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又一对父子的关系！“责善则离”是其写照。
光宗在南宋史上以精神失常著称，他在位时间不过五年，但这五年与孝宗晚年是同始同终，光宗始终被动的成为孝宗恢复之志的更改部署的最大阻力，这五年也是皇权分裂为二的时期。我们先从光宗立储说起，孝宗有三子，光宗最小，他立为储君的过程也离不开兄弟之争，最终能得储位高宗与宪圣发生了重要作用，光宗与高宗的特殊关系有记载可循：
李皇后，安阳人，……道帅湖北。闻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诸女拜坦。坦见后，惊不敢受拜，曰：此女当母天下。坦言于高宗，遂聘为恭王妃………乾道四年，生嘉王。七年，立为皇太子妃。性妒悍，尝诉太子左右于高、孝二宫，高宗不怿，谓吴后曰：是妇将种，吾为皇甫坦所误。
可见其祖孙关系甚好，而对父亲孝宗则多有怨恨和敌意，在他心里，他的皇位毋宁是高宗和宪圣所赐，而非得自孝宗，同时，上文中特立独行的李皇后对他的影响也不小，基本没受儒家孝悌思想熏陶的李皇后是予取予夺、侵略性极强的个性和做派，在心理上正迎合了光宗反对孝宗的需求。同时孝宗致力于推行自己的政治布署，预定由光宗来执行他的更改构想，“一月四朝”即是沿袭了高宗控制孝宗利用定期集会的方式来控御光宗，因此责难是少不了的，这样也造成了光宗对孝宗的无法忍受和深度怨愤。孝宗与光宗的成长经历和性格完全不同，光宗身上没有孝宗的“坚忍”，他完全无法承受类似高宗对孝宗的那种意志上的重压，他的精神疾病即源于此，精神失序是他唯一的解脱之道。在他发作之时就是反抗意识全面爆发之际，所谓“心疾”就是反抗意识的爆发，“言笑不接，定省久违，几于怨忿角胜之为”的记载生动描绘了光宗心疾发作之时对孝宗的态度。
光宗如此之态度，没有强有力的支持是不可能做到的。他的支持来自正统皇权，宫外朝中光宗亲官僚集团，远理学集团，葛、陈之除任，姜特立的召命标志着官僚集团与光宗的默契联手。“一月四朝”的桥梁已断，孝宗幕后皇权的作用无法发挥，如此，理学集团在光宗不朝重华宫一事上的指责实际无关孝道，而是他们政治抱负是否能展开的关键之所在，它的政治功能才是各方关注的要旨。官僚集团对此则不轻作附和，但是始终强调光宗须得“把定”，所谓“把定”当然是把定其正统皇权不受幕后皇权的干扰。而在宫内，光宗的支持者是李后，李后鼓励光宗把定自己的皇权，不屈从于孝宗的“责善”。《光宗纪》记载：
甲申，帝将朝重华宫，皇后止帝，中书舍人陈傅良引裾力谏，不听。
两者之间的政治拉锯、道德拉锯、感情拉锯，光宗的人格在两股大力互相拉扯之下终于撕裂为二。
由此也可见，孝宗及理学一派对光宗的深重影响并不逊于官僚集团与他的皇帝爷爷和皇后。“尊而不亲”是其根本态度，余先生引心理学理论分析，此处的“尊”是“超我”，而亲则是“意我”，二者相互拉锯。回到史学一般研究路径，余先生分析了光宗与朱熹的关系，来阐述光宗对理学集团的一般态度。
从朱熹的角度，他非常清楚自身是孝宗“末年之政”部署之一，因此对得君行道充满强烈渴望，对光宗的新政也寄予希望，《乙酉拟上封事》一文充分体现问题，朱熹奉召入朝以证明其“经济夙所尚，隐沦非素朝”。因此也不难解释为何朱熹远居湖南安抚使之时，对光宗不朝重华宫一事如此了解及重视，甚而苦谏：
方间隙之将萌，群臣不能救之于早；及行迹既著，又不能察陛下事亲之本心，且无以和陛下父子之情，往往语言拙直，援引过当。其心虽忠于陛下，而不足以感悟陛下之听；徒以激怒陛下。故近日临欲过宫，而复辍者，陛下未必不曰：“身为万乘之主，乃不得一事自由乎？”故不肯屈独断之权，为群论所迫耳。
一番话深中光宗之性，我不知光宗对此言有何感触和反映，但历史事实显见即使此番一言也不能扭转和救助光宗的撕裂，或许更有所加重也未可知，毕竟双方力量和砝码越相近，撕裂就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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