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我母亲 父亲 二舅 大舅 小舅，外婆抱着大姐，外公抱着二姐
最是思念了不起的外公外婆。
我的外公出生于伦敦，外曾祖父是清朝驻英国公使参赞，他五岁才随父亲回国。外婆的父亲和外公的父亲是清政府培养外交官的“广方言馆”的同学，于是两家结为秦晋之好。
外公是长子，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为人敦厚诚恳，行事沉稳严谨，胸襟宽广洒脱。年轻时在英商怡和洋行做事，解放后到商务印书馆，毕生从事翻译工作。
因其两个弟弟都是纨绔子弟，仗着家里有钱，终日跳舞骑马，喝酒踢球，混迹于女明星交际花中，无所事事。于是曾外祖父早早把家交给了外公外婆打理。
我的外婆人称三小姐，她的父亲在加拿大的领事任上病逝于异乡他国。外婆嫁给我外公后，里里外外一把抓，其温良能干深得家族敬重。
外婆年轻时，颇像当时的明星阮玲玉
一九二八年我母亲出生，随后四个舅舅一个小姨相继出生，家里女佣、保姆、车夫一大家子，外婆管理得面面俱到，井井有条。
可惜我母亲四五岁的时候，曾外祖父病逝，家道开始衰落。一个小舅白喉，用一根小黄鱼买盘尼西林也没留住小命，一个小姨也夭折了。
至此家中的一切家用都由外公一人负担，佣人逐步减少，但外婆与他们的感情都胜似家人（此为后话）。
解放后，外公外婆都非常拥护人民政府，外婆还担任了里弄的居民小组长，抗美援朝不仅捐钱捐物，还把自家一栋不常居住的房子献出来，给里弄生产组，缝纫加工志愿军服装。
五十年代吧，国家有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我的外公没有和外婆商量，忽然非常坚定地报名去了青海，具体在什么单位，我已无从知晓了，只听母亲说过还是文字翻译工作。可是高原、缺氧，日以继夜的用眼，他患了青光眼，头痛欲裂，夜不能寐，不得不回到上海，为防止交感性眼炎，立即摘除了一只眼睛。
我从记事起见到他，就是每晚看到他抠下义眼浸泡在一只小碗里，微笑地对我说：勿要吓噢！
好好的，他为啥突然要去无亲无故的、从未去过的苦寒之地？为之瞎了一只眼有没有后悔过？这些，很遗憾，我不知道。
其实回忆起来，外公去世时我已经二十六岁了，他的经历已经从母亲的断断续续的讲述里能拼凑起来了，期间虽然我长大了，有点好奇他的经历，但并没有机会和他相处。
我大概在小学阶段，每年有一次寒假或是暑假去上海外公外婆家，中学以后去得少了。印象最深的，就是外公的作息非常规律，洗脸总是弄一脸的肥皂泡，哼着一首外国曲子，早餐必是干干的面包或者大饼，然后是一张英文报纸，一杯浓茶，坐在他那张欧式的有翻板的书桌前几个小时；他吃饭不言不语，吃完撕一张日历纸，擦一下他的象牙筷子自己收好。下午是站半天的马路，热情地给外地人指路，捎带一张《新民晚报》回来，看的重点是足球拳击。他很严谨，书桌上的东西不容乱动，有时二舅拿走了他的报纸，他又买一张，也不言语。
外公几乎很少和家人交谈，两个住在一起的舅舅，和他说话，基本都是：爹地，迭句哪能讲？请教英翻中或者中翻英问题。
后来，他的一个弟弟，因为啥事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服刑于青海狱中，身患重疾，他又一次踏上那块土地，把兄弟接回上海送医，直到善后。
再后来，文*革，他被牵连，停发工资，只发生活费。外公外婆家一下子陷入穷困。
那时，大姐二姐外公外婆，还有一个小舅舅，全家五口人，只有外公的不到三十的生活费，母亲每个月寄去的四十五块钱就是外婆天天盼着的救命钱。
如果只是单纯算七十五块养五张嘴，还不是最难，难的是小舅舅是“黑人”，（小舅舅的故事另表）没有户口，他没有计划指标，意味着他生活所需要的油米肉糖、布票啥的，都要黑市换。再能干会当家的外婆，也苦于无米之炊啊，于是，每年去上海，发现家里的家具越来越少，铜床不见了，底下有滑轮的沙发不见了，红木凳子不见了…当然，这些，都是在外婆变卖了所有的首饰之后。
因为我和弟弟，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当年外公外婆的艰难困苦，我没有亲历。最近和大姐聊起，她也说起那段时期的凄惨。为了一块钱，优雅的外婆和买菜的争辩了很久；换上最干净体面的衣服，把头发拢得一丝不乱，外出借钱…
但是姐姐说，外公外婆从来没有为钱吵过架，也没有为贫困的生活而有过抱怨，再困难，外公的程式一如既往，外婆一日两顿酒也是不变的，我想，这是坚强，也是解愁啊！
我能清晰地记得外婆最后的那几年时光，大概是七九八零年样子，冬天，外婆坐在北面的灶间里，上海的冬天，阴冷而潮湿，她缩着极瘦的身躯，脚上，仅穿着一双布鞋，昏暗的屋里，只有她指间的烟火，她连灯都舍不得开…我仿佛看到她微微的颤抖，她却一叠声地说，你上楼去，上楼去！
这情景，我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心就发痛，我那时已经工作了，怎么就没有给她买双棉鞋呢？
其实那时候，外公落实政策，补发了工资，小舅舅，也终于可以和谈了十年的女朋友结婚了。记得那天在家里办了几桌，外婆端庄而优雅地对宾客道：怠慢噢，怠慢。
小舅结婚没几年，外婆因病，逝于家中。医学院毕业的小舅，诊断她是食道癌，每天给她吃药，吃不下了，就打针，她绝不提去医院，她那么冰雪聪明，哪有钱看病呢！记得我唯一的一次给她擦了把澡，她连声道谢，那真是瘦得，两个坐骨结节都要从小床铺板的缝隙漏出去了，坚强如她，直至饿毙。
几年后，外公心脏不适，小舅背他下楼，准备去医院时，也许是受了惊吓，导致意外，也与世长辞。
一个标准的绅士和一个标准的闺秀以很穷困而不失尊严的方式过完一生。
时光流转，一晃近四十年。
科技发展了，很多历史钩沉我们也能从网上了解了，原来我们的曾外祖父，是参加了西姆拉会议，与印方谈判边界问题的代表。那么，外公的执意西北之行是不是有某种情结在心中呢？他想了解他的父亲，走进他父亲的生活？虽到不了西藏，到毗邻西藏的青海也可？我们不得而知了。
不胜唏嘘，感慨良多。
外公外婆也许从小受的西式教育，两人都非常开明，对子女的学习、职业、去向，乃至婚姻，完全不干涉，由儿女自主。（他们儿女的婚姻以后会写）这，在那个时代的人，真的是很罕见的。
他们又是那么地爱孩子，包容，不计回报，从来听不到埋怨小舅拖累了他们，也不责怪老大老二不孝敬他们，他们就是蜡烛，把自己燃尽了，默默地就去了。
外公外婆，我好想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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