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国际行为体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主权国家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已经难以做出明确的切割。国际政治已经成为大众关心的话题，出租车司机大有见解，战略忽悠局日益壮大，人们对和自己有关的事情才会去关注。这些都表明，国际政治不只是关涉主权国家的事务，也是关系到每一个普通公民的切身之事。国际政治学是一门实用的社会科学，目标是要经世致用，为国家决策提供科学的指导。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金灿荣教授在他的讲座中调侃说，国际政治学的预测准确指数和天气预报差不多。那么，国际政治学是依据什么来预测国际政治未来走势的呢？约瑟夫·奈在《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中给出的答案是理论与历史。
国际算命学
依据一套科学的工具和技巧进行预测是国际政治学预测与普罗大众预测的根本区别，普通民众解释和预测国际政治往往是建立在经验和把国际关系类比人际关系的基础上。那么，国际政治学的这一套预测工具和技巧从何而来，又为什么具有科学性呢？这也决定了国际政治学的学习内容。简单来说，国际政治学的学习内容可以概括为理论与历史两个方面。历史是广义的历史，包括当下正在发生的现实，国际政治学者通过对历史进行研究整合，从而形成一套具有一定合理性并成体系的分析逻辑，即理论，理论主张的观点就是分析的工具与技巧，科学性来源于对纷繁复杂历史的统计与归纳。约瑟夫·奈认为当今国际政治学界主流的理论主要有四种，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者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关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的使用与分配，国际社会是一个完全的无政府状态，霍布斯是现实主义的思想渊源；自由主义者不否认主权国家的重要性，但同时认为国际组织和制度会对主权国家的行为进行制约，国际社会并不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康德是自由主义的思想渊源；建构主义者则强调观念、规范、文化和社会结构在塑造行为体认同、利益以及行为上的重要作用，相比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来说，建构主义更关注微观层面的因素；而马克思主义者则从经济和阶级的视角来分析国际关系，强调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这些理论随着时间的演变和关注点的转移又衍生出许多分支，但根本的主张大体一致。又根据是否承认国际社会存在伦理道义，划分为怀疑论者、国家道义者、世界主义者三派。怀疑论者认为国际社会不存在伦理道义，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政府状态，强权即公理，伦理道义一毛钱不值；国家道义者强调主权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体，彼此之间负有权利与义务；世界主义者则认为国际政治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强调保护个人正义，典型的“文艺青年”。
在这些理论的框架下，约瑟夫·奈对肯尼思·华尔兹的三个分析层次进行了推介，即体系、国家、个人三个层次。体系所造成的国际冲突是结构性的根本矛盾，是国际冲突与合作的深层次原因；一个国家的国内社会状况往往对其涉外事务具有重大影响，是中层原因；个人层次，很大程度体现在政治领导人的性格上，因为他们才能对国际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是影响国际政治的直接原因。三个层次的方法在分析和预测国际政治上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拿一战的爆发为例。战前德国的崛起破坏了均势体系，对英国的海洋霸权和法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德国国内的经济快速发展要求更多的海外殖民地以获取资源，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德皇威廉二世具有性格偏激和精神脆弱的缺陷。国际政治行为发生具有多层次的原因，是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现在中印边界问题僵持不下也可以用三个层次进行解释和预测，中印之间争夺地缘战略优势是体系上的结构矛盾，两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双方都难以做出让步是国内层次，两国现任领导人都具有强势坚忍的性格是个人层次。但是两国之间的利益交融和精英治国的理性又将彼此拉回谈判桌，斗而不破、冲突与合作并存将是中印两国未来的长期状态。
约瑟夫·奈还推崇的一个分析方法是“反事实推理”，这是一个解释历史的方法。虽然说历史没有假设，但是约瑟夫·奈认为，“设定与历史事实相反的条件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探讨某个原因是否重要。”例如，对一战前夕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刺杀奥匈帝国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事件进行反事实推理，以探讨这一事件对一战爆发的重要性。如果普林西普刺杀斐迪南失败，那么一战还会爆发吗？这个刺杀事件到底有多重要？鉴于当时协约国与同盟国双方的紧张态势，如果刺杀没有发生或者失败，那么是否还会出现其他导火索点燃战争？此次刺杀事件是否仅仅影响了战争爆发的时间？经过这一系列的反问，我们对一个事件在历史中的作用会有更加明确的认识。
利用上面的这些理论与方法，约瑟夫·奈对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到冷战后的国际冲突与合作进行了分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主权国家在此后国际社会中占据主要行为体的地位，也是无政府国际体系的开端。约瑟夫·奈做出论断，虽然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在当今世界日益活跃，但是主权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的事实依然没有改变。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欧洲均势体系，此后虽然战争并未消弭，但是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集团冲突。直到拿破仑帝国兴起，均势被打破，但很快维也纳会议重建五大国均势。一战宣告了均势体系的破产，战后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认为均势体系内涵的现实主义是不道德的，主张建立国际联盟以集体安全维护国际和平，集体安全是指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结成联盟以威慑或惩戒侵略国家，但是威尔逊极端的自由主义最终导致国联执行力严重不足。而且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占上风导致美国最终没能加入国联，这就导致国联由英法两国把持，而英法两国又不具备领导世界的国家实力，国联徒具形式。当德意日三国挑战国联权威时，国联并不能采取合理有力的应对措施，相反大国寄希望于绥靖政策，牺牲小国利益寻求弭兵，但是这远远不能满足法西斯国家的胃口。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联合国，依旧是在集体安全的大框架下，但借鉴了大国均势的理念，设置由五大国主导的安理会作为联合国的决策机制。由于冷战两极针锋相对，安理会五大国都有一票否决权，美苏互相否定，集体安全原则难以施行，并没有有效阻止如阿以战争等国际冲突。冷战时期唯一一次施行的集体安全行动是联合国军干预朝鲜战争，当时苏联由于抗议联合国没有将合法席位转予北京政府而缺席安理会表决，使得决议得以通过。冷战后的1991年海湾战争是第二次集体安全行动，多国部队干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对科威特的侵犯。
冷战时期的国际局势总体而言是危机中的稳定。一方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势力范围，扶持代理人进行局部热战；另一方面，由于双方对核武器的恐惧与战争破坏性的心理预期，世界大战没有爆发。威慑与遏制是冷战时期大国竞争的主要策略，苏联在古巴建设导弹发射基地、美国在土耳其摆设核武器都企图对博弈对手形成心理上的战略威慑，以达到遏制对手扩张势力范围的目的。苏联解体后，弗朗西斯·福山宣称“历史已经终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是亨廷顿则预言未来“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更加严重，此后恐怖主义势力的发展和“911”事件似乎更映证了亨廷顿的观点。约瑟夫·奈认为当今世界有五个“火药桶”，中东地区、南亚地区、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以及南中国海。
虽然国际社会依然充斥着此起彼伏的冲突，但是约瑟夫·奈相信合作将占据主流，大多数冲突会被合作化解在升级为战争之前。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加深与信息革命使得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利益相互交织，“蝴蝶效应”显著，为维护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理性国家最佳的选择就是合作。全球化涉及多个方面，经济全球化、气候全球化、传染病全球化等等。全球化古已有之，只是近代以来速度明显加快。最早有记录的天花传染病例，出现在公元前1350年的埃及，于公元49年传到中国，公元700年后传到欧洲，1520年传到美洲，1789年传到澳大利亚。然而，今天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任意一次波动都将瞬时影响全球经济的走势。信息革命也使得个人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例如2000年菲律宾一名“黑客”开发的“Love Bug”电脑病毒给世界带来的经济损失超过百亿美元。国际行为体相互依存程度加深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风险，收益与风险成正比关系。
最后约瑟夫·奈对未来国际社会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也就是预测。他认为未来的国际社会将向混合型的世界秩序演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决定国际政治的变量增多，现实主义主张的军事权力在国际政治中影响比重日益降低，而经济文化因素逐渐增强；二是参与国际政治的行为体多样化，主权国家很重要但不是唯一重要，NGOs、跨国公司等跨国行为体的影响日益显著。美国无疑是当今世界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就经济规模而言，欧盟和中国已能够与之相抗衡；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不平等和差距日益加大，但是国际组织的存在延缓了这些变化的速度。当今世界秩序已经不能用简单的多极格局或者两极格局来判定，具有深刻的复合性与复杂性。
我们研究国际政治学的目的是为国家决策提供科学指导，但是这种科学性具有严重的不确定性，它不具备自然科学的实验标准，更多的是基于历史经验的归纳与总结。那么，既然国际政治学具有这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还要去对它进行研究呢？一方面是现实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当大多数国家都在应用这一系列工具和技巧进行预测，那么就具有了相互之间的稳定性，彼此之间更加熟悉对方的行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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