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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小说课》:勇敢地使用你的理性

毕飞宇《小说课》:勇敢地使用你的理性

作者: 寳读诗书 | 来源:发表于2017-12-13 21:05 被阅读77次

    文/李生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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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课》是毕飞宇发表在《钟山》上的专栏文章的集结,内容指向经典短篇小说的解读,范围涵括古今中外。

      这些文章的原本诗毕飞宇在南京大学本科生课程上的讲稿。其特色用毕飞宇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重点是文本分析,假设的对象确实渴望写作的年人。”(P198)

      显然,毕飞宇是想通过对名家名作的解读剖析,给一批文学爱好者传授写作之道。

        因为近期有些忙,总找不到成段的时间来读书。有两篇半——《什么是故乡?——读鲁迅先生的<故乡>》、《两条项链——小说内部的制衡和反制衡》整篇和《我读<时间简史>》一部分内容是在去教研室开会的公交车上读完的。

        我喜欢拿着笔在书上勾画批写,虽然颠颠簸簸的路程确实也不是那么舒适,但总是一段静心的时间。

        对这本书我还是读得比较细。对于这样篇章并无内在联系的书籍,我的建议不要从头到尾推着读。很多和我一样的人读书总是“虎头蛇尾”,后面的章节——或许是精华,容易遗漏。

        读书有时候如同吃美食,当你吃饱吃不下或不想吃了发现自己喜欢吃的还没有品尝,那是相当痛苦的一件事。

        我是从我最熟悉的作品开始读的,莫泊桑的《项链》在高中语文教材中是非常经典的篇章,对它的新颖解读,我非常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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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这几篇以后,伏尔泰的那句话——勇敢地使用你的理性,一直充斥在我的脑中,今天也想勇敢地使用一下自己的理性,写一些自己的读后感。

        鲁迅的《故乡》是一篇什么主义的作品?给一篇优秀作品下一个如此绝对的范畴定义是不是愚蠢的?毕飞宇在《什么是故乡》——读鲁迅先生的<故乡>》一文反对把《呐喊》中的作品定位于现实主义,他认为:

    ——“鲁迅深得象征主义的精髓,从《呐喊》开篇《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小说的基本模式就不是现实主义,而是象征主义的。”(P94)

      毕飞宇的这一看法是带有批判意义的,但同时也陷入了另一个误区。

        对作品是“什么主义”的定位的依据是什么?所有文中充满着象征意义的人物和物象的作品就是象征主义的作品吗?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不会又象征意义吗?还是以数量的多少为准?

        在这个问题上,毕飞宇并没有一个明确而专业的解释。毕飞宇在文章中着重分析了“两个比喻。圆规”、“分明的叫到”“碗碟。香炉和烛台”等物象和语言的特殊象征性,并“穿造性”地分析它的深刻性,确实让我们读到了这些“物象和语言”背后隐秘的含义,以及鲁迅对国民性、民族性的批判。

        问题是,利用几意象的深入剖析就此把这部作品定位为某个主义,似乎说理还是存在着不充分的缺陷。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毕飞宇是聪明的,也是不够聪明的。其聪明之处在于,能够给读者(听众)耳目一新之感,有新思想、新解读;而不聪明之处在于,容易让别人误以为专业理论知识不足,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也竖起了一个供人批判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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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到这里(指《故乡》,笔者加),我们能感受到什么呢?我们首先会感觉到冷。不是动态的、北风呼啸的那种冷,是寂静的、天寒地冻的那种冷。”(P89)

        毕飞宇的这种感觉是敏锐的,语言也是直接的,说出了我们都感觉到而未能说出的东西。鲁迅的“冷”显而易见,这种“冷”多源自他善于批判的内心和富于批判力的文字。

        鲁迅的其他小说冷不冷?鲁迅的杂文冷不冷?鲁迅有很多杂文是热血沸腾的,语言是尖刻锐利的。作家的文风是不是永远一成不变?或者是因地制宜地在不同文体中选择不同的表现方式?

        显然,现实需要的因素或多或少地会影响着作家。毕飞宇对鲁迅“冷静”的解读还是让人非常信服——

    “这才是鲁迅式的呐喊,——鲁迅的特点不是嗓子大,是‘一语道破’,也是‘一针见血’,和别人比音量,鲁迅是不干的。”(P90)

        毕飞宇在此处附带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作家的基础体温。他说,在现代作家中,基础体温最高的作家是巴金,基础体温最低的是张爱玲。

        毕飞宇的这个论断的准确性不是我们应该探讨的,毕竟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而他提出“基础体温”这个概念(不知道还没有人这样提过),并从这个角度解读作家,解读作品,确实是个创见。

        鲁迅在《故乡》中对杨二嫂“圆规”之比喻的精妙应该无人否认,而毕飞宇对杨二嫂“豆腐西施”的解读也很有趣味,更为妙趣横生的是——“豆腐西施和圆规这两个绰号不只是有趣,还有它内在的逻辑性。(P99)而这两个比喻又暗合鲁迅所鞭挞的当时国民的两个“劣根性”——流氓性和奴隶性。前者,毕飞宇并没有深入阐述;后者,是鲁迅作品解读绕不过去的概念。

        “我几乎可以肯定,当年胡适、赵元任第一次看到‘圆规’这两字的时候,胡适、赵元任一定会喷出来。他们一定能体会到那种从天而降的幽默,还有那种从天而降的反讽。”(P101)

        毕飞宇其实要说的是,“圆规”,在当时是个时髦的词语,毕竟西方的测量工具引入中国不久。对于普通老百姓,这可能还是个陌生的比喻。而对胡适、赵元任这样的,在国外留学多年,深受“先进”西方文化影响的人,对这个比喻的理解可能更为透彻。

        在如今,如果还有人把一个高挑、瘦弱的女子比作“圆规”,定然是个没有新意的比喻。就如20年前我们说脑袋反应快,像电脑,而现在谁还用这样的比喻?

    最后我还想引用毕飞宇的一些看法作为第一部分的结尾:

    “在鲁迅的眼里,奴役的文化最为黑暗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只是让你做奴才,而是让你心甘情愿地、自觉地选择做奴才。”(P106)

    “鲁迅的批判及其另类。他的所谓的‘国民性’,所针对的主体恰恰是‘被统治者’。在现代文学史上,这是鲁迅和其他作家区别最大的地方。”(P107)

    “一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其实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鲁迅,一个部分是鲁迅之外的作家。”(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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