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旧事~解放西路小学浅记/老刀牌

解放西路小学浅记/老刀牌

解放西路小学是解放后建的，顾地名思意义得校名。这个地名在解放军进重庆城时是叫林森路西段，林森是原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已被推翻，此时不便再叫这个街名。林森路西段之前叫镇守使街，是民国初北洋政府的说法，叫此名也不妥，便恢复了更早清末叫的地名，段牌坊街，不必深究，反正是临时性的。

小学生的父母们在新政权的段牌坊派出所办理户籍，直到后来林森路正式取名解放东路和西路，才在门牌和户籍上改过来，也有了解放西路小学的称谓。

这是校名，再说位置。解放西路小学是在马路南边一片花园上修的楼和操场，这片花园建在被拆去的金紫门门楼旧址上。重庆的街改路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首先拆去了朝天门城门，最后是储奇门和金紫门。在一九四二年初的太平洋战争烽火中，为打通缅滇至重庆的最后一公里公路修建海棠溪至储奇门车渡，让美军的吉普车和“十轮大卡”可以直接开进城来。这两座门轰然倒下，门下原是米市场，米商们四处散了。拆开的土城墙是明以前的，石墙是康熙以后的，过去的政官上下交接交待时只有衙门城门城墙和瓮城，瓮城是指门外门，金紫门因为地处悬崖，一步独梯下江边，是全城唯一没有瓮城的城门。

每一次的去旧迎新都会有倦恋，旧城民和历史学家有天大的理由反对拆去重庆的城墙和城门。就金紫门而言，有个传说着实把小学生我吓着了，说，金紫门压在一只巨蜥上，当城门拆去时，有人看见这条巨晰在阴河里现了身，那只是一只爪子，有储奇门到金紫门这么大！

我就是在这所压在巨蜥上的学校里接受了六年教育，堪称完小毕业的。我们家的孩子都上这所学校，同学是街坊后代，或是一个院落里生长大，差不多从出生起就认识。我的启蒙老师刘惠芳老师有两件事情给我印象深刻，一是她第一次教给我们读拼音，讲普通话，以至我终身认为刘老师的“川普”是普通话里最标准的；二是她让孩子们不要随地吐痰，她讲口痰害处的形容我还历历在目。

许多年后，我曾经要求刘老师告诉我，当时对坐在后排的我是个啥印象，她也说了两点，第一，不说话，第二成绩好！这让我很感动，我抱住老太说，老师，我一直以为在教室里抢着 回答老师问题的同学才受喜欢呢！

我刚进小学时就当了干部，而且是个“主席”，刘老师让我给大家喊“起立”，说我是班主席，还有个七岁女生也是班主席，叫吴小梅。

我读小学的六年中有四年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刚开始时，学生闯进老师的办公室翻箱倒柜，把东西倒出来弄得乱七八糟，有男学生还把女老师的卫生纸挑起来给大家看。一些同学在外面看，我也在外面，刘老师高声问外面的同学们，你们说这是好行为还是坏行为?同学们都答是坏行为。

后来就停课了，街坊的学生们回到家里疯玩，层次高的开始“耍朋友”，小学四五年级的女同学刚开始发育，露出少女的身姿，当复课又坐在一起时，看着仿佛一夜间变得又高又大的女孩，依然瘦精精的男同学又都吓了一跳。

教室的下面就是滚滚长江，岸边的河滩上有搬运工和驳船，还有长途跋涉来的纤夫。下午课还没完时，饮烟袅袅，可以飘进窗来。不时有些大船通过时发出的汽笛声和掀到岸边来的浪涛声。有时一个男同学会突然打断课堂的宁静，高叫一声，喂，你们看啰，下面发生啥子了！读下午课的小学生都争先恐后爬到窗户上去了，有慢一点的还抱着前面人的腿直问啥子，啥子，啥子！

夏天的江水已经上涨到了学校的堡坎下，十几位纤夫在木船上用木桶打水上来洗澡，一挂清衫脱下来，身体光光溜溜的。
这种情景在江边很自然，但那毕竟是男性，女人包括小女人都得避讳。恶作剧之后，教室里哄堂大笑，女同学立即成了被指戮的对象，我记得年轻的女语文老师李老师一张好看的脸红了，她声明：
“我眼睛近视，我啥也没看见哈”！李老师是我的第二任班主任老师。

虽然是“文革”，老师依然有威信，我打过架，下过河，欠同学书，抽烟，逃学，我这些坏事开始在课堂被李老师点名批评。此时我早已经不当班干部，当全班都加入官办的新组织“红小兵”后，我不是，我只是个边缘学生，属于向家长提醒“不要和他耍”的那一类。

快毕业时，我们又换了班主任，是位年轻的男老师郭老师，郭老师和李老师都不是我们这个街区的人，他还不是正式编制，属“代课”性质。对我来说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让我参加班里活动，然后要我参加红小兵，他很知性，他说让全班同学来举手表决吧。

几十年来我一直不喜欢我加入过的这个组织，当时的结果肯定也有不举手的，但在我看来整个教室都举了手，我在最后的时间里入了红小兵，同时入的还有吴小梅。

吴小梅不是我们班最漂亮的女生，长大以后也不是，但也还可以，眼睛大大能藏进世界似的。听说她们家有钱，成分定得高。

一九九零年北京亚运会前，我供职的媒体接到一位老人的电话，对方表示要为亚运会捐款。我在凯旋路一间屋子找到了这位老人，他叫吴国书。捐款后吴国书被重庆市选为代表去北京，我们又在天安门的亚运会火炬交接观礼台上见过，老爷子精神很好，戴了一顶很时尚的编织礼帽。过了几年后他又要为一所学校捐款，我的年轻同事被安排去采访，回来后同事要我就老先生的事迹讲一讲。

我到直播室里讲了下面的话：

“吴老先生已是风烛残年，请多多保重，社会不应再找他赞助，请多多关照”！

吴国书是附近凯旋路上的世居，凯旋路的前身是只能人行的玉带街，储奇门和金紫门被拆除时，同时开通了这条可以开汽车到上半层的公路。吴便在这条路边开张了自己的旅馆，取名为“新中华大旅馆”，因为位置好和勤劳，集攒了钱财。他的钱财没有给他带来好日子，反而历经磨难还妻离子散，他拿着旧社会的钱来捐亚运会和九十年代的新学校，至今还能剩几文呢?

吴小梅是吴家的小女儿，我也是这样才对上号的。

吴小梅回到父亲家对我说，她和她的后代都不会用父亲的钱！

在我的记忆中这所坐在“巨蜥”上的新社会学校被烧过两次，一次是在“文革”中被学生点火烧了半间教室，另一次是在商品经济中，隔壁的仓库失火秧及学校整幢楼被烧毁，后来又按原样恢复重建，稍不同的是把三层楼教室架起来，底层和操场连起来扩大了活动场所。

时光很快，今天我的街坊同学带着孙子去解放西路小学上学，完了去接。我们当年可从来没有这样被接送过，可老人们碰在一起却还会感叹一句：

“六十多年了，啥也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