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前文写完后，陆续有朋友提出若干疑问，遂写此文，以答之。
宋史疑案3-烛影斧声
一、正史记载的宋太祖之死：
《宋史太祖纪》：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癸丑夕是公元976年10月20日，严谨地说应是21日凌晨。万岁殿是皇宫中的正寝殿，后改名福宁殿，如图1。没记载宋太祖死因。
此外，《宋史太宗纪》记载：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辽史景宗本纪》记载：宋主匡胤殂，其弟炅自立，遣使来告。这两则史料虽然用“遂”和“自立”描述宋太宗即位，但也没记载宋太祖死因。
图1-东京宫城图《事林广记》
二、《湘山野录》记载的宋太祖死因：
《湘山野录》是北宋僧人文莹撰写的一部笔记。郑世刚在该书的点校说明中写道：“也许由于作者是僧人，书中记载鬼怪神异和道家释家的故事较多......所记社会经济政治事件，也多得自传闻。”现在我们来看看，该书记载宋太祖死因：
开宝己亥岁也......上谓生曰：“我久欲见汝决克一事，无他，我寿还得几多在？”生曰：“但今年十月廿日夜晴，则可延一纪；不尔，则当速措置。”上酷留之，俾泊后苑。苑吏或见宿于木末鸟巢中，止数日不见。帝切切记其语。
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阁四望气。是夕果晴，星斗明灿，上心方喜。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移仗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封王，即太宗也。
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
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逮晓登明堂，宣遗诏罢，声恸，引近臣环玉衣以瞻圣体，玉色温莹如出汤沐。
这条记载把太祖死因归结于天命，道士预测太祖死于开宝己亥岁十月廿日夜。后来应验，太祖便召太宗，一边喝酒，一边嘱咐后事。但开宝己亥岁是公元975年，文莹弄错了太祖死亡事件。
通读上下文，在这个被称为“烛影斧声”的疑案中，并没有刀光剑影的迹象。“烛影”下所见的是：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避席”是离开餐桌，“时或避席”是说有时离开餐桌有时回来。“有不可胜之状”是没有能力再饮了的样子。根据五代宋初的饮食习惯以及太祖和太宗得君臣地位，我们推测两人是分餐，因而能看到太宗一会离开一会回来的影子，如图2。“斧声”是太祖拿斧头探测雪的深度。太祖对太宗说“好做好做”，也是在相信自己即将死亡的情况下对太宗的期望。
图2-韩熙载夜宴图
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湘山野录》的删改：
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对《湘山野录》的删改有四处：一是把《湘山野录》里的道士确定为张守真。二是把《湘山野录》里“烛影斧声”一事发生的时间由20日提前到19日。三是把健康的太祖改成生病。四是改太宗“有不可胜之状”为“有所逊避之状”、把发生在室外的“以斧戳雪声”转移到室内的“以斧戳地声”以及把“好做好做”改成“好为之”。我们看一下《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
初，有神降于盩厔县民张守真家，自言：我天之尊神，号黑杀将军，玉帝之辅也。守真每斋戒祈请，神必降室中，风肃然，声若婴儿，独守真能晓之，所言祸福多验。守真遂为道士。上不豫，驿召守真至阙下。
壬子，命內侍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箓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宮阙已成，玉锁开。晉王有仁心。言訖不复降。
上闻其言，即夜召晉王，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晉王時或离席，若有所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
除了前文提到的四处删改，《续资治通鉴长编》与《湘山野录》还有一个不易察觉的改动：《湘山野录》只说太祖寿命天定，太祖知道自己将死然后召晋王。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则明言让太祖传位晋王。经过李焘的删改，“烛影斧声”的改编本变的杀机四伏。
四、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删改依据的史料及其真伪：
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自注：此据国史符瑞志，稍增以杨亿谈苑。他说的“国史”是宋仁宗时期修成的《三朝国史》，今已不存，我们可引他书参证，如图3。“谈苑”是宋仁宗时期宋庠编辑的杨亿的言论。
图3-邵博《闻见后录》引《国史道释志》
图4-《谈苑》
根据图3图4，我们可以看到李焘的删削：一是采信谈苑记载的“太祖不豫驿召守真至阙下”；国史道释志和国史符瑞志并没说太祖不豫。二是回避了太祖对张守真的“不信”态度，国史道释志和谈苑分别记载“太祖以其妖将加诛”“疑其妄”。三是采信了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箓醮“晋王有仁心”之语
那么，太祖到底病没病？太祖召张守真的时间是何时？太祖到底信不信张守真？晋王有仁心之语又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我们看看张守真自己怎么说：
图5-张守真儿子撰写的《传应法师行状》
从图5这条史料，我们可知，张守真是10月13号到京城，太祖召见后不信其言，将他安置在建隆观。此时太祖并无生病或者重病迹象。至于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箓醮和“晋王有仁心”之语则出自宋真宗时期编辑的《翊圣保德真君传》。这是宋真宗为自己及其父宋太宗即位制造合法性编造的。
梳理完这些史料后，我们仍然没有找到宋太祖的死因，同时，也没看到宋太宗谋杀的迹象。可疑的地方是：太祖不信道士张守真的妖言，还没有杀，就死了。
五、《涑水记闻》记载的太祖死后情况：
太祖初晏驾，时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内侍都知王继隆召秦王德芳，继隆以太祖传位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而以亲事一人径趋开封府召晋王。
见医官贾德玄先坐于府门，问其故，德玄曰：“去夜二鼓，有呼我门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
继隆异之，乃告以故，叩门，与之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敢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隆趣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矣。”遂与王雪中步行至宫门，呼而入。继隆使王且止其直庐，曰：“王且待于此，继隆当先入言之。”德玄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遂与俱进。
至寝殿，宋后闻继隆至，问曰：“德芳来邪？”继隆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
德玄后为班行，性贪，故官不甚达，然太宗亦优容之。
如果我们把《涑水记闻》当成史料，则这里的王继隆应是王继恩，贾德玄应是程德玄。如果把它当成笔记传闻，则不必计较。《涑水记闻》没有记载太祖死因。只是说太祖死后，宋皇后想立德芳，而王继恩召来了太宗。证之以《国史宦者传》和《国史程德玄传》，我们会发现：
1王继恩、程德玄等人皆能预知太祖死期。
2王继恩、程德玄以及前文提到的张守真等人，在太宗即位后待遇甚厚。
3太宗即位遇到了宋皇后的阻碍。
如果我们认定宋太宗是篡位，那么，以上这几点都是证据。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国史》中关于诸人的记载，视为他们帮助太宗宣扬天命构建合法性呢？而太宗对他们的待遇，则视为回报，而非帮助他篡位的回报？
即便《涑水记闻》记载的宋皇后召德芳的事情是真的。那么，这是宋皇后自己的意愿？还是宋太祖的意愿？就算是宋太祖的意愿，我们也查不到宋太宗篡位的证据，只能说宋太宗抢位，他靠自己的实力抢先继承皇位。由于自己抢位，才会编造天命所归。何况《涑水记闻》记载的可靠性无从查证。
烛影斧声一案，查到这里，我们便面临一个方法性的问题：
1考证的极限。面对《湘山野录》《涑水记闻》这类没有标明出处与时间的材料，我们无法断其真，也无法证其伪。在我们假定它们为真的情况下，我们也查不到宋太祖的死因。
2推理的尺度。在无法确知宋太祖死亡当天记载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宋太祖死前死后太宗的行为来反证太宗是否篡位。
如果我们相信这样可以证明，那么，就会把宋太宗即位前后的种种异常视为篡逆的证据。代表性的观点，即是吴天墀在《烛影斧声传疑》一文中说的：
我相信一件事情之作为，必然产生出它与别方面牵扯的关系，亦必然给与后来以影响，在友谊无意间显示出来，是遮掩不住的。我们去研究一件不容易为人知悉的事情，往往只有从这些方面着手。
如果我们不相信这样可以证明，那么，就会把宋太宗即位前后的种种异常找到合理的解释。代表性的观点，即是程敏政在《宋太祖太宗授受辨》一文中说的：
就使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徳昭之死皆出太宗，则亦未可以其后来之不善，而遂逆探其有今将之心，加之以无名之罪也。胡一桂杨维祯梁寅之流，锐欲以簒弑加之，恐皆以不见李焘全书之故。正犹狱官不据人原发之案，而深文巧诋钩致其罪，偶有刻吏见而喜之，又从而和之，此太宗之事所以不能自解于今日也。
千年以来学者的争论，均可以信与不信分之。
那么，在无法确知历史真相的情况下，我们探究烛影斧声一案的意义在哪呢？
答：即便我们不能弄清真相，但我们可以弄清我们现有的学术观点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可以弄清距离真相还有多远？
有人问了：即便考证出真相，又能如何？
答：考证出真相只在史事上能够证明宋太祖是怎么死的。在历史的趋势上，考证出来与考证不出来，都无妨我们认识和把握宋初的历史走向。它只能提供一个可能性，即如果这件事不发生，历史的实际过程是否会有另外一个样子。但就历史趋势而言，这种可能性并不足以改变历史的走势。这也是我在前文烛影斧声-纷争千载的疑案原是一场乌龙最后的结论。
附记：程敏政《宋太祖太宗授受辨》和吴天墀《烛影斧声传疑》两篇文章，是我读到关于这个问题最好的两篇文章。不夸张地说，关于烛影斧声一案，目前所能见到的史料以及有学术影响力的文章，我基本都看了。各有各的问题，总是感觉没有讲透。其中最大的问题，我在本文中已经指出来了，即在史料上无法判别、在方法上各有所偏。我本来想就学者争论的各个细节挨个地征引正反方的论点，然而驳斥，但找到这个最大的问题，剩下的就不必在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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