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365）孔子的学术：六经

（40/365）孔子的学术：六经

孔子最后一次返回鲁国后，正式编订了“六经”文本，这是他晚年教授弟子的主要内容，后世又成了儒家最重要的经典。“经”就是经典文献，六经分别是《诗经》《尚书》《仪礼》《乐经》《春秋》《周易》。孔子一辈子“述而不作”，他没往六经里面加什么自己的东西，就是个编辑整理者。下面分别介绍“六经”的内容，它们和孔子的关系。

《仪礼》，是各种贵族生活和朝廷礼仪的操作手册，在前面“六艺”中已经介绍过了。这是孔门老本行。

《乐经》，现在没有了。有人说，乐本来都是乐曲，本来就没有写成过文字，乐的内容都是盲人乐师代代相传，也没法写成书。但那些乐曲也都失传了。

孔子晚年回鲁国以后，先帮宫廷乐队调整乐器的音阶。这时的鲁国朝廷已经穷得不行，连盲乐师们也养不起，那些人都各奔东西，剩下的都是些外行，朝廷乐队演奏荒腔走板，没人在意。那时没有现在的乐理，确定音阶很麻烦（后来到汉魏晋，经常有朝廷乐器音阶不准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该怎么调）。孔子这次从卫国回来，发现了这个问题，经他手才调准了。

《诗经》，是从西周到春秋时候王朝和各国的歌谣。这些歌谣有冠冕堂皇的，在祭祀祖先、国家庆典等正式场合上合唱伴奏；有比较正规的，在贵族们宴会上唱；还有很通俗的，是老百姓民间的歌谣小调，其中有很多情歌。

不过孔子教诗不是教文学赏析，让弟子们当诗人。前面说了，那时社交、外交场合要赋诗，学诗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意见。他教训弟子：你们就算把诗经三百篇都背下来了，要是当地方官干不好，当外交官说不好，有什么用？

《诗经》的作用，孔子归纳有六条：

可以引发话题，这叫“兴”。就是先背两句诗，再开始说正事。现在的民歌，像《信天游》，还有这种“起兴”的写法；

可以了解各国的风土民情，这叫“观”。因为诗经按国家分类，看不同国家的诗，就知道了它们各自的历史、风俗；

可以跟人打交道，这叫“群”。因为诗经里有很多社交诗（特别是《小雅》部分），酒宴上唱的，可以用来劝酒或躲酒。

可以讥讽时弊，指桑骂槐，这叫“怨”；还可以学事父、事君。这两样，因为诗经——还是《小雅》里，有很多政治诗，有宣誓效忠周王的，也有政治失意、破口大骂的。

最后，还能学各种草木鸟兽的名字，像幼儿的“看图识字”。

孔子理解的诗，实用性都很强。这其实不是诗歌的本意。不过，诗毕竟通俗、好懂，孔子给弟子开课，最先讲《诗经》，学生有兴趣，容易入门。他让儿子自学，也是从《诗经》开始。学了《诗经》之后就是《仪礼》，当儒生的基本功。最后是《乐》，孔子最喜欢的，留在最后面，算是最高境界。

《尚书》，意思就是古代的书。古到从传说的尧、舜、禹开始，然后是夏、商、周朝，分别叫《夏书》《商书》《周书》。这些书大都是帝王的讲话稿，安排接班人、战前动员，都有大会讲话。还有针对某人、某事的讲话，比如封一个大臣当诸侯，或者针对当前贵族的不良风气，发表专门谈话，构成了《尚书》里的篇章。孔门弟子学《尚书》，就是在学古代史。

《周易》，是算卦用的。那时人们迷信，干大事前都要算卦，问问神明的意思。举行典礼、祭祀、宴会也要算卦。算卦有两种。用乌龟壳，火烫以后看裂开的纹理，叫“卜”，“卜”字就像龟壳上裂开的缝。另一种用草棍算，因为古人也拿草棍算数学题，像后世的算盘，运用到算命上很方便，这叫“筮”。卜用的龟壳，筮用的筮草，都很有讲究，古人认为龟壳、筮草越是珍贵难得，算出来的卦就越准。

跟随鲁昭公出逃的臧昭伯，他家就有一个祖传的龟壳，很大，谁都舍不得用，给这个龟壳专门盖了间华美的房子，一代代传下来。到臧昭伯这辈，被他堂弟臧会偷出来了，拿它给自己算了一卦。他算的问题是当君子好，还是当小人好？结果是：当小人好。他从此就专门研究怎么搞乱臧昭伯家，后来他投靠了季氏，臧昭伯反对季氏，追随昭公出逃，季平子就让臧会当了臧氏的家长。臧会感叹：不服不行，这龟壳就是灵验啊。

但孔子早年对《周易》似乎不太感兴趣。那时卜筮是很专门的技能，做这个的人叫“史”或“祝”，往往是家传世袭的本领。在可靠的经史记载里，孔子从没对卜筮发表过什么看法，更没自己动手算过卦。他好像是晚年才对《易经》感兴趣。《史记》说，孔子晚年读《周易》，手不释卷，翻得太多，编竹简的皮条都断了很多次。

《易经》和其他算卦的技术，本质上都是一套符号，代表不同的人或事，用符号推算的结果来预测人事。孔子以前做学问、搞教学，都是“述而不作”，就事论事，不创造新理论。他自己研究问题，包括教弟子，都是“温故而知新”，鼓励类比，举一反三。他觉得能搞明白具体事就行了，从没想提升到“理论”的高度。

现在，孔子却对《周易》这套符号理论感兴趣了。他说：要是我50岁时学了《周易》，就不会犯那些大错了！

50岁是他从政的开始，知天命的时候。他现在后悔，又想用《周易》干什么？难道是发现了符号理论的精妙之处，想重新搞一套理论学说？比如前面说的，晚年孔子已经没有什么搞变革的决心了，但他又看到了一个大趋势，三桓专权的局面不会永远维持下去。这说明他把个人“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降低了，同时又注意到了一些“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这么发展下去，就是要总结一套尽量客观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如果那样，不仅是孔子思想的重大转型，中国哲学史、学术史也要重新书写。可惜孔子不久就去世，无法弄清楚了。

《春秋》，是编年体的近代史，它和孔子的关系太复杂，得专门说说。

《春秋》本来是鲁国的官方档案。国内外有什么大事，随时记载，但篇幅不大，都是寥寥数语。史官记载这个干什么用？有学者推测是“告庙”用，就是按季节时令祭祀先君的时候，要向祖先汇报最近发生的大事。时间长了积累多了，就编辑成册，成了史书。这种档案保密，一般人看不到，有专门的史官保管。

孔子没当官的时候，看不到这些档案。当大司寇的时候能看到，但他那时忙着治国理政，没顾上学问。只有到他68岁回了鲁国，兼任了朝廷的史官，才有机会把往年的《春秋》都抄出来，整理成书，给弟子们学历史用。因为弟子们想当官，光知道古代史不行，得知道两百多年以来国内、国际的大事。

贵族家有自己的家谱、家学。穷家出身的学生，只能靠孔子抄出来的《春秋》学历史。孔子很重视历史教育。他说，光讲大道理，不如讲事实深刻、明白，拿历史和现实里的兴衰成败，当后人的借鉴。

官方文献都有个问题，就是忌讳太多，貌似冠冕堂皇、光明正大，实际上很多事不敢说明白。比如春秋时候，楚国、吴国国君都称王，但《春秋》里面，只给他们叫“楚子”“吴子”。这是官方报道的腔调，因为周人的诸侯不能承认还有别的王，只好掩耳盗铃。

有人说，这都是孔子的“微言大义”，暗存褒贬，背后的讲究很多。这么说就是想多了。只要有朝廷的地方，就有冠冕堂皇的面子文章，这跟孔子无关。

再比如，孔子出生前一百二十多年，周王朝发生过一起兄弟俩争天子的事，所谓王子颓之乱。这场动乱持续了三年，最后郑、虢两国联合出兵，才算平定。这么一起大事，在《春秋》里一个字都没记载。为什么？因为鲁国当初支持的是王子颓，后来王子颓一派失败，他成了乱党，这事儿就不好意思往史书里写了。这也跟孔子没关系，如果是孔子从头写的《春秋》，这件事就不会被忽略掉了。

王安石说，《春秋》是“断烂朝报”。朝报是政府机关报，断烂是残缺不全，现存的《春秋》真有一些残缺。王安石看得很准。

虽说是拿腔捏调的官报，有总比没有好，《春秋》能抄出来，变成书，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其他国家的档案，没有经过这种汇编整理，就大都失传了。

孔子最后几年兼任鲁国的史官，工作是编写《春秋》，这东西像年鉴，每季度写一次，可能只有一两条，年底汇总一下，续在去年后面。孔子接手以前的那些内容，是前代的历任史官写的，用不着孔子从头写。当然，他也许会做一些字句上的润色，但基本内容变不了，朝廷也不可能允许他乱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