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们只是在知识很少的时候才有准确的知识。”这是我读孙正聿哲学而注意的歌德的一句嘉言。我们该怎样向这句嘉言“求知”呢？
显然，“知识很少的时候”与“准确的知识”的关系，就构成了一种“哲学”。什么时候是“知识很少的时候”，这就涉及人类史和科学技术发展史等史学问题了。“准确的知识”就关乎“真的知道、切实明白”和是否是真理、规律等诸方面的问题了。
（2）
“知识很少的时候”，在每个人都是有过现实存在的，即幼年之时。我自己的“知识很少的时候”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即1960-1980年这20年间。那时，不仅个人的知识“很少”，整个社会的知识拥有量也是不多的，远不像今天的“知识爆炸”。至于“准确的知识”，我是判定自己的那时是为“更少”的，这是不能不坦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那时社会的不开放、农业经济是“根本命脉”是为大背景，教育的不发育是为基础性问题——中小学老师多为初高中毕业的返乡青年，那像今天的“本硕博”呢？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少有中小学上课读书时刻骨铭心的“课程记忆”——小学教我写字的老师，初中导我进入数学世界的老师，高中为我们讲解《荷塘月色》的语文老师等，还是有清晰记忆的，其他则多为“空白”性质了。40年后的今天同学聚会，许多同学都自我批评“当年没有好好学”，或者痛责“自己笨”，我倒以为关键还是“教材教法的问题”，“学法”还在其次，当然更重要的还有整个社会的“开蒙”问题——“社会启蒙”似乎比“个人开蒙”更带有一种“根本性”。
简言之，在“教法”与“学法”的比较下，“教法”更具“先导性”——能够把学生带入如痴如醉读书境界的“教法”，不是最佳的吗？学生在如此境界中不是能够获得最好的“学法”？我想，这就是“教法与学法的辩证法”吧？著名哲学家孙正聿教授的哲学教学总能造成学生“抑制不住的渴望，无法割舍的热爱，永无止境的求索”的读书学习境界，就是“教材教法”的一种胜利。如此“教材教法”，我以为即便在“知识很少的时候”，也是能够使人获得很多的知识的，“知识的准确性”也是无须质疑的。
每每回首我辈人生，总是有一个痛切在心：生发在“知识很少的”年月，加之获得的“准确知识”不多，个人发展就少了“高峰”，尽管后发努力可以使人走上“高原”。
（3）
在“知识”很多的时候呢？这就是今天与未来的问题了。
方法压倒一切。无论读书求学、职业发展还是走好整个人生历程，这都是第一逻辑法则。
读书求学，要追求好的“教法”，进而转化为好的“学法”，“方法对了头，一步一层楼。”
职业发展，要始终扭住“方法就是能力”这个信念，一事当前，首在方法的选择与确定；过程中验证方法的效力，调整和改进方法；事后务必做方法的反思与总结。久久为功，形成属于自己的“方法论”和系统的“方法库”。如是，才能是卓越杰出的职业生涯。
在“知识”很多的时候行走于人生道路，最重要的是把握住“该看什么和不该看什么、该怎么看和不该怎么看，该想什么和不该想什么、该怎么想和不该怎么想，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和不该怎么做”这个辩证方法的大纲，有所为有所不为，“忙别人之所闲，闲别人之所忙”，特别是“不耽误别人，也不让别人耽误自己，更不自己耽误自己”。如是，才会真正拥有“无悔人生”。
我想，个体人生及其发展中的“准确的知识”，应该是这样去作历史的与现实的梳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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