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地铁二号线上，我习惯性的站在最后一节，也可能是最开始的一节车厢，靠在角落里。
每次都会在车门滴滴响之前，从门外蹒跚着上来两位老人，有时候是一男一女，有时候是两个男的。但是总有一个是瞎的，不，或许只是看不见而已。或者总有一个是瘸的，他的某一只脚总伴随着音乐的节奏迈一步颤抖一下，画个圈再迈出去。他紧紧的拉扯着前面那个人的衣角，像一个受了惊的小孩儿。
他们总会在上车之后整理一下原本就破烂不堪的衣服，从胸前将老年录音机打开，有时播放大悲咒，有时播放悲伤的曲子，或者拉着悲伤的二胡，总之是要在开始乞讨之前播放音乐的，或许是为了调整自己的心情，让自己进入到乞讨者的状态吧？也或许是为了让乘客，这些陌生的异乡人们有种悲伤的感觉，从而更容易相信他们的悲惨吧？总之是一定要有音乐伴奏的。
而且他们还要在手里拿着几张钱，最小面值一块，最大面值五块，这是我见过最多的。然后他们在地铁门关上，缓缓开启的那一刻伸出自己颤抖的双手，开始缓慢的行进在过道里，路过每一个低着头刷着手机，或者低头看书，或者闭目养神，更或者就瞪着眼睛直直的看他们的人面前颤抖着双手从一边转另一边，嘴里还要念叨着类似于行行好吧之类的话，一直走过一节节车厢……
我从来没有跟着他们走过，所以不知道他们一路下来，握在手里的钱会不会增多，也不知道他们会在哪一站离开，最后离开的时候是否还是衣衫褴褛的模样。
但是我在最后一节车厢里清晰的看到所有睁着眼睛的人在听到音乐响起的时候，有多少人是瞬间就将眼睛闭上的，也有多少人低下头不知是看着自己的鞋子还是看着地面或者别人的鞋子的。我远远的看着他们走过最后一节车厢，没有一个人动手给钱或者帮助他们。
那时，我在庆幸没有人上当的同时，内心也不禁闪过一丝厌恶。这种厌恶一种是对于作为乞讨者的他们的，因为她们健全的四肢，完全可以不用这种没有尊严的方式去谋生。我见过一个同样衣衫褴褛，甚至连牙齿都没有的老太太，她翻找着一个个垃圾桶，去寻找可以换成钱的饮料瓶，或者纸箱子，但是她却没有选择这种相对捡破烂来说很轻松的存活方式。
然而作为比那个捡破老太太更有优势的他们却选择了一种这样的方式。一种近乎将自己的尊严践踏的方式，张开手，手心向上，期望用一点点声音，或者身形来激发一个个游子在这陌生城市里的同情心，并且还很有手段的用让别人自己产生同情的方式。
至少那句“行行好吧”在我自己看来比“可怜可怜我吧”，来得更赤裸裸，也更直接一点儿。他们很聪明的将这种责任转移到被乞讨者的身上，让大家觉得行行好是做善事，是符合自己意愿的。而假如将责任转移到自己的可怜身上，我想他们更加体会过很多次被狠狠拒绝的感受了吧？
而另一种是对于作为被乞讨者的我自己的厌恶，他们用这样一种毫无尊严的方式去获得生存的可能，他们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获得所谓的温饱，但那终究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而我却厌恶自己如今的冷漠。
我的冷漠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形成的，我清楚的记得自己第一次在北京遇到这种情况时内心产生的同情。但是同行的朋友小声的告诉我，这些中的很多人他们并不是真的只能靠乞讨生活，而是像我每天打卡上班一样，乞讨是他们的职业，重点是人家乞讨挣的钱可能比你的工资还高。我半信半疑，最终没有施以援手。
后来一次假期回家，在我妈的店门口看着小镇来往的行人。突然一个没有双腿只能靠双手爬行的人远远出现在我的视线。我心中大惊，小镇的这条街上完全是没有交通规则的，来往的行人，自行车，电动车，甚至摩托车汽车，几乎都是遵循着各自想走的路线，他那样在路上爬来爬去，很容易被撞了。
我竟然担忧的随着他爬行的轨迹看着。坐在我一旁上小学的弟弟说“姐姐，你看那个人可怜吧？”我点点头，原来弟弟也看到了那个人。然而接下来弟弟说的话却让我大吃一惊“其实，那个人是装的！”弟弟在我耳边小声的说。我回头看着弟弟说“谁跟你说的啊？”因为那时候我还不相信，高位截瘫这种事情也是可以伪装的。
坐在一旁消消乐的我妈头都不抬的说“这个人第一次来咱们这儿的时候，人们都以为他是真的残疾人呢，大家都觉得他可怜，都给他钱，那天他胸前的那个破桶里钱都放不下了。过了几天他又来了，也还有人给他钱，不过好像没有那么多了，后来人家有人说在哪儿见过他，有人看见他早上在村口下车，四肢健全，穿得还很得体，然而吃过早餐开始换装，这条街就这么长，一个知道，所有人不就都知道了吗？就没有人给他钱了。”
弟弟在我耳边小声说“姐，人家挣的工资可能比你上班都多呢！”我心中大惊弟弟说出如此似曾相似的话。却不知道该怎么去纠正弟弟的想法。也许他没有错，但是还在读小学的他就这么现实的看到一种欺骗，这还要他如何去做一个诚实的孩子？看着那个人缓缓的爬离我的视线，我实在是想象不出他站起来走路的样子……
但是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她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也觉得这种人很可怜，甚至有一次很慷慨的给了一个同样用手爬行的小孩儿五块钱，结果等我妈下桥再回头看的时候，小孩跑的比兔子还快，就消失在了人流中，我妈说当时后悔的不行，竟然被人骗了，从那以后，除了上门乞讨的乞丐，我妈遇到这种人的时候再也没有侧目过。我妈说她被伤害了，那么单纯的觉得他可怜，却被刺痛那可怜的同情心。
有一次在地铁八通线上，也是同样最后一节车厢，一个长的很清秀的女孩儿走到我身边用手跟我比划着，我茫然的摇摇头，因为我实在看不懂她的手语。 她没有放弃，始终面带微笑，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个绿色的小本子封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然后她跟我摇晃着另一只手里的挂件。
她确认我看清绿本上写的字之后从包里掏出一张事先打印好的纸，内容大致是我是残疾人，这个挂件是我纯手工制作的，五块钱一个，谢谢你的帮助之类的话。我看了看将纸递给她，看了一眼现在身边的男友，他冲我笑笑点点头。
我从包里掏出五块钱接下她手中的挂件，一个红色的中国结，下面坠着一个红色的小人，小人下是一只红色的小鼓，鼓的两面分别写着幸福和平安，小鼓下坠着两个红色的小铃铛，她递给我的时候，铃铛发出叮铃铃的声音。
她开心的将我递给她的钱装进随身的那个包里，在稍显空荡的车厢里深深的鞠了一躬给我然后往前走去。但是我目光所及之处所有的人都冷眼相对，冷漠的摇摇头，甚至有人回我一个不屑的白眼儿，我想他也许在想，你可真傻。
“你有没有想过她也许不是真的残疾人？”男友悄悄的在我耳边说。我凑到男朋友耳边说“在地摊上买个小玩意儿还要钱呢，就当正当消费了吧？小玩意儿挺好看的嘛！”我将挂件寄在包包的拉链上，从那天开始，我每次出现都是叮叮当当的。
直到那个挂件现在被我挂在窗前，每次打开窗子都会响起曾经在地铁上我遭遇过一个在我眼里不一样乞讨的漂亮女孩。我不知道她的残疾是真的还是伪装，但是那次，我真的是善良的去帮助了她。
我现在不能确定乞丐究竟还是不是一个帮派，还算不算一种行业。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同情心却在消减着。毕竟我们不再确定，在这样一个什么都可以伪装的年代里，究竟谁是真的，或者谁是假的？我们无法确定自己的同情或者怜悯究竟是不是应该的，或者说究竟会不会帮助到他们？
其实，我已经无法分辨究竟谁是真的需要帮助，因为被欺骗的次数太多，我们会忽略掉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但是比起来帮助张开手跟我要钱的人，我更愿意听一首曲子，再去决定自己决定付出的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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