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深井效应》
作者，（加）娜丁.伯克.哈里斯
第四部分 变革
第11章
改变认知
童年不良经历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那就不会犹豫不决，而会团结一致为打破共同的困境而努力，为每个人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
人人受影响
几周后，哈里斯医生去参加另外一个他不能错过的会议一一精准公共卫生峰会。会议由美国白宫和盖茨基金会共同主办，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举行，这让她不用跑太远的路。她将小格蕾交给丈夫然后走出家门，这时她发现自己对这次会议非常期待，比她对最近记忆中所有其他会议的期待都要多。这次他不需要上台演讲，这感觉有点奢侈一一。他可以坐下来好好吸收所有令人兴奋的新研究和数据。
精准公共卫生峰会的目的是，让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将精准医疗应用于公共卫生领域，让儿童在生命的前1000天里能公平竞争。这几乎就是她的关注范畴，讨论涉及面积广，但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就是在科学家与其合作社区之间建立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代表社区的演讲者之一是珍妮.约翰逊。她是旧金山黑人婴儿健康计划的主任。
黑人婴儿健康计划的使命是改善非裔美国人社区的母婴健康，这与哈里斯医生有重叠。在湾景区诊所开张之前，珍妮就曾邀请哈里斯医生主持过一次关于婴儿健康问题的讲课。多年后，她很高兴的再次看到了黑人婴儿健康计划在峰会上的出色表现。
作为一个非常熟悉科学和社会双重领域的人，很快她就注意到一种紧绷感在她面前展开，坐在珍妮身边的研究人员和统计学家在讨论生物标记和数据以及数据收集和隐私的困难，但珍尼热情地谈到了她工作中接触的母亲和婴儿，以及社区贫困和社会逆境的现实。当他谈到对黑人妇女的尊重时，一边拍手一边强调“尊重！尊重！尊重，”而且语调越来越高的强调每一个音节。对科学家来说，肃纪就是人，然而对于一个为弱势家庭服务的人来说，数据分散了人们对真实经验的注意力。
当珍妮开始演讲时，声音中的情感让300多位科学家感到了自身的渺小。跟你说，一天晚上，一位母亲带着他所有的财产一一一个手提箱和他的宝宝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因为他没有地方过夜，当珍妮谈到科学无法帮助他工作中遇到的那些人，他的声音因痛苦和愤怒而变了音调。
“什么血清能够帮助社区团结在一起而不被拆散呢？我的家人现在正从远在70公里外的安提俄克回到我的办公室，血清是什么？马丁.路德.金博士告诉我们，让我们在同一个饮水机里接水喝，并不需要美国付出任何代价，让我坐在公共汽车的前面，也不需要美国付出任何代价。但要确保教育平等，工作平等，住房平等，就需要美国付出一定的代价。所以今天我们聚在这里，这是一个美丽的聚会。但也许我们忽略了一群人，为了控制应急，我的患者来到我的办公室，但我没有血清，没有药，无法帮助他们。我们一直在谈论‘应激，应激，应激’，但真正受到应激的人，他们并不在这里。”
听众沉默了一会儿。在那一小段时间里，一股矛盾的情绪涌上哈理斯医生的心头。她感受到珍妮因会议缺乏对逆境的讨论而愤怒，她为那位无处可期的母亲而心碎。哈理斯医生同意珍妮说的大部分内容，但她说受应激影响的人不在这里，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那一瞬间，哈里斯医生丈夫的脸从她的脑海中闪过。他的表情因惊慌而绷紧，下巴紧咬着。他看起来有点紧张，哈里斯医生以前从未见过她丈夫这样。
那是2014年小格雷出生之前，他们在内华达州的塔霍湖旅游那次。当时孩子们在餐馆等着叫号，哈里斯医生在从洗手间回来的拐角处，瞥见她丈夫阿诺的表情令她惊讶。她把现场的每一处细节都观察的一清二楚，现在她想起来就像是慢镜头回放。阿诺的身体绷得紧紧的，像一张拉开到极致蓄势待发的弓。他的前头，紧握又松开，前臂上青筋毕露。而一旁他们儿子们一一三个吵闹的黑人男孩正在休息区前面的长椅上打闹玩耍。金斯顿当时才两岁，他正试图把她的双胞胎儿子一一彼得罗斯和保罗斯从板凳上推下来。他们笑着推搡着三个小孩闹成一团。顺着阿诺的视线望过去，哈理斯医生看到两个身材魁梧的白人，他们剃着光头，穿着钢制鞋头的靴子，脖子上有着深灰色和蓝色交叠的文身。他们正恕视着她的儿子们。她立刻意识到阿诺正处于战斗准备状态。就在这时，女服务员叫到了他们的名字，给他们安排了餐桌，也让他们离开了那两个白人。
在哈里斯医生丈夫发现那些男人正盯着孩子们看的那一刻，他已经做好了打架的准备。她想有两个原因让他如此表现。一个是作为黑人孩子的父亲，阿诺有额外的应激意识。当你作为有色人种在美国生活时，你会面临更多的威胁和应激。
另一个让她印象深刻且希望和珍妮分享的原因是，她丈夫阿诺不仅是白人，还是一位成功的首席执行官。他是那种典型的美国成功人士，他们的双胞胎儿子是收养的，两个小孩的皮肤比哈里斯医生还深，他们亲生的孩子金斯顿的肤色是奶油焦糖色。毫无疑问，那两个对他们孩子不满的白人男性，并不知道阿诺是指三个孩子的父亲，但在那一刻，阿诺只是一位孩子受到威胁的父亲。哈里斯医生看到的是一个生物学和社会学碰撞的典型案例。应激反应机制是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的生物机制。威胁等于反应，不管威胁以什么形式出现，生物基质的反应都会被触发。
哈理斯医生觉得珍妮没有看到的是，虽然她的孩子和她的孩子可能由于种族而有相关应激反应被触发的经历，但住在阿巴拉齐亚地区的贫困白人孩子也同样会有这样想吧，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森林中，森林里存在着不同种类的熊，有的熊叫“种族”，有的熊叫“贫穷，”有的熊这叫“暴力，”不管你遇到了哪种熊，都会触发你的应急系统。不幸的是很多住在森林里的人，也许同时面对着“贫穷”，“种族”和“暴力”，三种熊。对他们来说那是一面又一面的墙。但是，还有的熊也可能叫“父母有精神病”“父母离异”或“父母药物上个瘾”。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贫穷”“种族”和“暴力”的熊却深受“父母有精神病”“父母离异”或“父母药物上瘾”等能的困扰。这就是为什么哈里斯医生不认同珍妮最后一部分陈述，因为受到童年经历和毒性应激反应影响的并不只是黑人，也有白人，也有在现场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收集更多数据，因为要达到公共卫生规模的解决方案，就要要求他们识别和测量每个人的毒性应激反应，而不仅仅是一部分人，他们不会只针对一个社区来解决问题。
当哈里斯医生坐在下面听珍妮演讲时，她身上的某些东西发生了变化，好像有人拨动了开关，就是这个，这正是她所遇到的反对意见的根源。现在焦虑和痛苦深深的刻在珍妮的脸上，她似乎在说：“致一切，对解决我所在社区的痛苦有什么作用？”这种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正是这种情绪促使他们在未来的几年里继续努力。
哈里斯医生激动的站起来。房间里安静到她根本不需要麦克风。她开口说话时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她虽然在对珍妮和现场的人说话，但感觉更像是在峡谷边呐喊，她希望回声能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我们所有人之所以来到这里，就是因为我们正在努力为整个人类群体提出解决方案，其中一部分也许以心理健康服务的资金有关。这样那些精神障碍患者的父母就可以得到足够好的照顾，保住一份工作，并把孩子留在家里，我相信，当我们把丽景和每天看到的人联系起来时，仅仅有故事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把故事与科学数据联系起来。”
她
提高了声音，听到自己的爆破音变得越来越清脆，开口音则开阔大气，甚至露出了她儿时的帕托瓦语口音。泪水涌出了眼眶，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
“黑人和白人用一样的饮水机喝水，美国确实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可是我们要让大家看到，如果我们继续用不同的饮水机喝水，美国政府就得在心血管疾病和癌症治疗，以及提供住房和教育上多投入无数的钱”。
房间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我们要清楚，无论他们是住在阿巴提亚，还是在中部美洲或肯塔基州，只要人们觉得生活很困难，我们就必须为他们找到解决方法，不管是那个带着行李箱求助的黑人母亲，还是其他有着毒性应激反应经历的白人，只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我们会看到光芒，我们可以拯救每一个人！”
她坐下来，激动的发抖，大约10年前，当克拉克医生把费利蒂和安达的论文交给她时，她就已经能够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并意识到她的患者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这一刻，她的心依然如此澎湃，她意识到她刚刚有了第二次顿悟。为什么人们对童年不良经历的研究如此抗拒？因为把它深入到细胞水平，生物机制水平时，就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当逆境来临时我们都会受到影响，也都需要帮助，这是很多人不想承认的，有些人想袖手旁观，假装这只是一个关于穷人的问题，有些人则认为这是切身之事，他们虽然说着“这是扼杀我们的社区，”但潜台词是“这对我们的伤害比你们更重。”
在美国农村白人社区，毒性应激反应，往往是失业和吸毒的后果。在移民社区，毒性应激反应往往是遭受社会歧视和害怕亲人被遣返的后果。在非医美国人社区毒性，应激反应是种族问题和暴力问题的后果，在美国的土著社区毒性应急反应则是失去土地和文化被毁灭的后果，每个人都在说着同样的话：“我正经历苦痛。”
被困在自己的痛苦中很容易，因为这是影响你的最大因素，但也正是这种心理在杀死所有人，它以“我们和他们有区别”的观点来定界问题，从而导致问题长期存在。要么我们领先，要么他们领先，只会很快导致一场争夺资源的斗争，这场斗争使解决同一个问题的，共同努力分崩离析。
哈里斯医生试图与真理以及已会众人沟通的，是人类的本能正是他们需要科学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研究员速记处理者和科学家，因为科学告诉他们不是“我们反对他们，”而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童年逆境。
那个带着行李箱和孩子无家可归的黑人妈妈，与宾夕法尼亚洲的白人家庭中的景象没什么不同，那里的一个父亲5年来都没有工作，因为他所在的工厂倒闭了，还有那些在某些战争频发地区的家庭……童年不良经历问题是所有人都可能面对的问题，如果他们能够理解这一点，那就不会犹豫不决，而会团结一致，为打破共同的困境而努力，为每个人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
就像哈里斯医生的爸爸以前在牙买加时说的那句话：“长潮了，把所有的小船都拖上来吧，妈妈。”
第11章完
第12章
改变方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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