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那年，父亲执意送我去念书。小玩伴们都没念，连大我三岁的二姐还没念呢，我为什么要念啊？我不去！吃完饭，估计上学的时间要到了，我就开始了东躲西藏。不幸的是每次都非常直接的被父亲从床底下或暗黑的拐房里拎出来。我不死心，抱着廊檐的柱子拼了命的不松手，还要哇哇的大哭。父亲虎着脸不说话，走过来一把拖了我，往肩上一扛。我只觉得父亲的两只手像钳子一样牢牢的箍着我的上身不能动弹。我只能不停地蹬腿掼脚，声嘶力竭的哭喊做着最后的挣扎。如此这般打仗一样的到了学校，我已经是眼泪鼻涕糊了一脸，抽抽噎噎的连气也喘不匀了。
有一天，从父亲手里接过我的不是那个头发花白的赵老师，而是一个年轻人。他像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颗裹着花纸的糖，微笑着对我说，你不哭，就给你！他的手指捻动着，糖就转动了起来，花纸在阳光下熠熠的闪着光，充满了诱惑。这种糖，当兵的表哥结婚时我吃过，甜着呢。我很想立刻答应他，可又不好意思即刻停止我的哭，就又咿咿呀呀了一阵后才收了尾。他果然把糖放到了我的手心里。我一把攥住，紧紧地，生怕他反悔。这样连续几天后，我竟喜欢上了上学。
他是新来的老师，高高的，喜欢穿一身黄军装，毛主席像章端端正正的别在胸口上。他教我们语文，也教我们做操，同学们喊他张老师。还有一位陈老师，瘦而苍白，常穿一身蓝衣服，教算术，有时也教我们唱歌。父亲和邻居们提起他们时称他们“知青”或是“新农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名字呢？我很疑惑，但也没问。
以一个孩子特有的敏感我知道老师是喜欢我的。除了吃糖这样的待遇外，课间的时候老师还会拉过我问这问那。说错了的时候他们会笑着轻轻的刮我的鼻子，从不大声呵斥。享此“殊荣”的还有一个姓杨的小女孩。也许因为我们的年龄都比较小吧。
因为老师的偏爱，我们的胆子就大了起来。下午常常早早地到校，来到学校后面的土屋里。老师午休还没有起来。我们蹑手蹑脚的躲到窗户下，大着嗓门“喂”了一声后，迅疾猫腰，捂嘴“吃吃”着跑开，也不过就是跑到屋山头，等着老师来捉。如是几次后，屋里竟然还没有动静，便疑惑着到门口侦察，可是常常是刚到门口，门就吱呀一声开了。我们大叫着想要跑开，却早被老师一手一个捉进门去。我们呀呀着，迅疾又咯咯地笑将开去，声音在午后脆生生阳光下飘得好远。
不是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敢这么放肆的。当陈老师端着凳子，拿着二胡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只敢远远的看。看他细长而苍白的手指在那两根线一样的弦上滑动，翻飞；看他那只拿弓的手时而轻柔缓慢地拉过来，时而又像是拼尽了全身力气似的推过去；看他的头时而微微地偏着，时而又像是猛一个激灵似的突然的扬起。他的眼始终闭着，像做一个沉醉的梦。夕阳下，他的影子被长长的拉在教室的泥墙上越发的模糊。我们不敢吵闹。心也似乎空了一样，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长大了以后，每一次听《二泉映月》，听《江河水》等等二胡曲，我的眼前都不由自主地闪过陈老师瘦长而苍白的身影，闪过他沉醉却又略有所失的神情，总是固执的认为那悠远而哀怨的声音里藏有老师寂寞的青春。
记不得两位老师是哪一年回的城，只记得一位叫张礼武、一位叫陈慧民（只记得音，不知道是不是这几个字）。
两位老师该过了花甲之年了。祝他们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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