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大学生稀罕,谁家里考上一个,便会传遍乡里光宗耀祖了。前院里长青叔是老校长用以鼓励的楷模,他第一次考上医学院,没有想过当大夫又复读一年,去了齐齐哈尔。
这在庄上放了卫星,耀艳了夜空。他假期回来,我在路上走,他在前面推着一车土。那是终于见到偶像,不小心喊出声来——大学生!他回头瞅了瞅我,笑了笑。他着一身蓝军大衣,留着常见的学生头。他一笑,我倒不好意思了。
那时候,我便开始做起大学梦。
赶集路上,能碰到一位算命先生。说是先生,其实年龄不算大。只是早先的小儿麻痹难治,他便落了后遗症,腿脚不灵利,歪嘴说话,还是瞎爪子。他便学着给人相面营生。碰到了,人就会拦住他拉话,顺便伸手给他看,听他歪嘴费舌地判词,他要一本正经说一遍,嘴角全是白沫,人还得重复一遍确认,慢慢聚人,他就成了热闹中心。
那天我跟着大人去集回来,路上恰巧碰到这位先生,先是让他看吉凶,他说了半天。最后便问到了小孩子身上。大人说,来,给看看孩子能不能考上大学!他看了姐姐说,这孩子可以,又指了指我说,这个不行!
我等于直接被判了死刑,还未能建构的世界开始崩塌,终于没能忍住,也不管难为情就失声哭了。
从此便有个魔咒一直萦绕,学习更小心谨慎了。三年级时,不知道为何成绩老提不上,班主任是村里的中山先生。那时候小学师资差,都是民办教师,中山先生是以前的中学生,已任教多年了。他代语文课,管理严格,我常受批评。加上他说话含沙射影,我头都抬不起来。好歹升了四年级,老校长代课,一板一眼,我更乖乖听课。不同的是,表扬要比批评多了。
五年级要去常庄读,那时候村头的路开始规划,田地被冲掉,轧路机、铺路机都停上面,来了很多外地工人,村头的伶俐人就开起商店、餐馆,热闹得像是集市。人多了就生事,常听说谁家媳妇跟哪个工头好了,谁家媳妇被堵屋里了被男人给狠打……
我们便沿着新路上学来回。凌晨星星满天,一伙人骑着车受冻地跑去早读,完了回家吃饭,午饭在家吃了再去,直到放学。冬天冷,没几个不冻手的,清早放下车子,拉开暖袖,裂开的老口又流血了。晚上回家放热水里烫,钻心疼痛。泡软了再抹上冻疮膏继续趴着写作业。
老路两旁的树都伐完了,上下学再没有树荫。慢慢铺上沥青,也再没了泥泞。工人陆续走了,村口恢复平静,我也小学毕业去了镇上。
路还是那条路,路也仿佛不是那条路了。
后来听说长青叔毕业分配,回了老家。有位女同学对他说,你的大衣虽然朴素破旧,却是那么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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