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是历史人类学家

历史人类学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顾名思义，它源于两个旧有学科——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相互结合。在这种结合里，两个学科都以自己为主角，让对方做配角。

对人类学来说，它曾一度严格抵制人类学的靠近。不过随着人类学自身发展困境的出现，迫于为自己的未来寻找出路，不得以借鉴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正如1899年福莱德利克·梅特兰的判断：“不远的将来，人类学将选择要不然成为历史，要不然什么也不是。”

对历史学来说，人类学起码有两个视角值得借鉴。第一，对“他者”的关注。“他者”相对于“自我”来说，通俗理解，就是一种站在他人的角度去研究他人的客观立场，而不是从自己的观念出发。第二，对边缘个体的关怀，从而探索其文化意义。和边缘存在相比，主流文化有一种理所当然的优越感，而无法用一种平等的视角评价边缘文化的真正价值。无疑，历史学家如果能够学会运用这两个视角，将会在他们的研究带来新的诠释。

在历史学领域做了几年小学生后，我接触了历史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成果，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同时思路也更加开阔。

所以，假如我是一名历史人类学者，我想首先为“历史人类学”正名。在我国这样一个对于学科界限相对保守的学术环境下，很难凭一己之力在短时间内为历史人类学确定一个名分。而且，我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本身即显示出强烈的历史学倾向。为了能够体现历史人类学独立于历史学的存在价值，我会多亲近西方的人类学研究，熟悉他们的研究成果，借用他们的研究思路，为中国的历史人类学时刻注入新鲜的研究视角。

鉴于自己能力有限、学识有限，还是多做微观史的研究为好，这样可以穷尽资料把历史的过程展现得更为详尽和淋漓尽致；另一个原因，是迄今为止我们的学术界都没有很好的微观史著作出现。当然，这并不是在强调微观史有多么得完美，我只是觉得微观史的研究更贴近人类学的对个体的关怀，能够细致地渗透个体行为的文化意义。

微观史著作也是搭建大众与学术对话的一个良好平台。在西方，《马丁·盖尔归来》《蒙塔尤》《奶酪与虫》都已经成为大众的畅销书，真假马丁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蒙塔尤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也居然成为旅游圣地。历史人类学因为它关注的对象总是能够激起读者的好奇心，作为一个历史人类学家，不妨对此推波助澜，多多延伸自己的研究领域，获得更多的研究成果。

不过，我并没有提倡一个历史人类学家要过多地去迎合大众的口味。事实上，历史人类学只有保持了自身的“清高”才有可能获得认可。学术和大众，首先是一对矛盾，只有在承认这个矛盾的基础上才有望找到平衡。现实的经验是，一个学者倘若在大众中间表现得过于突出，比如在经过百家讲坛的包装成为了学术明星，那么他将首先面临来自学术界的鄙视。在西方也是如此，一些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会因过多地参与公众演讲而失去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

如果我是一名历史人类学家，我将会用大量的时间学习外语。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外语是历史人类学者的研究得以进行的有利条件。西欧的学者，因为语言相近的关系，总是能够阅读多种文字文献进行跨国研究，而且西方学者对中文的学习热情也让中国学者惭愧。西方的历史人类学家能够在中国的内陆地区开展田野调查，而中国的人类学者却很少能够走进西方世界做同样的调查，更不要奢望他们能够探寻更为原始的部落群体进行历史人类学的考察。归根结底，还是中国的学者缺乏以世界为学术舞台的心力。因为如果决定要去某个地方做田野调查，那么至少要提前准备半年以上相关语言的训练，别总指望翻译，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一手资料是最重要的，而翻译确实一种加工。

在西方，历史人类学受到新文化史学家大量的关注，这些新文化史学家确信他们因此而找到了诠释历史的更好的方式。而在我国，新文化史的研究最近几年才引起学者的关注。借鉴西方历史学的发展历程，我觉得作为一个历史人类学者，应该通过大量翻译和介绍西方的新文化史著作来改善国内研究状况的贫乏，使得国内的历史学家能够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对待其他相关学科。当今中国的史学工作者虽然都能意识到要融合相关学科来推进新史学的研究，但是做法过于死板，只是简单的套用，而根本谈不上融合。所以我觉得这是历史人类学家的绝好机会，在中国史学界显得顽固不化的时候，能够给历史学一种全新的人文关怀。

上述想法只是我肤浅的个人感受，总之历史人类学家不应该在默默无闻中默默无闻，而应该为自己学科争取更加美好的前景。我也会在随后推荐基本经典的历史人类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