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春天•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丨恢复教师节（17）

第十七篇 恢复教师节  田家骅呼吁尊师日  窦莘元首倡夏时制

一、恢复教师节

1、怀柔“打教师”事件

1931年，教育家邰爽秋、程其保等在南京中央大学集会，发表要求“改善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工作和增进教师修养”的宣言，并议定6月6日为教师节，也称双六节。不久，国民政府先是同意，后改为孔子生日，即8月27日。

建国后的1951年，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曾宣布“五一劳动节”同时为“教师节”。 而在实际执行中，教师节逐渐销声匿迹。‘先工商，后财贸，哪儿不要去学校’的年代，当教师待遇低、工作累，还让人看不起，连对象都不好找。

1982年4月26日傍晚，北京市怀柔县黄坎公社露天电影放映场。于学荣、范秋兰、刘凤珍3位20岁出头的小学女教师，无端遭到几位村民辱骂并被围攻殴打近20分钟，现场围观群众达二三百人。致使教师们惶恐不安，学校被迫停课。

1982年6月，《光明日报》记者赵学礼从北京市教育局看到了一封信，信件对“怀柔打教师事件”进行了披露。不久，题为“怀柔县黄坎公社王兴宽等人无理取闹辱骂殴打三名女教师”的读者来信与记者调查刊发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

该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各地教师纷纷就此事件表达激愤，更多教师权益受损事件浮出水面，一场关于教师地位的社会讨论由此兴起。7月20日，《光明日报》第二版刊登了南开中学教师田家骅的呼吁：

“当前全国有2000多万教师，肩负着3亿青少年的教学、教育任务，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责任义不容辞地落在了他们的肩上，教师应该有自己的节日！日期最好在暑假后开学的第10天为宜。”

1983年9月7日，北京景山学校给邓小平写信提出恳求，“希望能为我们题词，或向我们说几句话，指明我们继续前进的方向。”9月9日邓小平为景山学校写了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9月10日送到学校。

2、 “尊师节”的倡议

其实，早在1981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全国教育工会原主席方明等17位委员就联合署名提出了设立教师节的提案。”

当年12月，方明和教育部张承先副部长一起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习仲勋提出建立教师节。习仲勋建议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联合写报告请示中央。

1982年4月，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共同签发的“关于恢复‘教师节’的请示报告送呈中央书记处，建议以马克思的诞辰日5月5日为教师节。

1984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王梓坤在《北京晚报》发出倡议，表达了希望将每年9月设为“尊师重教月”的建议。12月7日，教育部党组、教育工会分党组再次向中央提交报告，建议每年9月10日为我国的教师节。

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从此，教师节成了法定节日。

恢复后的第一个教师节当天，国家主席李先念发出了《致全国教师的信》。信中说：

”祖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每一项成就，都渗透着你们的辛勤劳动。尊师重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的重要标志，教师工作应该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和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

当晚，连续剧《托着太阳升起的人》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庆祝典礼上，四名学生打出“教师万岁”的牌子。

另外，在当年7月30日至11月30日的4个月的时间里，中国邮政面向全国广泛征集《教师节》邮票设计图案。最后中央工艺美院装潢系的学生张磊的作品从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幅应征图稿中幸运获选。这套纪念邮票，精心选择“黑板、讲台、鲜花”这三件最具教师特质的意象并使之巧妙布置，达到“此处无师胜有师”的艺术效果。

3、民办教师转公

从1957年至1965年，由于学龄儿童迅速增长，兴办了不少集体所有制的民办学校，加上公办校师资缺乏，于是小学和初中聘用了大量民办教师。到1985年前后，民办教师总数近300万。这些“民办教师只有很少的一点生活补助，比正式教师的待遇要低得多。

虽然国家每年安排一些达到教师标准的“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但因财政困难，“僧多粥少”，能够安排转为“公办教师”的指标很有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教委会同有关部门提出了三个1/3的办法。即：1/3的民办教师通过考核转为公办教师，1/3的招入师范院校学习或经过培训继续留在教育系统内成为教辅人员，1/3的退休并给予生活补助。这一方案，经国务院同意后执行。

与此同时，1986年3月，高技术发展的“863计划”开始实施；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6月，中国“硅谷”正式在中关村地区启动。1993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正式通过。１９９５年５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颁布，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至此“科教兴国”正式成为基本国策。

二、夏时制

1、专家组建议

夏时制是将时针拨快一小时、充分利用夏季白天日照时间长的特点而节约照明用电的一种制度。

“夏时制”源自欧洲。全世界大约110个国家每年实施夏时制。在中国最早提出夏时制的是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的工程师窦莘元。在建国后至1986年前的30余年中，窦莘元多次建议在我国实行夏时制。

1986年4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是否应实行夏时制的问题。时任清华大学实验电厂总工程师谢行健，及窦莘元应邀列席这次会议。

谢行健进去时，会议室椭圆形的桌旁，已有30多人围坐。其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等人在座。谢行健和窦莘元坐在外圈，边上是时任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以及几个做会议记录的人。

会议由胡耀邦主持。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简要介绍了夏时制在全球的实施情况。最后，胡耀邦提议，既然大家一致同意，可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实施。

散会时已近中午，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留住与会者，请大家在勤政殿的餐厅吃个便饭。餐费为每人八毛钱。会议期间喝茶要交一毛钱，白开水不用。但王兆国特意嘱咐：“谢老师，你不用交钱，中办替你交。”

参会人员基本都留下来吃了饭，胡耀邦、胡启立、李鹏等领导人都随意而坐，几人一桌。王兆国陪着谢行健坐一桌。午餐很简单，主食就是包子、面条等，还有几样简单的青菜。饭后，谢行健辞别时，王兆国还帮他穿上大衣，送上车旁。

4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了实施夏时制的通知。决定从当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夏时制。

鉴于实行夏时制需要有一个宣传过程，铁道、交通、城建、邮电、民航等部门也需要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因此，1986年夏时制开始的时间适当推迟。1987年以后实行夏时制，则从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日开始。

1986年5月4日凌晨，夏时制在全国顺利实施。具体做法是：从5月4日早晨二时起，把时针往前拨一小时，即二时变为三时；到9月14日早晨二时，再把时针往后拨一小时。

凌晨两点整，在西单的电报大楼，工作人员将顶楼报时钟的表针拨向了3点。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了报时：“北京时间，三点整。”

这是实施夏时制的第一个清晨，亿万国人都把钟表向前拨了一个小时。

当年9月14日，是9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凌晨两点，时针回拨一小时，夏时制结束。

在夏时制实施三年后，在一些地方，实行效果不佳。反对质疑之声渐起。广东当时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夜生活已经很发达了。店铺，酒楼，舞厅很多是通宵营业。如果提前一个小时睡觉，他们的作息不适应。同时，新疆等西部地区也反映全国统一为一个时区一个夏时制时间，作息时间均感不方便。

1991年3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通知，决定从1992起暂停实行夏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