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看到施一公的一篇采访文章，题目是：“施一公：任西湖大学校长后，我发表文章数量创25年历史新低，但我从未后悔。”
文章来自中央纪委国家犍为监委网站的专访视频。
施一公说：“担任西湖大学校长，当然会影响我的科学研究，但这种影响是我心甘情愿意付出的代价。我过去一年（2020年）发表的文章数量创了1995年以来的历史新低，过去25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文章荒”。但是这是是我心甘情愿意付出的代价。”
施一公是公认的牛人。
2008 年，他辞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的工作，全职回到国内。有人评价说，施一公的回国，对中国的影响相当于当年钱学森的回国。
此言非虚。他不但带领自己的学术团队，贡献了清华1/2的Science、Nature等高水平研究成果，也带领整个清华的成果力提升。
2009～2016 年期间他担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2015 ~2018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2018年至今，担任西湖大学校长。
在常人看来，他是院士，是科学家，是学校领导，是实验室领导，想要什么都可以。
但是，从采访中看来，他也面临矛盾，也有想做做不到，想有不能有的无奈。
牛人和我们普通人的不同之处是：他知道自己最看重什么，坚决的做选择，并愿意为此承担后果。不纠结、不后悔、不内耗。
当年从普林斯顿回国，很多国外的同事甚至国内的人都有不解之处：普林斯顿是世界最顶尖的学府，他已经拿到了终身教职，没有考核的压力。而且做研究是他最喜欢的事情。在普林斯顿的条件下，相对来讲可以拿到更多的好结果，好的发现。为什么要回来，从头开始？
他说：“一直想回来。”
清华一声邀请，他就回来了。
从清华大学的教授、副校长到西湖大学校长，他有纠结吗？
我没看到他的纠结。
为什么他没有纠结呢？
他说：“我一直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似乎总是要做点啥事，这点是非常明确的。我这辈子都没有觉得，我哪一天要找一份工作，要为工作担心，从来没有过。因为我觉得人如果成了衣食住行的奴隶的话，这辈子就太难受了。
当时清华大学相关负责人找我谈话的时候，确实第二天我就说，我全职回清华好了。
因为早就想这样做了，不存在做思想斗争、纠结半天，没有这个问题，心里一直觉得那么长时间终于要做这件事了，是一种期望、期待、期盼，觉得今后大有所为。做啥并不知道，不知道自己将来在清华能做到什么程度，但是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一定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如果能发挥一些自己的特长，自己一些过去的积累，能够做一些事情，让自己心里愉悦，可能是最关键的。”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施一公每次做选择都特别迅速、坚决，原因有：
1.价值观明确；
2.坚信自己有价值。
3.和国家的需要在一起。
他谈起自己的选择，有动情之处，他说：“科研对我而言，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情。每次和学生谈完课题我都有种满足感，哪怕是学生遇到问题、并没有进展，但是我提供了观点，与他进行了讨论，也是一种愉悦；如果学生有了突破，科研课题有了进展，我也是很愉悦。就是科学研究始终是一种自身的愉悦，我非常享受这种愉悦。”
但是这种愉悦只是个人的。
施一公走了 清华大学失去了什么？ https://www.sohu.com/a/217126098_607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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