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摄影理论——笔记（8）
《摄影的精神》第三章 某些决定性的时刻（也许是？）
上篇笔记简单总结了历次现代战争与摄影关系的演变。本篇承接20世纪30-40年代“纪实摄影构建”的时间线，来到二战后。
马格南图片社（1947）
战后欧洲由两种意识形态主宰着，它们例证了对待战争的正反两种反应。负面的反应是退回自己的内心世界，仅对自己个人行动负责，这种哲学是存在主义——“个人界定一切”。
而马格南图片社则是一个正面反应的例子，扎根社会生活，这是人文主义的态度。很多摄影者试图表现得更为同情，而不愿介入，宁愿记录平庸和日常的生活。他们积极提倡希望与勇气这类价值，并把温和的情绪引到摄影中来。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国模式，但很快便在世界上流行起来，一方面是因为其人道主义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因为摄影师独自拿着小型相机，在马路上逛荡捕捉生活瞬间，有很大的吸引力。
罗伯特·杜瓦诺《市政厅前之吻》
可以说马格南图片社界定了摄影这一行的道德规范，制定了其范围和志向。而卡蒂埃-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理念，给战后新闻摄影美学下了定义。
事实上，把决定性瞬间界定为，当形式和内容合在一起产生出一个影像，其中感情的、诗意的和智慧的元素得以实质地体现，从而给影像以真正的意义，这样似乎要好些。
布列松本人对“决定性瞬间”这个提法是持怀疑态度的，他的著作原来的法文标题是《偷来的图片》，在英文版出版时才被定为《决定性瞬间》（The Decisive Moment）。从他给同事扉页上的题词：“某些决定性的瞬间（也许是？）”可以看出，布列松心里非常清楚，凭空抓住一个瞬间，把它从背景中脱离而凝固起来，给他一个它能够也许不能够承受的意义，这简直是一种悖论。
卡蒂埃·布列松 拍摄于1945年 德绍
人类大家庭（1955）
1955年，时任摄影部主任的爱德华·斯泰肯 在MOMA展出的《人类大家庭》，被认为是人文主义倾向的巅峰。但同时也突出了摄影人文主义倾向的矛盾。
这次展览展出来自68个国家的273位专业和业余摄影师的503张照片。正如展名所显示的，展出的基本目的是要强调人类是一个大家庭这一观念。斯泰肯 打算举办民粹主义性质的展览，并传递乐观向上的信息。就摄影而言，它聚焦于人文主义学派的新闻摄影，成为前所未见的最大的摄影专辑。
展览受到公众的欢迎，同时引来知识界的严厉批评。首先矛头所向是它的伤感气氛和过于简单化的信息；
过于注意相似，而忽略了人类难以琢磨的信仰和偏好（而正是这些不可调和的偏好，把人类分成了不同的国家、党派和集团）；
在它对政治的否定（或有意忽略）以及过度的糖衣下，真正的隐而不露的信息是：美国赢得了战争，美国价值观是世界上卓绝的意识形态。
从摄影角度看，7年后接任MoMA摄影部主任一职的约翰·萨考夫斯基 不无讥讽的指出：“展览的基本主题——一切人都基本相同——要求一切照片看上去都基本相同。”
“意义由语境决定”这一事实，以《人类大家庭》展览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被证明了。
尤金·史密斯《走向天堂花园》 成为《人类大家庭》展览中标志性的形象
摄影史中属于人文主义的高光时刻，由1947年马格南图片社成立开启，到1955年MoMA《人类大家庭》展览达到巅峰，同时也凸显出自身的矛盾与问题。下篇笔记，作为对战争的负面反应，存在主义开始在摄影史中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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