看看抗战自始至终不断向南、向西推移的战线便可一目了然（1944~1945年的缅北滇西作战和1945年夏季的桂柳反攻作战的情况另说）。当然，笔者此言并非是对抗战期间浴血奋战和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先贤之指责。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作为侵略军一方的日本，劳师远征，直到1944年都还能在中国发动方面军级别的进攻（一号作战/豫湘桂作战）。这固然有国家实力和军国主义体制的因素在其中。但是，作为防卫者一方的国军，本土作战且有道义上的优势所在，为何总是存在缺编的顽疾？除了国家体制涣散这一不可抗拒的原因以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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