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特殊原因，团队中的大多数中高层管理者都是靠能力上位，凭业绩升迁。能力有多种，或许是对一客群的深入了解、或许是对一学科的多年研习、或许是对一领域的独特眼光、又或许仅是对一代码的灵光乍现。由于眼前的物质生活与职场地位等“原财富”皆因具备此种能力而得，人们往往对它格外珍视，其中一些则表现得过度虔诚，坚信一旦拥有这份能力便可为所欲为，为独享这份能力也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有趣的是，这种自我蒙蔽的情况在中高领导层屡见不鲜。
能力仅占一票
公元前361年，秦国君主孝公写了一封致国人公开信。信中他感慨于江河日下，并声明：来吧，非你莫属！快活啊！如果谁能让秦国强盛，高官、封地你要的我们都有。如此具诱惑力的广告很快飞出国去，传到了隔壁的魏国。这里有位能人，阴差阳错没见到自己效力的君主魏惠王，于是来到秦国。在宠臣景监的引荐下他见到了秦孝公，此时他的名字是公孙鞅（因姓氏）或卫鞅（因出生地）。
卫鞅一番关于治国理念的言论让秦孝公大喜过望。在与朝臣一通关于国家改革必要性的互怼之后，秦孝公用一个字“善”认可了卫鞅，并用加封左庶长的官职告诉卫鞅：怼得好！公元前359年，这位初来乍到的异乡人变成了秦国头号军政大臣。秦孝公也因自己的不拘一格降人才收获了国家的未来。
卫鞅首次变法的主要条目是：将国民编为五家一伍、十家一什，互相监督，犯法连坐；举报奸谋与杀敌立功获同等赏赐，隐匿不报与临阵降敌受同等处罚。这让秦国人民整齐划一。立军功赏爵位，善耕织免徭役；斗殴内讧依轻重量刑，不务正业降奴隶惩处。这让秦国人民个个争先。王亲国戚无军功不享宗族地位；各级官员按等级配给田产奴仆。这让秦国人机会均等。在卫鞅以前，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将人民蕴含的能量开发得如此彻底，卫鞅对国家机器的运用能力令秦军决胜千里。
但卫鞅变法的问题在于它的适用范围是秦国上下全体，这在任何社会都非顺势之为。面对秦国数以千计的控诉，卫鞅置之不理；面对本国触犯法律的太子，卫鞅刑加其师。如果这些可以解释为坚持的执着，十年后他的行为则完全出于刻薄。新政推行十年，很多当初控诉变法的人看到国家路不拾遗、乡野和平后纷纷转变了态度，交口称赞。而卫鞅以“乱法”为名将这些人发配边疆。他所以这样做是在向世人宣告：“我的能力你们不配议论”。两千多年前，这已经是成功人士膨胀的表现之一了。
公元前340年，在依靠欺诈俘虏了自己的好友公子卬，从而击败了曾经效力过的魏国之后，卫鞅得到商地十五县封赏，自此荣获商君称号。然而仅仅两年后，孝公去世。那个老师曾经被商鞅刑罚的太子如今是秦国新君，他就是秦惠文王。商鞅的下场很凄惨，本人车裂分尸、子嗣无一幸免。讽刺的是，此后的大秦依然遵循着商鞅的种种新政，这足以见证他的能力，只可惜能力仅仅为他在生死簿上赢得了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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