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10点，同事自发的调高了办公室电视机的音量，哀伤的音乐缭绕大楼，大家也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了“人民公祭”牌子下那一眼望不尽的黑色外套，是的，那就是今早的南京。
12月13日，距今80年，说漫长也很漫长，像是一辈子的时间；说短暂也很短暂，其实离你我都不遥远。我曾无数次想象自己是个新闻工作者的时候，面对大屏幕发生的重要事件会是什么感觉。而今天，我看着有很多人正在因为这个时间节点而赶着出稿子，也看着有人放下了工作，走到电视跟前静静驻足。我什么也没说，只感受到一股内心的暗潮，随着哀乐起伏，被响彻南京的哀鸣激起了巨浪，那默哀的人群低下的头，让我莫名其妙得感到心痛。
看了知乎日报的文章《南京大屠杀和我有什么关系？》，很钦佩能对一个事件如此认真琢磨的精神，而文中描述的内化了对大屠杀的史料研究而产生对巨大苦难的感同身受，让我不得不想到另一个或许有过相似感觉的人，就是华裔女作家张纯如（Iris Chang）。
张纯如在国内并不为大家所熟知，因为她的著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不仅揭开了南京大屠杀不为人知的很多史料，并且在之后批评了中国建国初期对这段历史的忽视，甚至提及了后来的1989年的运动。包括约翰·拉贝的《拉贝日记》和魏特琳的日记，都是张纯如在史料收集中最新发现的。这本书曾被称赞为“比以往任何一次更为清楚详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范围和残暴状况。
在她这本书的介绍中，张纯如写道她的整个童年，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无法言明的邪恶代名词，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她的脑海中”。而当她想更多地了解这次大屠杀的情况，找遍了自己就读的美国学校及当地所有公共图书馆，却没有发现一部相关的书籍和史料，她想知道为何没有人撰写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籍。
事实上，虽然你我作为中国人，对南京大屠杀即使不极度了解，也都略知一二，然而在国际社会则不然。如果你问一个美国人，他或她多半会告诉你他们没听说过南京大屠杀，只知道日军在亚洲多国都犯下很多战争罪行，而对30万这个数字更没有任何概念。而张纯如当时的这部著作已经大大增加了西方世界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但是如今其受重视的程度也不过如此。
相比较来看，西方人提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会首先对犹太人的遭遇表示同情和对纳粹德国的暴行表示愤慨。拿美国来讲，很多重要城市都建有犹太人大屠杀的纪念馆或纪念地标，并不时在课堂中提及集中营当时的惨状，以示人类历史的教训。然而，说到日本在亚洲犯下的罪行，他们或许知道有屠杀，有慰安妇的惨痛历史，但是对于南京这个城市，能说出来的却没有几个。张纯如曾不解的这个疑问，直到现在仍然有提出的必要。
张纯如在《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出版后，成为了名人，还获得了一个荣誉博士的学位，被奉为历史学家。张纯如收到了主要来自日本极端民族主义份子的恐吓和仇恨信件，她的车里也发现了威胁字条，张纯如怀疑自己的电话被窃听，这些压力使她患上抑郁症。虽然无法证实最终的原因，但是她最终在车里开枪选择自杀，与她的抑郁症脱不了干系。
今天，和那段血腥残暴的历史，已经相隔了80年。我周围的同事们埋头点评和解读着在南京大图萨纪念日当天，韩国总统文在寅访华所映射的中日韩东亚三国的关系。其实，历史也许并不只是政客玩弄权术外交的工具，而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张纯如的书曾被抨击其观点过于片面，因为她在一些片段里把日军实施暴行的原因归结于遗传因素，似乎是把矛头指向了某种民族劣根性。其实人性本就相通，没有不犯错误的民族，也没有未发生过屠杀的时代。我们今天还去回顾的历史的原因，不是把错误归咎给谁，而是去警醒世界上并不会消失的人性的黑暗。
铭记南京大屠杀，并不是只为了去衡量一个中日关系或者韩日关系的风向标。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人性向善的代表，也有可能成为罪恶的帮凶。真正的去开始注意身边的欺凌、排斥和镇压，并且思考人类如何能避免类似的屠杀，才是我们让铭记历史更有意义的最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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