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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七年前，我写过九万字的《苏轼，叙述一种》，获巴金文学院随笔奖，后来《小说界》又全文刋载。现在写三万多字的苏东坡，却有新的冲动，无意压缩以前的文本。坡翁魅力太大，引力太强，以不同的篇幅瞄准他，能唤起异样的冲动。
中国古代，苏东坡这样的个体生命，可能绝无仅有。
窃以为，没人比他更丰富。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
他生活在古代，却比现代人更现代。他生命中的核心要素，提纯了人类文化的“遗传基因”。
本文始于对苏东坡的新的惊奇，并试图把这种惊奇贯穿到底。
四川眉山是苏东坡的家乡，位于川西平原，在成都、峨眉山与乐山大佛之间。我家距苏轼老宅仅百米之遥，从小就在他的英灵弥漫处跑来跑去。园林优雅的三苏祠，供着苏家三父子的塑像。1962年，朱德、陈毅到眉山，激动不已的总司令挥笔写诗：“苏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而陈毅元帅也曾说：“吾爱长短句，最爱是苏辛！”
辛，指南宋的辛弃疾。
北宋蜀地有民谣：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
三苏占尽人杰用尽地灵，眉山百年内草木不旺。这事儿见于宋人笔记，不知是真是假。
苏轼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俱属“唐宋八大家”。
苏轼家境不错，早年幸福。母亲程氏有佳名，原系大家闺秀，知书识礼，她对苏轼的教导，史书多有提及。乳娘任采莲，几十年慈眉善目，以七十五岁高龄谢世，苏轼为她撰写墓志铭。大文豪的巨笔，一生写过的墓志寥寥无几，王公贵族请不动的。母亲与乳娘，双双呵护苏轼的生长。及至成人，先后又有三个女人出现在苏轼的生活中，她们都姓王：王弗，王润之，王朝云。宋朝女人，我们终于能知道全名了，不像李白杜甫白居易的夫人，只留下她们的姓氏。
王弗、王朝云，惊人的美丽，无论是她们的外貌，还是她们的内心。
母亲、乳娘、妻妾，环绕着苏东坡。有趣的，却是坡翁一生以豪放著称。女性的慈爱与温柔，给了他一颗异于常人的仁慈之心，但并未使他的性格有丝毫走样。他是男人气十足的。他悲天悯人有如杜甫，却比杜甫更快乐。他有很好的遗传：性格像父亲，而父亲又像祖父。祖父苏序，是眉山街上出了名儿的怪老头，酒量奇大，着装古怪，学神仙张果老倒骑毛驴，口中念念有词，写过几千首永不流传的诗。他最大的爱好是打抱不平，官府不讲理，他会冲到府衙去，有理有据批评州官县官，好像他是上级。丰年他积谷屯粮，街坊以为他瞅着灾年要大捞一把，因为他永远让自己显得莫测高深，叫别人捉摸不透。两年后果然闹饥荒，他在自家门前贴告示，围观的群众多达数百人。告示写得歪歪扭扭，而内容大快人心：屯积的粮食全部拿出来救济灾民。
这些都是真事，史料记载明确。
过了三十余年，苏轼在杭州办“永安坊”，是为中国第一家公立私助的慈善医院，看病不收钱。祖孙二人行事，仿佛商量过。其时苏序已死去多年。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眉山这小城，各种各样的古怪人物层出不穷。随便挑一个，都足以写成一本精彩的厚书。倒是最近这十几年，人的行为模式突然趋于单一，欲望，意志，趣味，看似各自流溢，实则积为一潭，逼近工业生产的模式。个性被设定，被掌控，个体的局部反抗几乎毫无意义。个性，不可避免地走向个性的反面。究竟是谁，谁在设定人的喜怒哀乐呢？谁在制造那个标准化的“现实通道”？我重读享誉全球的哲学家马尔库塞的代表作《单向度的人》，他主要研究美国，副题是：“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结论已如书名。他令人信服地指出，所谓美国式的自由，其实受制于新型的极权。
中国置身于全球化进程，毕竟时间短，尚有足够的回旋余地，以避免西方人的异化。几千年文明史，文化的伟力会自然生发。眼下的回归传统、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见证了古老的文明重获新生的伟大力量。
而作家有义务推波助澜，把活生生的传统带到当下，把一批又一批精彩人物写在纸上。
我是苏轼的同乡，我能把他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揭示给当代的读者吗？
试试看吧。
宋史说：“蜀人不好出仕。”
走出去当官叫出仕。一个北宋读书人，他必须从他的家乡走到汴京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的举人、进士，由朝廷分派到全国各地。即使小到九品官，也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唐朝盛行科举，普通庶族子弟，经过寒窗奋斗而荣登士族，从此改变家族的身份。唐末陷入战乱，武人称雄，斯文扫地。不好出仕的，远不止是蜀人。而天府之国远离战火，百姓过着相对富足的日子，懒得翻过崇山峻岭去求仕。
苏轼祖上五代人，没有一个当官的。
北宋一统天下，版图不及盛唐，人口数字相近。宋太祖赵匡胤调整国家战略，抑武人，重文士。这一调就是百余年，既有丰功伟绩，又有种种弊端。北宋文气大盛，文坛巨人学术泰斗纷纷进入权力的核心层，创下历史之最。
科举之风劲吹。两宋三百年，单是眉山这样的小地方，就有进士八百余名。
苏洵却不喜欢科举，他喜欢趁年轻到处走，“游荡不学。”家里有祖田，有经营绢帛的小产业，为他提供游荡的盘缠。游到手头拮据时，婚姻又带给他新的支撑。婚后他继续远游，妻子程氏“耿耿不乐”。二十七岁他忽然发愤读书，埋头苦干了，六年不抬头，也不写一个字——他写的文章曾被人看不起，于是发誓，不读透经史决不再提笔为文。
此时苏轼两三岁，家里忽然有了许多书。
宋代的眉山，是全国三大刻板印刷中心之一。十户人家，九户有藏书。著名的孙氏书楼，藏书达数万卷。
而苏洵的远游，何尝不是很好的学习？古代信息闭塞，有志之士八方游走，几乎是一种“文化本能”。春秋战国四百年，策士、侠客、思想家，幽灵般地穿梭着，埋下中国人游荡的基因。
苏洵游到成都，结识了益州太守张方平；游到京师，进入翰林学士欧阳修的超级沙龙。这个沙龙里有梅尧臣、曾巩、张先、司马光、王安石等，都是北宋政坛文坛响当当的人物。苏洵以一介布衣，能有如此交游，至少说明两点：1.他本人有才华，有闯劲；2.北宋大人物大都平易近人，不拿臭架子。
苏洵倒有点拿架子，在人格上藐视王安石……
封建社会虽然等级森严，但是前唐与北宋有令人惊讶的宽松局面。大臣指责皇帝的事情经常发生。皇帝的重大决定，大臣若是不同意，那就很难让他执行皇命，他宁愿拍屁股走人。类似公司员工拒绝与老板合作。皇帝还不能因此降罪于他，有时候还讨好他，担心他退休不管事。
唐朝以诗取士，北宋文人主政。人文修养于政治，看来是举足轻重。
北宋值得研究。
苏洵的发愤和远游，为大儿子苏轼提供了两种财富：书籍的氛围，世界的广阔。一般小孩儿憧憬未来，持续三年或五年，这憧憬通常影响他的意志走向，预设他的未来。憧憬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事儿，主观客观难以分辨。
写历史人物，能进入憧憬这一类人生之关键环节的内部吗？而随处可见的，是对人物的模式化处理。我平常读国内传记，本已疑虑重重畏手畏脚，却又最怕读它描述的青少年期：无限的个体差异几乎被无限取消。
回头再看儿童题材的影视剧，更是倒抽一口冷气……
问题严重。
但愿笔者有机会，深入少年苏轼的内心憧憬，并以此展开他雄视古今的广阔生存。
性格遗传，母性呵护，书卷气和野性环境，这些不同的东西同时作用于早年的苏轼。蜀地生活悠久，民间花样繁多，吃的用的玩的应有尽有。生活的丰富又导致语言的丰富，十里之外，别有方言俚语。我一直在揣摩，苏东坡之所以成为语言大师，眉山的语言环境，究竟对他有多大的帮助？
眉山人的语言机智、生动、幽默，充满了随意性。
比如形容生气：早就忍得你水滴！
比如形容冒火：我这火一朵一朵的冲。
再如形容小孩儿四处疯玩：天上都是脚板印。
……
小时候我母亲的许多口语，我这调皮捣蛋常挨骂的儿子，至今记忆犹新。
苏东坡不可能是那种一天到晚枯坐书斋的男孩，他会八方撒野，天上都是脚板印。眉山老城，穿城三里三，环城九里九。城里除了街道，也有田地，有河流。东门外有繁忙的水码头，有宽阔的岷江，有踏青的好去处蟇颐山。而站在西边的城墙上，抬眼便是海拔3000多米的峨眉山……北宋的眉山城因是州府所在地，城中八千户，小孩子永远是高高矮矮结队成群，今天拿钓竿明天揣弹弓的，春夏秋冬有得玩，而玩的花样超过一百种，包括斗嘴打架——男孩儿不打架还能叫男孩儿吗？到处都有清凉的水、可供攀援往水中扎猛子的黄角树。男孩谁不是浪里白条？过节了，过年了，男孩女孩穿新衣，走东家串西院……苏轼在眉山一直待到二十岁，出去做官后又两度回来丁忧，加起来二十五、六年。“生活世界”留给他的印象太深了，这位终其一生对生活抱着不可思议的巨大热情的人，他为何坚决反对王安石搞急剧变法？理由是两点：风俗，道德。
他深知风俗与道德来之不易。
而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生活世界的形成少则数十年，多则数百年，打碎它却可能在弹指一挥间。马科斯.韦伯有名言：“人是悬挂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
意义的生成必定是缓慢的，犹如绿色果蔬不能用激素。意义的嬗变同样需要足够的过程。意义之网若是被无形的手粗暴扯烂，人就会变成被拔掉了触须的虫子，到处乱蹿。
社会生活，形同一张覆盖每一个角落的大网。
生活的诸般韵味儿，取决于这张大网。大网扯烂了，小网难保完整。
对生活的总体考察、把握，古今哲人走得很远了，如同触须强劲而敏感的虫子。有趣的是，他们不约而同所看重的，正好是普通人积聚生活韵味儿的地方。
目前科技发达，生活变化太快，人活得像陀螺，韵味儿很难立足。往哲学层面说：计算型思维盛行，“求意志的意志”泛滥，人对人、人对自然的掌控与掠夺，在理性面孔的背后潜伏着日趋张狂的非理性。不过我个人，对未来还是抱着乐观的。总有一天，生活的整体价值会呈现压倒性的局面，生活出了问题，一般人都会追问：谁在破坏生活的意蕴层、撕碎那张圣物般的意义之网？
本文写苏轼，理由简单：他既是大文豪，又是维护意义之网的生活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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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弱冠之年的苏轼进京应考，一考就拿了事实上的状元：主考官欧阳修，因猜测封闭试卷出自他的弟子曾巩之手，为避嫌，才把苏轼擢为第二。苏辙也考上了。两兄弟金榜题名，京师轰动，苏洵半夜里酣梦中都要笑醒。
苏轼很能考，目标明确像白居易。他被称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其中也包括他非凡的科考本领。士大夫的生活道路，济苍生的政治理想，考不上一切免谈。年轻的苏轼头脑清醒，认准了目标就心无旁骛，这大约是优秀人物的共同特征。文章的题目叫《刑赏忠厚之至论》，头一次阐述他的仁政理想，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终身朝着这个方向奋斗。换句话说，他的政治理念，二十岁就趋于成熟了。另外，他惊人地大胆，试卷中杜撰圣君尧帝的典故，闹得考官梅尧臣查史料一头雾水。问他时，他竟然说：想当然耳！
按考试规则，杜撰典故万万不可。何况是杜撰圣人。
胆大源于自信。这可不是一般的自信，信手一笔，可能自毁前程。来自全国各地的黑压压的考生们谁敢？这事正史野史都有记载，可信度不成问题。
没办法，这就是天才。
三父子在汴京得意了，老家眉山却传来噩耗：程夫人因病去世。也许她至死不知道两个儿子双双高中。
苏轼苏辙匆匆办理了在籍进士的手续，回老家丁母忧。陆路水路昼夜兼程，要走两个月。
丁忧三年。
丁忧古制蛮有意思，不管你官居何职，必须丁忧。丁忧既是尽孝，又是对官场身份社会角色的中断和超越，使人返回他的赤子本源，有可能从源头上重新打量他的生存。说到底，人间万事，除了铭记、追思父母的恩典，没有什么事不可以暂停的。
丁忧淡化官本位……
苏轼进京前已有妻室，不然的话，婚期要推迟到三年以后。
夫人王弗，青神县人，那地方山青水秀，小城古朴。今日高速路，到眉山城仅三十分钟，路牌上几个格外醒目的大字：苏东坡初恋之地。王弗是小城孕育的佳丽，秀外而慧中。她具体长什么样，史料只略有提及，称她面目姣好。其实即使她相貌一般，她也是古代最美丽的女性之一。苏轼的悼亡词《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是献给她的。从古至今，悼亡之作何止亿万，苏轼此诗公推第一。它能表达所有人怀念亡妻的感情。
关于王弗，稍后再讲。
丁忧结束，再赴汴京。这次是举家迁徙，几十口人在东门外的“王家渡”上船，直下嘉州渝州，出夔门向荆门，抵京师，沿途阅县三十六。苏氏兄弟到吏部办理了注官手续，分别被任命为县主簿，类似办公室主任，均辞不受。宋代官吏，拒绝任命是常事，小到县吏大到宰辅。
苏轼参加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殿试，又考了第一。这第一叫做“制科三等”，宋代开国一百年，考上三等的仅有苏轼、吴育。一二等皆虚设。苏轼在皇帝的御座前，写下五千字的文章，又直接面试，对答如流。老皇帝显然被这个英气逼人的年轻人给吸引住了，看文章，看书法，听他滔滔不绝，虽然他批评朝政的尖锐言词实在不好听。比如他指责后宫花销太大，而仁宗本人勤政不足。言下之意，此时的宋仁宗有点像晚年的唐玄宗。
苏轼初见皇帝，非但不怯场，反而壮怀激烈。这说明三点：
1.苏轼的天生气魄。2.苏轼的忠心耿耿。3.开明的政治风气。
仁宗当天回后宫，对曹皇后感慨说：朕为子孙后代得了两位清平宰相啊。
另一位指苏辙。苏辙制科试入四等。
考试前有个小插曲：考生们报名很踊跃，主考官开玩笑说，苏氏兄弟在此，你们觉得有希望吗？于是考生散去大半。
十年一度的制科试，录取名额不超过五个。考生们熬更守夜做准备，却被苏氏兄弟吓退了。
考期临近了，苏辙偏又生病。宰相韩琦下令延期。
这两兄弟的风光可想而知了。他们的文章风格成了考生的典范，京城民谣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欧阳修甚至在他沙龙里对新老作家说：三十年后，无人道着老夫也。
这位北宋文坛领袖的话，在时下文坛的语境中听上去像奇谈怪论，像藏着什么阴谋。
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不喜欢苏轼的带有策士气息的文风。他公开对人讲：“如果我是考官，我就不取他。”王安石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令。朝廷对苏辙的任命书他不肯写，事情便耽搁下来，无限延期。北宋这个现象也是颇为奇特。
著名历史学家 余英时先生有巨著《北宋士大夫政治》，读者若有深入了解的兴趣，不妨参考。
苏轼以京官大理评事的身份出任凤翔签判，任期三年，有签署公文和断案的权力。风翔在陕西，距京师一千二百里。嘉佑六年（1061年）的冬天他走马上任，老父与弟弟留在汴京。
苏轼初做官，却跟领导闹起了别扭。到凤翔半年，碰上新太守陈希亮，陈原是眉山青神县人，王弗的同乡。此人与苏洵也属旧交，按常理，该照顾苏轼才是，可他对苏轼严格得不近情理。他个子小，眼睛有点斜视，训斥部属喉咙大，动不动就暴跳如雷。部下都怕他。苏轼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做了几件事，受到小民称颂；衙门里他人缘好，同事们亲切地称他“苏贤良”。陈希亮却发布命令：谁也不许叫苏轼为苏贤良。二十七岁的苏轼为此很不高兴：皇帝都对他客气呢，这怪老头却压制他，横挑鼻子竖挑眼，生怕他的才干盖过太守的政绩。有小吏偷偷叫他苏贤良，陈希亮眼力不济耳朵倒灵，抓过小吏用鞭子猛抽。苏轼宅心仁厚，听小吏声声惨叫，忍无可忍了，要夺太守的鞭子，被人拉开。
陈太守对苏轼说：“你敢对上司不敬，我就抽你！”
苏轼郁闷了好久，想念弟弟苏子由了，写诗说：“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似雨难开。”
中秋节他不去知府厅参加例行宴席，被罚铜八斤。古代钱币分金银铜，八斤铜不是小数。苏轼知道这处罚的规矩，可他就是不去。罚金由王弗带人送到知府。她回家，软语劝苏轼。据她观察，老太守也是一位好人，凤翔十个县，治理得井井有条。王弗猜测，老太守也许是故意对他严厉呢。
苏轼听不进去。凤翔有两年，始终和陈希亮拧着。
王弗这样的好妻子，深知用什么方式劝丈夫，以她温柔的慧眼看人看事，尽量弥补丈夫的性格缺陷。事后证明，她对老太守的猜测是正确的。陈希亮为官几十年，对训练年轻人才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的确性子倔，两年中从未向苏轼作过任何解释。后来，他因收受其他地方送来的好酒而下狱，一世清名毁于几个酒坛子，气死在狱中。而苏轼已经有了不少官场体验，慢慢回忆老太守，明白了王弗的那些话语，怅然写道：“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颜色…”
苏轼对王弗的怀念，也是这种情形：王弗走了整整十年，他才细细咀嚼妻子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写下《江城子》这样的感人肺腑的作品。
人生多少事，事后方知原委，却要么事过境迁，要么物在人亡。“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王弗二十七岁就走了，不知她生什么病。时在苏轼从凤翔返回汴京的当年，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的五月二十八日。
王弗嫁给苏轼，刚好十年，从活泼的少女到贤惠的少妇，这么好的一个人，却忽然就没了。生有限，死无常，苏轼悲痛而又惶恐，对命运之神的安排一片茫然。
王弗去世不久，苏洵病殁于京城，享年五十九岁。
短短几年间，苏轼的父母妻子相继西去，最疼他、也最理解的人从他身边消失了。死亡，对我们的伟人的照面方式竟然是这样！他才三十岁。体验亲人们的死亡也是上苍对苏轼的一种磨练吗？
苏氏兄弟回眉山丁父忧，船上放着两副棺木。
宋英宗赠银一百两，宰相韩琦、副相欧阳修各赠二百两，其他官员所赠不一。加起来，没有一千两，也有八百两。苏轼皆辞不受，只愿皇上给父亲追授官爵，以了老人未竞的心愿。英宗准奏，诰封苏洵为光禄寺丞，官六品。
当时一两纹银，大约相当于眼下的三百块钱。
苏轼葬父亲和妻子于眉山城之东，今天的土地乡苏坟山。苏洵，程氏，王弗均葬于此，青山绕陵墓，万松伴英灵。苏轼丁忧三年，手栽松苗三万棵。兄弟二人带着年幼的孩子常常待在哪儿，躬身栽树培土，仰看蓝天白云。
我多次拜谒苏坟山，那地方太美了。隐约有气场，弥漫于周遭，我起初以为是个人感受，问别人，竟有同感！
王弗墓前的清风如泣如诉，仿佛述说着她的幽怨：她与苏轼，欢娱太少了。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太快，十年一晃而过。苏轼说过的，要和她生同衾死同穴，可他的陵墓远在河南郏县……
王弗频繁走到苏轼的睡梦中，似乎要补上夫妻恩爱的好时光。苏轼细腻回应她，爱不够怜不够。又是一个十年，阴阳时向梦里缠绕，然而梦要醒，梦境会突然中断。诗入陷入无可奈何的情绪中。
熙宁八年（1075年），任密州太守的苏轼写下《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是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阴阳隔天地，相爱至深的男女永无消息。这是人类永恒的绝望之一。想念亡人越深切，越能“触摸”到这种绝望。
苏轼对王弗的怀念，是不知不觉的，倏然而至的——这更接近怀念的本质。他事先并无一个计划，要在亡妻十年忌日为她写点什么。伟大的艺术品，好像都跟意志没关系。感觉是慢慢积聚，自发地寻找它们的喷发点：这个谜一般的漫长过程也许正好是艺术吸引人的奥秘所在。诗人提纯了普通人的深切感受。《江城子》语句平实，对应日常生活的场景，七十个字，说尽无穷思念。浓郁的哀伤托出王弗凄婉而美丽的形象。汉语的表达能力真是令人一再惊奇。而眼下有一种喧嚣：读图时代到来了！我不知道这是鼓吹进步还是提倡退化。我只知道，这首简短的悼亡之作，明显胜过那些类似题材的、哪怕是较为成功的影视剧。影视剧通常看过就忘了，而要忘记“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样的文字，可能需要下点力气，除非中国人对汉语的敏感度在未来几十年内持续下降。
苏轼这首《江城子》，自它问世至今，打动过多少人，没人作过统计。肯定是天文数字。而读者掉下的眼泪，乃是人世间最为深沉的眼泪，和那些煽情煽出来的液体不可同日而语。
煸情的特征是：让眼泪来去匆匆莫名其妙，它本身拒绝深沉的感动。因为一旦深沉，它就不好卖钱了。煽情的目的是：让你哭，是为了掏你的腰包。一切以煽情为职业者，都是人类情感的小偷，他们打着文化产业化的旗号，把感动从人的内心深处生生剥离，推向易于调动、易于变花样耍花招的浅表层。
写王弗和苏轼的《江城子》，不该谈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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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初年王安石变法，苏轼反对他。
王安石字介甫，朝野尊称他为荆公。这是北宋的一个奇人，大苏轼十五岁。苏轼官于凤翔，他已经做到翰林学士兼地方长官。他基层经验丰富，一心想把基层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去。北宋三百二十州，王安石熟悉的几个州，条件都不错，比如江宁，历来是江南富庶之地。而由于荆公本人廉洁自律，吏治也颇见成效。
王安石善于等机会，更善于制造机会。凡为政治家，这是必备的素质。宋仁宗屡次召他进京，他拒绝，有一次躲圣旨竟然躲进了厕所。他的目光很厉害，和李白有一比，虽然两个奇人的锐眼射向不同的领域。仁宗老皇帝，王安石对他了如指掌。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起的著名的“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就收场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仁宗老了，不想对国家动大手术。仁宗后的英宗，身体不好，意志力上不来，曹太后权同听政。英宗在位三年，王安石“按兵不动”。他辞官，越辞声望越大。治平四年（1064年），英宗从政治舞台上神秘地消失了。神宗继位，改元熙宁。这好学的年轻人身强体壮，意志力远胜于诸皇子，并且越过前朝，直追宋太祖的时代。
王安石要等待的，就是这样的皇帝。
所谓历史奇人，一定是目光长远，能看到几十年。如果他看清了看准了，整个国家几代人都会受惠于他。反之，则麻烦大了。荆公变法的是与非，这一千年来争论不休。
王安石是大题目，是古代大文人直接影响历史走向的人物，是政坛奇人、生活中的怪人。关于他，笔者将另篇专述。
苏轼同样主张变革，他曾对宋仁宗说：“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他形容国家像个病人，表面上能吃能喝能睡，但如果让扁鹊、华佗这样的神医来把脉，一定大惊失色：这病人几乎到了绝症晚期。
苏轼说出了有良知的士大夫的普遍隐忧。
宋朝立国百年，表面上维持着繁荣，其实危机四伏。唐帝国盛极而衰，北宋士大夫对此高度敏感。然而日趋庞大的官僚阶层糜烂成习，消耗国家财政；又养着百万只能维护极权统治而不能戍边御敌的军队，区区西夏小国，连年袭扰甘陕，搞得几朝大宋皇帝忧心忡忡。朝廷每年输金求和，拿出去的金帛数字惊人。
冗官，冗兵，这两项开消令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官员的特权动不得。这是一个大问题。二十年前，范仲淹的“庆历新政”首先拿官吏开刀，喊出响彻历史的口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什么？忧国运不能长久。可是大批官员忧他的官帽，忧他的待遇，谁动了他的帽子和钱袋，他要拚命的。
范仲淹失败了。时隔一代人，变革的声音又大起来。这一次，血气方刚的宋神宗碰上一代奇人王安石，两股大力相加，新法得以骤行天下。两三年间，七八个新法相继出台，一经出台立马实施，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青苗法，保甲法，教育法、农田水利法……涉及面之广，力度之大，几乎空前绝后。
本来力倡变革的苏轼，却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这是为什么呢？
苏轼从凤翔回汴京，升大理寺丞。父丧，回眉山守制丁忧三年，还京，任职于史馆。英宗、神宗都曾想重用他，宰相韩琦几次加以阻止，理由是年轻干才需要砺练。为此朝廷有议论，认为韩琦行事过于老成。苏轼倒显得十分豁达，对安慰他的恩师欧阳修说：“韩公，乃古之君子爱人以德者。”
凤翔太守陈希亮砥砺苏轼，看来有成效。苏轼虽天性豪放，但不经磨练，不受挫折，修炼成博大襟怀也难。到后面我们会发现，苏轼对别人的包容、宽厚，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不过，在原则问题上，苏轼毫不退让。
王安石推行新法有如暴风骤雨，一个新法未见成效，另一个又来了。他不怕走极端的。也许汲取了当年范仲淹推新政不够狠、导致守旧势力反扑的教训，王安石的战略是先走极端，然后再来纠正。他的总体思路是强化中央财政，与商贾争利，抑制地主豪强。比如在各大城市设“市易务”，用官方资本做买卖，权力与资本，两强并举，令一般商人完全失去竞争的优势，破产的破产，关门的关门，大街小巷怨声载道。
再如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官府贷款给农民，半年取二分利。而以往则是贫户向地主借高利贷，利息有半年高达五六分的。王安石的青苗法，其初衷不无高明处：朝廷从地主手中拿走了利益，又使贫困农户免受高利贷的剥削。但新法在全国推行，问题出来了：地方官吏为凸显政绩，强行向农民摊派贷款，这叫“抑配”，朝廷明令禁止，下面却悄悄干，不分贫富，不管农民情愿还是不情愿，一律放债。为防止贷款流失，又想出了一个绝招，使贫富相保，结为利害共同体，贫者有还不起贷款逃走的，拿富户问罪。青苗法实施一年，乡间小道上常有官府的两支队伍，放债队和抓人队，闹得鸡犬不宁。
不少地方政府放利三分，既向上邀功，又向下刮地皮。
不仅乡下大搞特搞，城里也摊派青苗贷款了。
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农民手里有了钱，很快拿到城里花销，吃喝玩乐像个城里人。贷款吃光了，他们拔腿就逃。
这些都是青苗法的设计者始料未及的。其余各法皆有不同类型的弊端。
后人评价熙宁诸法说：“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王安石凭借他几个州的基层经验，把新法推向三百州。可能他觉得，全国官吏的素质都像他和他的部下。
苏轼也有自己的基层体验，凤翔十个县，他曾跑遍每一个县衙，每一处村落。在老家眉山，他对维系生活世界的风俗与道德，作了大量细致的考察，进而得出结论：风俗，道德，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国家又怎么能够长期富强？
苏轼以民为本，王安石以国为本，二者矛盾了。
苏轼官小，王安石官大，但小官处处反对大官，弄得大官非常头疼。俗话说人微言轻，苏轼却是典型的官小声音大。这里有三个原因：1.他与欧阳修、范镇、富弼等朝廷重臣往来密切；2.他语言功夫超一流，极富煽动性；3.他能直接给皇帝写信，前后两封长信，《上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言辞异常激烈，充满了火药味儿。
细读苏轼这类文章，令人很感慨的。
有一天皇帝突然在便殿召见他，问以国策。他一点不客气，当面批评神宗：“进人太锐，听言太广，求治太急！”神宗听了很不舒服，却好歹忍住了，温和地说：“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卿在阁馆，当为朕深思治乱。”
这次皇帝的单独召对，使苏轼兴奋不已，逢人便讲。
王安石听到了，心下不悦。
神宗是个奇怪的年轻人，一面独裁，一面又想倾听大臣们的意见。毕竟变法事关重大，他和唐宪宗一样要做中兴之主，重启国运。他有重用苏轼的念头，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明确表态：不可。
神宗只好作罢。独裁皇帝，不得不对“拗相公”言听计从。
王安石对苏氏兄弟都抱着戒心。他所执掌的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曾用苏辙为检详文字，负责起草一系列新法。苏辙却屡与他意见相左。终于没法合作，苏辙主动辞职。
苏轼、苏辙的政治主张高度一致。兄弟始终共命运，价值观的相同可能是首要因素。早年在眉山，他们共读圣贤书，讨论国家大事。父亲苏洵也加入进来。叫做“南轩”的书房常常响起三苏父子激烈争论的声音。
在德语中，“真理”一词含有争辩、争而后得的意思。
三苏父子共同的价值体系，倒不失为一个有意思的研究课题。
苏洵讨厌王安石，视安石为装模做样、胸中藏有大奸之人。他写过《辨奸论》，京师流传甚广。现在王安石排斥苏氏兄弟，这里边是否含有报复？依我看，可能性不大。有证据表明，王安石对苏轼的理解与欣赏，超出宋代一般人。这个后面再讲。
王安石要干大事，扭转历史的走向，必须清除绊脚石。然而绊脚石真是太多了，王安石手脚并用，又踢又搬的，如果不是绊脚石自己走掉，“拗相公”力气再大，估计也只能干瞪眼。司马光、范纯仁、富弼、范镇……一群重臣相继离开朝廷，类似现代政治格局中的内阁集体辞职。神宗皇帝哭着挽留，但大臣们去意已决，纷纷乞外放，做地方官去了。司马光在洛阳一待十五年，埋头写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他和王安石一样耐心等待时机，蓄积能量重新跃入活生生的历史进程。
在王安石眼里，苏轼是个古灵精怪的绊脚石，体积不大，却很沉很沉，搬它费力，踢它脚疼。这石头还善于在京师的地面上四处滚动，发出各种刺耳的声音。
熙宁初，有两三年的时间，苏轼在京城跳得很厉害。神宗的一句“为朕深思治乱”给了他巨大的力量。他忠君，又指责君，冒着身家性命反对神宗的治国大略，这股大力又从何而来？答案似乎只能是：来自强大的文化传承。
国家是得变，但欲速则不达。苏轼打比方说：要像白昼不知不觉变成黑夜，不能从严冬一下子进入酷暑。气温大起大落，肌体承受不了。几百年形成的风俗、道德，几年就要摧毁它，生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青苗、免役、市易诸法，固然在短时间内充实了国库，却令城乡百姓遭殃，弃祖业，卖田产，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苏轼痛心疾首，《再上皇帝书》中大义凛然地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
这一年苏轼三十五岁。慷慨激昂的言辞中不难看出书生意气。论治国，我不知道他和王安石谁高谁下。我所能分辨的只是：苏轼看社会生活，看得更细更远。而荆公这个人，是出了名的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他的日常趣味对他的治国理想，不会没有影响吧？
苏轼铁了心跟荆公对着干。这块绊脚石，摆到了荆公的眼皮子底下。年近半百的拗相公会奋力一踹吗？
荆公若是这么干，他就枉称荆公了。古代称公者，几乎是圣人的同义语。
这时候，一个小人跳了出来。小人名叫谢景温，几年来在官场苦苦钻营却进身无计。他思得一计：把自己的妹妹嫁给王安石的弟弟。他成功地做上荆公的姻亲，当上朝臣，然后发挥狗的本事咬上苏轼。他上章弹劾，说苏轼三年前送父亲的灵柩回眉山，利用官船沿途贩卖官盐、家具和瓷器。神宗看了奏章，下令调查。这桩弹劾案闹得朝野震动，韩琦、范镇、欧阳修都站出来为苏轼讲话。当初苏洵去世，英宗及大臣们的赠银数目那么大，苏轼一概不受，他犯得着沿途用官船卖私货吗？
案子终于了结，苏轼无罪。审案的过程长达数月，王安石一直不表态。也许他并不希望一棍子将苏轼打死。但这个新法的绊脚石必须挪开。神宗领会了他的意思，下旨说：“与知州差遣。”苏轼自从到凤翔任签判以来已有十年，可以做太守了。然而圣旨下达中书，中书不同意，改命苏轼为颖州通判。中书等于宰相办公室，直接听命于王安石。变法的紧要关头，王安石不能让苏轼出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神宗的旨意遭驳回，拗相公拗到皇帝跟前了。神宗挥朱笔再批：“通判杭州。”
杭州为东南第一大州，富庶冠于全国，是王安石“生财”的重点。从神宗的任命看，他对苏轼还是很有好感的。通判这个位置蛮有意味，既不是副职，又不是部属，它是宋廷特意为节制、监察太守而设置的官位。看似闲职，不管事儿，但州府大小公事，须由太守与通判连署方能生效。通判若是弄权，不合作，打小报告，往往把太守弄得很难堪。太守忌惮通判，是宋朝官场的普遍现象。通判不弄权还能叫通判吗？
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苏轼携家小离京赴任。继室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长子苏迈，次子苏迨，以及苏轼的乳娘任采莲。有学者猜测，任采莲可能是苏洵的妾。苏轼视同生母。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一生的命运都搭进去了。
苏辙在陈州担任学官，苏轼到陈州盘桓七十余天，时常出入张方平的太守府。十月初，轼、辙同往颖州拜谒欧阳修，又住了二十几天。这两个老人是三苏父子的大恩人。曾因政见不合而反目多年，却能联手把苏轼推上政坛和文坛。北宋士大夫，胸襟开阔者比比皆是。这个现象，值得深入思考。
4
苏轼刚到杭州，就接到画家文同写来的一首诗，诗中告诫说：“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题诗。”
而苏轼既要问事，又要题诗，两者都给他种下了祸根。
国家处于因剧变而引发的动荡之中，苏轼紧张关注着，北面来的京都客，他哪有不问的；西湖风光如此之美，他若不激动，不题诗，他还是苏轼吗？文同所担心的这两点，恰好是苏轼的生命中两个最大的喷发点。与之相比，仕途算什么呢？官帽算什么呢？理解这个犹如巍巍昆仑般的伟大生命，这是关键处。入仕为做事，为实现士人的理想，但要拿理想换取仕途通畅，苏轼这样的人办不到。
前面我谨慎地使用了“文化基因”这个词，不知道读者是否认同。从孔子孟子庄子屈原到苏东坡，一连串光辉的名字，呈现出清晰的“基因链”。破解人类精神、文化的基因图谱，其功之伟，何尝低于破解生理性的图谱？
杭州太守沈立，是一位爱民勤政的好官，苏轼和他相处融洽。二人尽量在实施新法的过程中减少流弊。当时的地方官，执行朝廷的命令有弹性的。像欧阳修为颖州太守，在他的地盘上公开抵制新法。欧阳修是三朝元老，朝野享有盛名，皇帝也让他三分。而王安石是他的弟子，弟子对老师，还得毕恭毕敬。
沈立是王安石选中的干吏，出任江南第一都会的太守，受各方关注。反对新法的大臣常有书信给他。他夹在中间，动用官场智慧谨慎行事。苏轼与他经过短暂的磨合之后配合默契。通判与太守，没什么不愉快。苏轼这个人，学弄权显然比较困难。通判一般都狡猾，充分利用朝廷给他的模糊身份以掣肘太守。《水浒传》里有个黄通判，很典型的。而我们的这位苏通判却给人相反的印象。史料记载多，包括宋人笔记和苏轼本人的诗作。
青苗法在杭州推行，后果如苏轼所料，欠官债的百姓被捉拿，牢狱人满为患。除夕，按衙门旧例要清点犯人，苏轼高坐于堂上，目睹这些衣不蔽体的小民，心中的酸楚油然而生。他写下《官厅题壁》，把悲哀留在州府的墙上：“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苏轼巡视各县，余杭，临安，富阳，新城，于潜。在“春入山村处处花”的新城县，他吃惊地发现，不少年轻的山民揣着青苗贷款进城消费，于是慨然写道：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农民处于温饱线上，手里难得有许多现钱。尤其是不懂得生活艰辛的年轻人，他们没文化，欲望又盛，不朝城里跑才怪呢。吃喝嫖赌样样来，啥本事都没学到，只学会了城里人的好语音…苏轼正是在这些细微的地方，确认了新法的大漏洞。
浙东浙西厉行盐法，短时间内杜绝私盐，沿海制盐的灶户在官府低价强买的高压之下，苦不堪言。官逼民反，民间有多达百人的盐枭集团，武装贩运，遭到官军的重锤镇压。苏轼上书朝廷：“两浙之民，以犯盐得罪者，一岁至万七千人而莫能止。”
一年为一法，就抓了近两万人。
官盐价格高，财政收入是大大增加了，然而江南产盐地，百姓却常常食无盐。苏轼写诗讽刺盐法：“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江南百姓也是闻韶乐不知盐味吗？
熙宁五年，新法推行的力度加大，苏轼很苦闷，写信给朋友说：“在此…虽有江山风物之美，而新法严密，风波险恶，况味颇不佳。”
江南的体验，印证了他在蜀地的生活印象。百姓安居乐业，这多好啊。可是上面动个念头，下面就乱成一锅粥。
他写诗并编成集子，刻印几十本供朋友们传看。不少人到杭州来看他，包括后来的“苏门四学士”之一、诗和书法与他齐名的黄庭坚。他对人完全没有城府，王弗生前是最担心的，在汴京在凤翔，她睁大一双慧眼，含笑打量每一个到访的客人。眼下的王闺之，一门心思带孩子。前后两位夫人，似乎真有高下之分……有个名叫沈括的官员兼知名学者，把苏轼的集子带到京城去了。
苏轼通判杭州三年，虽有新法之苦，却不是愁眉苦脸过日子。此人先天快乐，后天快乐，要让他不快乐，除非阻断他的呼吸。本文写作的冲动就是想解开苏东坡的快乐之谜：天性生快乐，智慧生快乐，磨难生快乐。
此处先提一笔，接下来慢慢看吧。看他的纯度如此之高的快乐，究竟是如何生成的。到晚年，他俨然炼成了快乐的“金刚不坏之躯”。
沈立调走了，新太守叫陈述古，原是朝中大臣，新法的反对者，被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吕惠卿排挤出京。神宗安排陈述古做杭州太守，自有一番考虑。
苏通判与陈太守相得甚欢，当时已传为佳话。这倒不是说，二人今天聚首，明天就联手抵抗新法。官场智慧，并不允许这么干。苏轼写过《留侯论》，年轻的张良刺秦王逞一时之勇，非智者所为。苏轼的“凤翔期”，不亦犯过由着性子行事的毛病吗？
苏轼为官，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经验主义者。汉、唐、宋，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足以形成这样的智慧。
苏轼有两首名词是为陈述古写的。一般官场友谊，哪有这等情怀。
长官和睦，僚属踊跃。僚属几乎每天请喝酒，苏轼疲于应对。他酒量不行，一杯上脸，三杯就似醉非醉了。杭州号称人间天堂，却是苏轼的“酒食地狱”，趁人不备他要溜的。西湖边有座望湖楼，有时他一个人待在那儿，享受一下孤独。摆脱人群的孤独蛮有味道。大诗人都是孤独的好手。万顷西湖在脚下，环湖诸山在天边。时值七月的这一天忽然黑云翻滚大雨倾盆，苏轼凭栏徘徊，操着老家眉山的语音，口占一首七绝：“黑云翻墨未遮山，白云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晴天游湖又不同，云白，天蓝，山青，湖绿。暴雨生跳珠，细雨则起涟漪，涟漪铺向空蒙的山色。苏轼另一首七绝，把湖光山色之美推到了今天：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抹浓妆总相宜。
写西湖，此诗又是公推第一，无人投反对票的。
苏轼之前，西湖本无定称。郦道元注水经，称明圣湖；唐人传说湖中有金牛，称金牛湖；白居易治湖，筑石函泄水，百姓因敬爱太守而称石函湖；宋初称放生湖。苏轼此诗一出，西湖，西子湖广为流传，名称定下了。一首二十八个字的小诗，提炼了西湖的风光，并为西湖命名。
月夜坐小船，随风飘荡于湖中，苏轼形容躺在船头的感觉说：“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
他描写钱塘江观潮：“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
他寻僧访道，谈禅说空，过金山寺，遭遇不明飞行物。我以前喜欢读的《飞碟》杂志讨论过这件事。《游金山寺》中有云：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人非鬼竟何物？
苏轼补记：“是夜所见如此。”他留下的诗近三千首，这类补记罕见。
山里的老和尚，个个善品茶，互相不服气。苏轼发明了“三沸水”，老和尚折服了。泉水文火煮新茶，一沸水太嫩，三沸水又太老，而妙处在于靠听力和嗅觉把握二沸水。苏轼煮茶，明显技胜一筹，群山诸寺，和尚们甘拜下风。后来他在密州的超然台上，犹自怀念杭州品茶，《望江南》有云：“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苏轼茶瘾大，一次能饮七盏。可能相当于今天的品茶客一次喝七碗茶。苏轼酒量小，平生引为憾事，于是专心茶道。日本人善茶道，也曾受惠于他。
在杭州西面的于潜县，他游寂照寺，迷上了竹子。风一吹它弯弯腰，雨一来它沙沙响。川西坝子，眉山老家，竹子是寻常可见的景观，不稀罕，不可缺。苏轼题诗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使人俗…
寂照寺的和尚个个清瘦，苏轼这首小诗令他们雀跃。
今日寂照寺，当为这家喻户晓的诗作感到骄傲。
一大把胡子的张先，八十多岁尚能穿梭于官妓之间，特别中意的带回家去。他一辈子的名声大都与女性有关，时人称他“张三中”，因他有词句：“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不过张先自己更乐意标榜的“张三影”，也出自他描绘女性的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隔墙飘过秋千影；无数扬花过无影。
张先在杭州，常拉苏轼饮酒，或设歌舞于府中，或听丝竹于湖上。这个对异性永远热情高涨的老头，对苏轼会有影响。一个模样俊秀的小女孩儿进入苏家，她名叫王朝云，时年十二岁，琴棋歌舞俱有悟性。此后二十多年，她在苏轼身边成长为一位既美丽又感动人的女性。
苏轼于女性，值得认真研究。有些史料称苏轼“性不昵妇人”，这话也对也不对。唐宋文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钟情于优美的女性，但苏东坡和白居易、欧阳修、晏殊父子及柳永张先有明显的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到后面再加以辨析。
依我愚见，唐宋文人和女性不可须臾分割的紧密联系，应当进入严肃的历史学者、文学史家们的视野。揭示生命的本质与发现历史的规律，也许是同等重要。
5
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升密州太守。密州是今之山东诸城。苏轼上任就忙着治蝗灾，马不停蹄奔走各县，同时上书朝廷，请求减免密州赋税。他在田坎上写公文，文不加点。忙了一百多天才打道回州府，府衙官吏竟有半数不识他的尊容。
密州穷，丛林大泽常有剪径大盗，苏轼治了蝗灾腾出手来，又对付这些“大虫”。他捕盗打黑不留情，却能讲策略分而治之。这些事儿，后人有详尽记载。路边的草丛中多有弃婴，他命令部属想办法收养。从官钱中拨专款给贫穷的母亲们，让她们至少能把婴儿养到一周岁。苏轼这么做的理由是：一年后母子生情，再也割舍不开了。事情如他所料，此后密州的弃婴大大减少。由此可见，仁慈的官员总能想出仁慈的办法。
次年秋天，政务忙出个头绪了，他率领当地驻军进山打猎，左手牵猎犬，右手擎苍鹰，锦帽貂裘，宝马利箭。从他的诗句推断，他的身材在一米七三左右，匀称，脸略长。双目炯然，但不像李白或王安石目光射人。他着戎装，佩剑挽弓，想必是别有神采吧？《江城子.密州出猎》上片云“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苏轼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近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今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
这封短信含三层意思：1.苏轼很在乎柳永的词，欲比个高低，又不便明说；2.打猎收获不小；3.山东壮士唱“密州出猎”，颇壮观，暗指柳词多为红口女子传唱。
涉及艺术创作，苏轼很较真的，不怕在朋友跟前表扬自己。后来秦观学柳词，苏轼更忍不住要讽刺他：“不意别后，君学柳七填词！”秦观是苏轼的忠实弟子，仕途和生计都对苏轼亦步亦趋，艺术道路却各走各的。
苏轼在密州城造超然台，亲自绘图并参与取材、施工。他对建筑颇有揣摩，早在凤翔就跃跃欲试了。做太守的妙处，是能想更能做。台成，在济南做官的苏辙寄来《超然台赋》，苏轼写《超然台记》。中秋节，在部属的簇拥下他登楼畅饮，大醉。月亮在天，人影在地。他思念阔别五年的弟弟，写《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首词今天的初中生都能背。字字珠玑，又晓畅易懂。月之阴阳圆缺，对应人的悲欢离合，真是写到家了。宋人说：“东坡咏月词一出，余词尽废。”
大诗人好比超级企业垄断经营，却没人抱怨。
苏轼垄断中秋月……
熙宁十年，苏轼迁徐州太守。
上任两个月，碰上八月大洪水。上游的澶州黄河决口，徐州城南清河水一夜暴涨。灾情危急，苏轼反应迅速。他有两个大动作，一是严禁有车马的富户逃亡扰乱人心，二是亲入武卫营请禁兵协助防洪。按宋制，太守对当地驻军并无指挥权。苏轼冒着大雨深一脚浅一脚走到禁兵首领的住处，平时有些傲慢的首领感动了，命令全营官兵听候太守调遣。
冲力巨大的洪水日夜冲击着南城墙，苏轼登城楼，眼望滔滔洪水，半个时辰一言不发。部属等他拿主意，倒不是因为他官最大。抗洪已逾六十天，苏轼成了全城军民无可争议的主心骨。他下令，调动几百艘公私船只，船中装沙袋，用缆绳放到城下，以缓解洪水冲力。这法奏效，万民欢呼。苏轼不单写诗有灵感。他同时指挥万人大汇战，于险要处筑长堤，全长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阔两丈。堤成之日，距最大流量的洪峰到来只差两天。徐州城保住了。九月下旬，洪水归于黄河故道。
宋神宗闻奏大喜，下诏曰：敕苏轼：昨黄河水至徐州城下，汝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没之害…朕甚嘉之。
苏轼成了大英雄。全城百姓欢呼他的名字。
后来他离任，徐州数千人送他出城几十里，哭成一片。那场景，今天若拍影视剧，应当细腻描画。
苏轼又要过一过建筑瘾了，上次在密州筑台，今番于徐州起楼，名之曰黄楼，取五行中土能克水的意思。楼成，苏轼率众举行盛大仪式，万人空巷争睹盛况，官民军民亲如一家。狂欢持续了三天三夜。
有朋自远方来：京城的王巩，于潜的诗酒和尚参寥。此二人，一个是名相王旦之孙，张方平的女婚；一个是云游四海的得道高僧。苏轼与之朝夕盘桓，高兴得手舞足蹈……
兴奋趋于平静，艺术方来照面。春日暖融融，苏轼祈雨于城东二十里的徐门石潭，得小词极品《浣溪纱》五首。
事业的高峰连结着艺术的高峰。苏轼知密州，也是这样的情形。这蛮有趣，深藏着若干意味。为数众多的苏学专家们研究过吗？
旋抹浓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倩罗裙。
乡村女孩儿急匆匆着裙抹妆、争看太守的模样跃然纸上。太守大人在干吗呢？众里寻他不见，他、他在哪儿呢？且看第二首：麻叶层层荣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 垂白杖黎抬醉眼，捋青捣麦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
太守又是哪般穿戴、怎生模样？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哦，苏太守和咱们村儿的男女老少是一家人呢：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熏，使君原是此中人。
五首《浣溪纱》读不够。它所呈现的乡村风物真实得如同梦境。高度提炼的真实，随意涂抹的画面，都有这类效果。影像作品显然难以企及，差得远呢。
有个叫周济的古人说：“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这话讲到点子上了，细品苏东坡，方知什么叫举重若轻，什么叫随意而为，什么又叫天纵大才雄视古今。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迁湖州太守。
苏轼这个人，郁闷的时候要写诗，高兴了又口不择言。六年做了两任太守，政绩斐然，如果他在下一个太守任上稍事谨慎，回京师做大臣几乎没有任何问题。十几年前宋仁宗讲过，他有宰辅之才。他动用一点官场智慧，稳扎稳打，做宰相的可能性很大。然而他个性太鲜明，压抑性情，伪装起来迂回前进，对他来说太难了。生命冲动，冲到四十多岁，已是秉性难移。
苏轼赴湖州的途中，按惯例写《湖州谢表》。这种例行公文到他的笔下，竟然惹出大祸。
朝廷有一帮小人，一直在关注他。
其时王安石已经二度罢相，伤心回老家打发余年。安石培养的新法接班人吕惠卿，为得宰相位反口咬他。双方斗争激烈，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也卷进去了，结果是两败俱伤：王安石死了儿子，吕惠卿贬出京师。
熙宁初年一群重臣为国家前途的原则之争，现在变成了利益之争。吕惠卿这种小人，在他当政时起用了一批小人，而小人繁殖力强，迅速占据要津，将势力扩大到朝廷各部门。
小人猛斗君子，小人又恶斗小人……
宋神宗对小人保持着警惕性。但是小人脸上并未写着小人二字，清除小人，一向是令皇帝头疼的事。
苏轼惹祸，根源在沈括。
继汉代张衡之后，沈括是正史有传的科学家，《梦溪笔谈》的作者，堪称北宋一位百书全科式的人物。但沈括是官场小人，道德败坏。他曾攀附王安石，王安石却一眼看透他，对神宗说：“沈括是小人。”及至安石罢相，他马上诋毁新法，被神宗识破，贬出去了。
沈括的袖筒里时常藏着不止一密信，他是密告的专家，是告密者的好榜样。几年前他从杭州带走了苏轼的诗集，回汴京仔细研究，写成报告呈给监察部门，称苏轼“词皆讪怼”、恶意攻击朝廷的新政。沈括此举，是希望在王安石跟前立一大功。可他没想到，王安石根本不予理睬。
这件事在朝廷影响却不小，苏轼辗转为官也曾听说，没往心里去。
事过几年，御史台的四个小人拾起沈括的伎俩向苏轼发难。
《密州谢表》有两句话，令这帮小人蹦起来了。
苏轼对神宗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信手一笔讽刺朝廷的“新进”，祸惹大了。追陪新进，指入京与新进共事。牧养小民，指太守牧养一方。汉代的州官称牧。老不生事，则暗讽新进们生事扰民。
四个新进小人宋史留名：李定，舒亶，张璪，何正臣。中间两个还是苏轼的朋友、同窗。当初沈括到杭州，也是同苏轼称兄道弟，却心怀叵测带走了苏轼的诗集。
李定曾以大逆不孝知名于天下，司马光斥之为禽兽。舆论沸腾，苏轼也曾写诗，而李定忍气吞声，咬牙写下日后加以报复的黑名单。
舒亶则是大有来头的小人，礼部考试曾拿了第一名，一生诗文有百卷之多。他和沈括一样，是知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小人。
宋史，尤其宋人笔记，关于这四个人的所作所为讲了很多。
现在他们研究苏轼，陷害苏轼，围剿苏轼。
能量大的官场小人，一般都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不会轻易地发动攻击。一旦展开攻势，必有几分胜算。
历史上的小人总是活蹦乱跳，谁来写一部“小人史”呢？
何正臣首先发难，李定唱压轴戏。以果断著称的宋神宗被他们弄得晕头转向。何正臣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
神宗正疑惑，舒亶上札子称：“臣伏见知湖州进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
担任御史中丞的李定给苏轼最后一击，他对神宗写道：“知湖州苏轼，初学无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
李定列出的四条罪状，均属言论罪。而赵宋立国百余年，对言论是比较开放的。宋神宗终于让御史台的言论搅昏了，感到苏轼问题严重，下令查办。
张璪是刑讯逼供的好手，数兴大狱，手段残忍。他负责苏轼的案子。
李定派一个叫皇甫僎的人星夜赶往湖州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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