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洛城论学集》，其中的文章多发在《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东方》，读着窃叹，《南方周末》被整顿，是有充分理由的，幸运的是，漏网之鱼活得还算差强人意。
其中长文不说了，对黄仁宇大历史观的批判，于我心有戚戚焉。胡先生指出，黄氏大历史观有两个潜在的中心问题：近代中国为何失败？近代中国向何处去？
对第一个问题，黄氏不是从当时的历史情境出发，而是从后来的历史结果出发，以今律古，将近代中国的困境完全归因于古代中国文明的整体。这种历史观，集“西方中心论”与“现代中心论”于一身，结穴于“数目字管理”，按这种逻辑，古往今来的人类文明，除了现代的欧美，就完全是错误和失败的历史。
对第二个问题，黄氏提出的是一种奇怪的历史目的论，只要他认为是有利于达到“数目字管理”的，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革命、流血、死亡，就都是理所应当、不可避免的。
诡异的是，黄氏对两个问题的判断又是自相矛盾的，他以西方和现代的双重中心论评判古代中国，指向近代中国败局的古代史，无处不错；他以历史目的论和历史意志论评判现代中国，指向“数目字管理”的现代史，无处不对。按照后一种思路，凡是发生的都是合理的，那古代史为什么就不合理？我觉得黄氏的最可气之处就是，虽然在走向“数目字管理”的路上，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大家都活得战战兢兢，可黄氏却偏要我们承认自己非常幸福。
胡先生认为，黄著的流行，大概是因为他的历史目的论填补了历史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空缺，毕竟大家习惯上都需要一种凡事都可解释的华丽历史观。我深以为然。
这本书所收文章的后边，经常有补记，要么补充材料，要么说自己原来搞错了，要多说前人早就讲过了，这种诚实，现在真是不多见了。
这本书，因为说理，文似乎打了一些折扣，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胡文辉：《洛城论学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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