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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川品中国文人——王安石(上)

刘小川品中国文人——王安石(上)

作者: smallpboy | 来源:发表于2018-11-21 19:28 被阅读10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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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字介甫,晚年因封荆国公,故人称荆公。江西临川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

  宋真宗是赵宋王朝的第三个皇帝,接下来是在位四十二年的宋仁宗。王安石受世人瞩目,是在仁宗后期和神宗前期,大概三十年左右。神宗后期,他隐居在金陵蒋山(钟山)。

  赵宋立国百年,天下无大事。而此前的晚唐、五代十国,干戈四起纷争不息,也是百余年。两个百年相比较,乱世治世分明。不过,封建王朝的一般规律,是几任皇帝之后,各种矛盾趋于激化。一片太平盛世的叫喊声中,乱象悄然纷呈,并且势不可当。北宋有识之士辈出,识乱象者,并非仅仅一个王安石。

  仁宗朝有三冗:冗官,冗兵,冗费。

  出于统治的需要,官僚机构不得不日趋臃肿。官员俸禄高,挥霍无度,皇帝又鼓励他们挥霍。皇帝本人的后官,则是挥霍的典范。皇帝的家天下靠各级官员支撑,官员奢侈,皇帝放心。

  皇权的另一个强大支撑是军队。朝廷认为外患不如内忧,一百多万军队放在京师附近和各重要州郡,牢牢守护着金鸾殿,雄视全国三百州。为防止军人生乱,又制定了一整套使军队频繁调动、官兵隔膜、军权互制的措施,稳住了军心,却导致战斗力空前下降。士兵不会骑马拉弓而善于做小买卖,汴梁城到处摆摊设点,百姓习以为常。庞大的军队要吃饭,军官要比照文官花销,开支巨大,占了财政总收入的七成以上。

  钱从哪儿来呢?从几千万百姓身上来。

  北宋的赋税比唐朝高出许多,岁入也翻了若干倍。

  三冗是老问题,几十年居高不下,国库日见空虚。而北辽与西夏又长年袭扰虎视眈眈,一旦打大仗,赵宋江山难保。

  历史到了这样的时刻,有识之士应运而生。

  不过,这所谓有识之士,有合作的空间,更有对立的可能。

  司马光斗王安石,是北宋政坛一出大戏。中间还有一位两边不买账的苏东坡。用现代术语打比方,苏东坡是保守党,王安石是激进党,司马光则是节约党。

  君子争原则,小人抢官帽。北宋这一出角色众多高潮迭起的大戏,至今令人扼腕、赞叹、深思。

  王安石的父亲叫王益,辗转各州做通判。王安石生在宁江军通判府,没过多久就迁往别处,随父宦游,从幼年游到少年。后来在金陵大致安定下来。他家人多,有三个妹妹三个弟弟。他是宋人笔记交口称赞的少年天才,据说几经他的眼睛看过的文字,一生不忘。《老学庵笔记》说:“王荆公目睛如龙。”《钱氏私志》云:“安石视物如射。”可见他的体貌特征,眼睛异乎寻常。他生得牛耳虎背,走路埋着头,作趋奔状,猛一抬头时,不是自己吓一跳,就是把别人吓一跳。这种蹿着走的习惯,可能是早年跟随父亲的时候养成的。

  王安石的许多被传为趣谈的生活习惯,可能也和他长期的居无定所有关。

  他一般不洗澡,很少换衣服……

  九岁那一年他随父亲入蜀,蜀道上有座梓潼神庙,常有神异显灵,“士大夫过之,得风雨送,必至宰相。”王益当时担任提刑官,巴不得将来做宰相,特意绕道梓潼,烧高香拜神庙。父子刚刚跪下,忽听外面风雨大作。庙里的和尚失声叫道:显灵啦!王提刑又惊又喜,念念有词谢过神灵,拉着儿子匆匆走人。此后数年密不声张,紧张关注着自己升官的迹象。然而毫无迹象。及至王安石青云直上,人们才恍然大悟:那一天梓潼神庙大风雨,原来是送王提刑的儿子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3年),二十二岁的王安石,考进士高中第一。却被枢密史晏殊做了手脚,张榜时名列第四。

  庆历三年,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朝廷重臣,发起“规模阔大”的庆历新政,“明黜陟,抑侥幸,择长官……”十条新政,头三条都是拿官僚开刀,从朝廷到地方,掀起整顿吏治的大风暴。王安石待官无事,不动声色地瞧着。

  不到一年,新政收场。范仲淹等人斗不过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被摇摆不定的老皇帝贬出了京师。

  王安石对朋友感慨说:君非不明,臣非不贤,惜乎未得良机也。

  古代君臣讲遇合,时机非常重要。宋仁宗已经做了二十五年的皇帝,变革决心有限。捅出了娄子,得罪了豪族,变革大臣们立刻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王安石琢磨着。

  王安石被派到扬州做判官,顶头上司是太守韩琦。韩琦出身于高官门第,自己也出色,兼具军政才能,是北宋名臣之一。他的领导作风,不同于欧阳修的,是看年轻人不大顺眼。而王安石的个性,又很难讨人喜欢。扬州繁华地,娱乐场所多。王安石有时早晨点卯迟到,衣冠不整冲进衙门,韩琦会冷冷地抛下一句:年轻人,劝你趁着精力充沛多读几本书。言下之意,是王安石把旺盛的精力用到妓女们身上去了。

  王安石的脸涨得通红,眼睛死死盯着墙角。却始终不置一辞,不向上司作任何解释。

  其实他夜里攻书很晚才躺下。年轻人又睡不醒。他是胸怀大志的人,向来对歌舞场烟花巷不屑一顾。而受了上司的莫大委屈,他一声不吭。这件事,宋人多有记载,很能表明王安石的个性。这种不羁不屑,后来直接影响他的施政纲领和执政风格。宋人说:“安石,牛形人也,故敢当天下先。”

  牛形人,再配上龙的电光般的眼睛,王安石的形象便跃然纸上。

  韩琦知道了王安石夜里用功,并不觉得这是王安石的什么优点。这年轻人,他已经看不顺眼了。上级一旦看下级不顺眼,下级的优点也会变成缺点。王安石嗜古书,认得许多冷僻古字,太守府的幕僚们十分佩服,惟独韩琦不欣赏,于是幕僚寻思着改变看法,向长官靠拢。

  有人认不得古字请教韩琦,这面如冠玉的太守用鼻腔表态:嗯,嗯,本官忙着呢,找那个王安石吧,他认的古字多。

  王安石研究古字由来已久,颇自得。偏是自我感觉良好处,又受上司恶意讥讽,气得牛背高耸,龙目喷火。还是不吭声,只于日记中一笔一画地写下九个字:韩琦貌美,余一无可道。

  安石一生勤写笔记,事事记得分明。不难看出,这也是一位活得很较真儿的人。他的书法相当有力,为黄庭坚、米芾所推崇。《墨庄漫录》云:“王荆公书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

  牛形人,龙眼睛,横风疾雨……

  韩琦貌美,穿戴也讲究,公共场合尤其留意装束。下属皆仿效,一个个弄得有模有样。惟独王安石官服不洗,官带歪系。韩琦斜睨他,他不理会。下次还这样。

  王安石年纪轻轻就已经是王安石。个性四十年不变。

  扬州磨砺三年之后,二十六岁的王安石回汴京长时间待官。上司的评语对他不利。困惑近两年。父亲已去世,京师官员万千,没人帮他一把。待官的年轻人,多如夏季苍蝇乱飞。王安石也辗转敲门,写求职信。唐宋六百年,风气如此。宋朝所谓冗官,一个官位至少三个人,称去官,在官,待官。中了进士,磨砺三年后又待官翘望者,遍布京师。

  王安石《上张太傅书》阐述志向说:“某愚,不识事物之变,而唯独古人是信。闻古有尧、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书,闭

门而读之,不知忧乐之存乎己也。”

  王安石关起门来读得津津有味的书,也许是载有尧舜事迹的《礼记》、《尚书》、《周书》等。从春秋到汉唐,皆不入他的眼,所以说“不识事物之变”。一般士大夫所奉行的孔孟之道,在他眼里也并非至高无上。对一个一心追随尧舜之道的人来说,孔孟之道有什么高不可攀的呢?

  王安石读的古书,有些今已不传。他的历史眼光,显然不同于和他同时代的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欧阳与司马俱有史学巨著,而苏东坡。则被近人陈寅恪称为“最具史识的人”。王安石比他们看得更远么?他所看到的三千年前的尧舜时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一头钻进古书,同时洞察时事,深厚的历史感辅之以强烈的现实感。他自视甚高,看不起“流俗之人”。

  京城待官到二十八岁,官帽终于来了。

  此后数年,王安石在鄞县(今宁波)、舒州任县令和通判,基层经验日益充足。他对修水利、兴学校、整顿官吏、改善农民的处境都有十分浓厚的兴趣,以他的才干,治理州县绰绰有余。干一行深入一行,比如修水利,他是公认的专家。兴学校,改课本,质疑朝廷以诗赋取进士,又堪称教育改革家……这牛形人干什么都劲头足。所过之处,皆有政声。

  宁波人至今怀念他,为他建纪念馆,保留他的若干遗迹。

  此间他已娶妻吴氏,生一子,取名王雱。这个异日绝顶聪明的儿子,带给王安石的,有骄傲,有烦恼,更有无尽的悲伤。

  2

  嘉佑元年(1056年),在地方干得出色的王安石调往京师任群牧判官,从事畜牧业。从州县跳到京城去做官,称改官。改官并不容易,一般需要活动。王安石能进京,可能是由于朝廷大臣兼文坛领袖欧阳修的举荐。

  王安石是个关心家庭的人,进京后将弟妹拢集到身边,操心他们的仕途和婚嫁。弟弟王安国、王安礼先后登上仕途,有趣的是,二人到后来,都不肯附和哥哥的变法主张,分歧很大,一度导致反目。而一般职业官僚不会这么干:三兄弟同朝做官,正好结党营私。

  师生之间,朋友之间,讲原则性的,亦不乏例子。比如欧阳修,不厌其烦地向朝廷举荐王安石,但到了王安石轰轰烈烈搞变法,事关国家前途、苍生祸福,欧阳修以他一贯的价值观坚决抵制新法,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冒着被撤职的危险自行主张。

  王安石本人,也为他的治国理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北宋政坛君子多,君子几乎全是文人。文人自幼阅读圣贤书,价值判断清晰。要他乱来,可不那么容易,他得首先拆卸自己的价值系统,断掉深入泥土的根系。文人有迂腐,更有正直。北宋立国百年后,官场仁人君子尚能呈现大面积的生长态势,这现象不值得认真考察么?

  王安石居京师两年,又外放,做常州太守,迁江东提点刑狱,一如既往地政绩卓著,断案公正。朝廷召他还京,让他担任三司度支判官。三司是盐铁、户部、度支的合称,掌国家财政收支。王安石埋头研究经济,大约起于此时。他对周朝的“泉府”特别感兴趣。泉者,钱也。他发现《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讲利,和亚圣孟子重义轻利的主张不一样。

  汴京商业发达,王安石喜欢独自上街溜达,观望那些大大小小的商铺。有时和农民、僧道、士兵们交谈。

  这一年他四十岁。

  他在京师有了一些名声,原因有三个:当初考进士,差点拔得头筹;做十余年地方官,干得不错;才高傲物,性情古怪,社交场合我行我素。

  嘉祜初年的王安石有不少趣谈。

  他认识了年轻气盛的苏东坡,领教了脾气火爆的苏老泉(苏洵)。他和苏老泉,一见面就互相不喜欢。名震京师的眉山三苏当中,王安石对性情温和的苏辙倒是有好印象,后来组建变法机构,把苏辙拉进去担当重任。却不料苏辙由于持有不同政见而处处跟他闹别扭。三苏,一个比一个令他头疼。尤其是苏老泉,不止一次当众给他白眼,还写《辩奸论》流传官场,认为他的古怪举止表明他是伪君子,胸中藏有大奸。

  这四个人,均属“唐宋散文八大家”。加上欧阳修、曾巩,宋代的六位占全了。欧阳修的豪华府第,常有大家名士聚会,诗酒酬唱,歌舞留连。苏老泉一介布衣,对“财政部”要员王安石爱理不理。王安石呢,同样还以不屑。欧阳修以恩师的身份居中调停,不管用。苏老泉连讥带讽,王安石闭目养神。有一天傍晚在欧阳府后花园,昏昏欲睡的王安石突然睁眼,将目光射向老泉,老泉一愣,随即以眼还眼。

  眼睛打仗,难解难分。宋人笔记描述:四目皆如射,如利箭破空……

  老泉回家,对两个儿子说:介甫鼠辈耳,不足与谋。

  老泉平生所学,乃是《战国策》,言谈夹带策士的味道。当初在眉山,他把此书弄得很神秘,故意让苏轼偷去,如饥似渴阅读……而王安石在欧阳府中公开表示,《战国策》是旁门左道。苏、王二人相柢梧,这可能是主要原因。二苏(苏轼、苏辙)誉满京师前程似锦,老苏不希望王安石来搅扰。

  没过多久,老泉去世,王安石松了一口气。

  王安石又认识了司马光,两个人一见如故,钦佩对方的才学和人品。不是你拜访我,就是我拜访你,从早晨就谈到半夜三更,互为知己,抵足而眠,友谊看来是源远流长。

  王安石是开封府尹包拯的座上客。包公是黑脸,安石也是黑脸。黑脸劝黑脸喝点酒,怎么劝也劝不下去。包龙图何等声望?王安石却横竖不给面子,于是,满堂宾客摇头。司马光也在座,他平时不饮酒,但这样的场合要举杯。他回家写日记:“介甫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某以此知其不屈。”

  王安石照例不洗澡,不换衣服。好朋友和他在一起,很是丢面子,又不敢明说。怎么办呢?他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到高级寺庙洗沉香木桶浴,希望王安石能上瘾;并以新衣服偷换他肮脏的旧衣服。王安石浴后很舒畅,穿了新衣便走,浑无知觉。朋友们窃喜。但过一阵再请进山泡一回高级澡,他不去了,说浪费时间。

  他脏。老婆吴氏却因此患上了洁癖。原委是这样:既为夫妇,总是要同房的,同房之后,吴氏拼命洗刷,呆在浴室几个时辰不出来。好在中年后房事大大减少了,吴氏也完成了生儿育女的重任。有一年搬家,王安石欲退还公家的雕花大床,吴氏死活不肯。王安石也不跟她争,只脏衣破鞋、率领几只虱子躺了上去,俄顷,鼾声大作。第二天从朝廷下班,那雕花床已不见踪影。

  吴氏夜里很少伺候丈夫,心里过不去。买来一个貌美而又善解人意的小女子,作为丈夫的生日礼物。可是“礼物”当天就被辞退了。

  王安石的夜晚,有大堆古籍相伴。家里庙里皆然,青灯一盏照千年。

  有一次宋仁宗请臣子钓鱼,王安石“忝陪末座”,一条鱼没钓起来,却把盘子里的几十颗球状鱼饵吃光。仁宗皱眉头,“视之良久”,他照吃不误。

  王安石对日常物事视若无睹,他究竟想些什么呢?

  王安石给皇帝写过一封九千多字的长信《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苏东坡也给皇帝写长信。

北宋士大夫,直接给皇帝写信的,远远不止他们两个。而这些大臣们未必担任着谏官、言官。他们通盘考虑国家大事,有了想法就写信,观点丝毫不隐瞒。大臣之间的争论更是家常便饭,有时在皇帝跟前也大吵大闹。

  广开言路,是赵宋立国之本。士大夫说错话不治罪,干坏事不砍头。谏官们甚至可以“风闻言事”,不必对言论的真实性负责。唐朝的谏官属丞相管,宋朝的谏官则直接受皇帝的领导。大胆说话,有制度保证。高官多是文化人,而文化人相对单纯,培养政客的多重面孔有难度。文人学者,于治国理念上往往是一根筋。不善于见风使舵。要他转变立场,除非你能够说服他。良好的修养源自长期的学养:他满脑子子曰诗云,很难一肚子坏水。

  人文修养好,当官不乱搞……

  王安石绞尽脑汁写长信递上去,未见回音。仁宗既不在便殿“召对”,也不叫宰执传话。王安石为此苦闷了半年。他了解仁宗,老皇帝想保持现状。可他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仕宦二十年,担心来日无多——谁知道老皇帝能活多久呢?

  信中有些句子,后来广为流传:“臣于理财,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王安石以理财为先的变革思路露出了端倪。朝廷不是缺钱吗?为什么不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宋仁宗不理睬王安石的变革长信,但对安石本人是信任的,委以重任,叫他出使辽国。整整一年,王安石经河南向河北,饱览了塞上风光,绕道返回,写诗无数。对一个诗人来说,这当然是美差。

  回京述职,受表彰。朝廷命他同修起居注,待在皇帝的身边,记录天子的言行。这莫大的恩宠,一般官员求之不得,可王安石不受。他上了七次辞状,隔数月,又上五次辞状。朝廷不允。双方拧上了。朝廷的官吏把敕书送到他家里,四处寻他不见:原来他一直蹲在厕所里。官吏左等右等,不耐烦了,将敕书放在桌上,扭头便走。刚走到大门口,忽听身后脚步声急,那黑脸虎头的王安石追了上来,硬将敕书塞还官吏。

  这件事传遍了百官。王安石辞官的次数和方式,创下官员之最。

  他不愿到老皇帝身边去修什么起居注。

  朝廷终于让步,改命他为翰林学士知制诰,舍人院办公,起草诏令。他接受了。

  皇帝下诏,由翰林学士负责文字工作,俗称“撰词头”。能登翰林院者,自是笔力不凡,他们起草的诏令,不单富于文采,更有个人发挥。这一类文章,现散见于宋人文集,翻翻颇有趣。很有些官方文件,可作美文欣赏。

  王安石任知制诰两年多。

  老皇帝居于深宫,偶尔露一回面,接受百官朝拜。他的身体状况是国家机密,太监们讳莫如深。王安石又忍不住了,写《上时政疏》,批评皇帝说:“以臣所见,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谓能得贤才,政事所施,未可谓能合法度。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以薄,财力日以穷困。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尝有询考讲求之意……”

  和上次写万言书一样,皇帝没理他。

  值得注意的是,此间的王安石尚看重风俗。几年后苏轼反对新法的一大理由,却是指责他破坏风俗。

  嘉祐八年(1063年),皇帝终于死了。

  这一年,王安石的母亲去世,他辞去官职,回江宁(金陵)丁母忧。三年内,一心感念母亲的大恩,把朝廷抛到脑后。宋朝的丁忧制度十分严格,除了皇帝,所有的人都必须丁忧。丁忧也叫服丧、居丧。对官员来说,丁忧还意味着,任何官职都是可以由别人来顶替的。丁忧之时,社会身份悬空。

  王安石是孝子。他一直睡在母亲的灵堂,地上只铺点麦草。守孝之人不能把自己弄舒适。冬天也是这样。入夜,一根烛,几卷书。三年一千天,烛光照着这个怀念母亲的中年男子。他瘦了,也更黑了,眼睛的亮度却有增无减。他研究经学、史学,揣摩人性,猜想五行。他开始创立自己的学说:荆公新学。

  丁忧,挺好。

  有个太守朋友派人来送信,王安石正席地而坐。送信的人只当他是府中老仆,把信给他,要他呈送学士。王安石接过信拆开便读。送信人大怒,呵斥道:大胆仆役,这信是你能拆看的么?旁人急忙提醒:他便是舍入院的王学士呀。送信人惊出一身汗,顾不得叩头谢罪,转身便走,边走边嘀咕:好个王舍人,好个王舍人……

  舍人,学士,在宋朝是了不得的称号。类似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居丧期满,朝廷以原官召回王安石,他以身体差为由,拒绝赴京。诏令屡下,他屡辞。双方又拧上了。朝廷不能强迫他,更不能开除他。不独王安石,其他官员也常有这种情形,包括一些小官。

  仁宗之后的英宗,是个病歪歪的皇帝。朝政交给他母后。

  蓄志已久的王安石,对这病人和垂帘听政的妇人不感兴趣么?

  他闲居江宁,拿一点俸禄,开几间课堂。授徒讲学,名播四方。古之圣贤皆如此。

  江宁一带及附近州县,常有官员向他通报各类政务、吏事。

  他关注农民,写诗感慨农民的非人处境。高门大户罕有他的身影。

  他每天熬夜,一支笔在纸上随意画着。

  朝廷使者从汴京来了,手拿诏书怀揣官帽,一路羡煞多少士子。而王安石待之以礼,拒之以辞。视富贵如粪土,拿朝廷当儿戏——江南江北,盛传着他的离奇故事。仕途那么窄,想挤上去的人又那么多,要做上京城的高官,更比登天还难。所有这些世俗的东西,王安石无动于衷。

  他快到知天命的年纪了,莫非一点不心慌?

  牛形人视物如射,可能已经射到了历史的深处,并以此建立自己的座标,把握自己的历史机遇。这大概就是所谓高人。高人的特征是历史感强,对时间的感觉异于常人,他眼中的十年二十年,只在弹指一挥间。而常人的目光能抵达一二年就算有远见了。

  辞官,讲学,行事古怪,三件事带给王安石一个相同的结果:提升知名度。这中间有自我炒作的成分么?人活世上,总有追求,不求利,却可能求名。古今圣贤,谁见过无名氏的身影呢?连隐士都会在儒家圣典《论语》中留下他们的大名。孔夫子讲隐士谈逸民,时时显得很恭敬。

  如果没有宋神宗,王安石会隐于江宁么?这事儿难说。他写诗做学问的劲头亦大,朝文化的方向努力,或能成一代宗师。

  世间事多偶然。必然性远不能解释一切。

  江宁的几年,王安石显然做了两手准备。如果英宗寿命长在位久,他的政治抱负很可能付之东流。

  他在钟山唱歌,在金陵街头踽踽独行,一副隐者姿态。他喜欢骑毛驴,山道上晃晃悠悠,腰间挂个小号酒葫芦。他不算卦。时常在驴背上望天不语。山风吹来了山雨,淋湿他的三寸胡须……

  天气多变,人寿无常。英宗很快死掉,神宗坐上龙椅。王安石在江宁写了一首耐人寻味的《古松》:

  森森直干百余寻,高入青冥不附林。

  万壑风生成夜响,千山月照挂秋阴。

  岂因粪壤栽培力,自得乾坤造化心。

  廊庙乏材应见取,世无良匠勿相侵。

  寻:八尺。廊庙指朝廷。王安石自视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跃跃欲试了。他还不是一般的大树,孤标直上,插入青云。乾坤给他生长的力量,地上的粪壤不值一提。

  王安石盯上了血气方刚的宋神宗。

  3

  宋神宗年少时读书用功,一如王安石。他叫赵项。二十岁当皇帝,面对百官常常显得忧心忡忡,眼睛在几个宰辅大臣身上扫来扫去。唐介、赵拤、曾公亮……他们都老了,面皮打皱,齿落发稀,走路慢吞吞,上朝要打瞌睡。

  神宗做太子的时候,最不想看的就是父皇英宗的病容。国家就像病人。这话是苏轼讲的,他印象很深。当年宋太宗被北方的契丹人追杀,身中两箭,侥幸逃脱;随行嫔妃却被掳走……神宗对臣下提起此事,泪流满面。这是国耻。而眼下却年年向北辽、西夏输金求和。堂堂大宋帝国,一百多万军队,这算什么事儿啊!

  然而富弼对神宗的复仇心理不以为然。神宗召富弼谈话,从正午谈到黄昏。富弼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先布恩泽。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干戈一起,所美祸福不细。”

  神宗默然。

  老臣看出这年轻人锐意勇为,心思都写在脸上,又提醒说:“人君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窥测,则奸人得以附会其意。陛下当如天之鉴,人之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矣。”

  神宗点头。

  这段话,显然是这位三朝重臣的经验之谈,是行之有效的帝王术。富弼不愧是老狐狸,他知道该怎么点拨新皇帝。为人君者,不能动声色,必须显得莫测高深。人君当如天,天不语,却对天下善恶洞若观火,以和风扬善,以雷霆罚恶……宋神宗年少有志,又身处一群学问、智慧均系一流的大臣之间,成长迅速。他虽然二十岁登基,给人的感觉却已有几分老成。不能以通常意义上的二十岁去判断他。

  当然,宋神宗的意志力的运动方向,还是可以称做血气方刚。他身体好,精神抖擞;对美女兴趣有限,也许是因为来不及上瘾。旺盛的精力付与纷繁的国事,血气一冲十八年,终于未能持久。

  王安石这个名字,对神宗来说,几乎如雷贯耳。他有个近臣叫韩维,议事常有精辟之语。他表示赞许时,韩维总是说,“这不是我的观点,是我的朋友王安石讲的。”而京师盛传王安石的大名,甚至有不少高官视之为“圣人复出”。神宗迫切想要见见这位百年不遇的高人,诏下,却遭到王安石的婉拒。

  神宗纳闷了:这王安石对先帝这样,对朕也这样。真有病呢,还是挟名自重另有图谋?

  高人本难求。刘备求孔明,三顾茅庐方请得大贤出山。神宗不生气,复命王安石任江宁太守,王安石没上辞状,接受了。

  王安石此举,可能真有点玩弄高人名头的意思。他掌握主动,也把握分寸。如果拒绝做江宁太守,他就过分了,惹神宗生厌。高人之为高人,来点手段亦正常:孔明先生不是让刘玄德顶风冒雪白跑了两趟吗?

  高人的“出”,有讲究的。《古松》一诗说:“廊庙乏材应见取,世无良匠勿相侵。”这话反过来说:世有良匠,稀世大材就亮出躯干任他砍伐。王安石已经做好被砍伐的准备,但朝廷人事复杂,他这一出,务必直抵皇帝左右,不能按常规一步步往上爬。政治时机稍纵即逝,等他爬到皇帝身边,一切已是明日黄花……姜太公、诸葛亮也是这么考虑的吧?高人的高明处,就是要打破常规,决不能从基层干起。

  由此可见,技术层面的政治智慧,在宋代,已经高度发达。

  神宗想着王安石,王安石也想着神宗。君臣二人却不能见面,神交而已。王安石学姜太公一点不着急,稳坐钓鱼台。人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这牛形人把牛劲按下,气定神闲的样子,治理州郡毫不费力。他坐等年轻皇帝的召唤。

  我读王安石的史料,发现此人的确有些招术。他是诗人、学者,却又能对政治老谋深算。而这两种东西由它们各自的惯性所推动,向来不易糅合。也许北宋有这个气场。文人主政绵延百年,生长出奇特的、令后世感到惊讶的脑袋,并且不是呈单个,是长出一批。学术与政治,尚在分流的途中,尚有产生交互作用的空间。

  黄庭坚说:王介甫终日目不停转。

  这模样酷似阴谋家。但王安石谋国不谋家。政治手段服务于他的政治理想。

  他在江宁,几乎独自勾画着重振帝国雄风的蓝图。

  而蓝图一旦实施,所有的人都将大吃一惊。

  宋神宗果然忍不住,频频问他的大臣:王安石这人怎么样?

  神宗的言下之意是:王安石能当宰相吗?

  皇帝这么问,他希望得到的回答一目了然。朝廷官员,谁都关注着新皇帝的每一个念头。其中不乏揣摩之辈:思绪和皇帝保持一致。揣摩这种心态的流行程度,历来是检测官场风气的有效试剂。揣摩风行,真相消隐。揣摩生附会,附会生阿谀。上级想听奉承话,下级便苦练阿谀本领。大家都来揣摩,揣摩就必有竞争。

  立国百年后的神宗朝,揣摩未成气候。

  赞成王安石当宰相的,倒不是附会宋神宗。宋人马永卿《元城语录》说:“当时天下舆论,以金陵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司马光直接给王安石写信,称:“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成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立可致,生民成被其泽。”

  安石为宰相,朝野呼声大。温公对荆公,评价尤高。

  然而朝廷反对的声音也很大。左相韩琦对神宗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参知政事(副相)唐介说:“安石好学而泥古……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天下必困扰。”

  看来京师的大臣,对隐于江宁的王安石不是不了解。

  最有趣的是侍读(皇帝的老师)孙固,神宗接连四次问他,王安石究竟怎么样?孙固每次的回答都一样:“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欲求贤相,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其人也。”

  最后一次,他索性写在纸上,懒得再费口舌。

  孙固,《宋史》有传。单凭上述记载,他就显得可爱。

  皇帝的意图碰上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阻力。

  这事儿耐人寻味。

  宋神宗一如唐太宗,被他心直口快的臣下搞得不愉快。不愉快却要忍着。宽松的格局得来不易,既定的言路不可堵塞。他要珍惜。他也必须珍惜。

  熙宁元年(1068年),诏下,召王安石入京为翰林学士。朝野紧张关注着。王安石似乎不当一回事儿,迟迟其行,途中又走了几个月,写诗,会友,游山戏水。

  高人之“出”,何其潇洒。

  王安石抵京,刚到阁门报到。神宗就“越次召对”,破例在便殿和安石谈话。由于事关重大,这次谈话被后世学者反复书写。王安石一身破官服,气宇轩昂入宫。太监带路,一路上都在讨好他。

  北宋大臣厉害,太监说话像蚊子叫。这一点,盛唐也是望尘莫及。

  神宗对王安石的穿戴早有耳闻,此刻微微一笑,表示理解。

  神宗赐坐,安石也不推辞,在龙椅前坐下。

  神宗问:“治国以何者为先?”

  安石答:“治国以择术(统治术)为先。”

  神宗问:“唐太宗如何?”

  安石答:“陛下当师法尧舜,唐太宗何足道哉!”

  神宗说:“愿闻其详。”

  安石侃侃而谈:“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晓,以为高不可及耳。”

  神宗不禁动容,趋前说;“卿再言之。”

  安石捋须而笑:“陛下倒不必急在一时。今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可谓不多矣。而虑无人助治,是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即使有贤人,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

  安石说到兴奋处,连比带划的;又起身踱步,双目闪闪发光,两臂交叉挥舞。这情形,仿佛再现了诸葛亮在茅庐中对刘备的那一番高论。国家的未来,只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

  安石忽然朝殿门走去,神宗急忙唤他,好像担心这位贤人“卷怀而去”。

  安石退。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是他写给皇帝的第二篇大文章。第一篇写给宋仁宗,石沉大海;现在写给宋神宗,石破天惊。文章在历数了朝政的各种弊端之后,总结说:“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日人事,亦天助也。”

  高人高论。当时除了王安石,也许再无人把话说到这种程度,尖锐,难听。国家百年承平,三分在人事,七分在天助。换句话说,国运长久不过是碰了运气而已。神宗前的英宗、仁宗,他们近五十年的文治武功,几乎被王安石一笔勾销。

  伏惟陛下知天命之不可常,知人事之

  不可急,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神宗把王安石的奏书连夜读了好几遍,热血沸腾,夜不能寐。有几个关键词,火苗般在他眼前跳动:“变风俗,立法度。…当务之急,理财为先。”

  翌日上朝,百官济济一堂,神宗只看见王安石,只听到王安石发出的声音。朝堂孕育着大风雨,所有的官员都面色凝重。

  退朝时,神宗又留下安石单独谈话。

  皇帝的心思,昭然若揭了。王安石的治国主张,以“邸报”(官方小报)的形式流布于京师。变革的细则未出台,其方向,其力度,已令人拭目以待。

  高人之“出”收效显著。七月,王安石游汴梁八角镇的西太一宫,三十多年前他随父宦游到过此地。他在道观的壁上挥笔题六言诗:

  三十年前故地,父兄持我东西。

  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

  诗句含蓄,想说的话都在言外。几十年人事感慨,透出他此时际会风云、即将大展平生抱负的心境。后来苏东坡读到壁上的原作,叹曰:“此老野狐精也。”

  然而高人之外另有高人,感觉不对劲了。八月,朝廷按惯例举行郊祀(祭天地),神宗也依例赏赐中书、枢密二府。他初登皇位,对政务和军事两大机构当有所表示。国库再吃紧,皇帝手上可不能吃紧。多少官员等着这一天呢。针对这件看似不起眼的事,司马光与王安石针尖对麦芒了。

  这一年河朔受灾,朝廷为救灾款大伤脑筋。司马光请神宗免了对官员的赏赐,把钱用于灾区。神宗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不同意。他说,国用不足,是由于理财不善,靠节约解决不了大问题。区区万贯赏赐,何必大惊小怪?

  司马光冷笑:善理财者,不过是加赋税、刮地皮而已。

  王安石摇头:君实此言差矣。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丰饶。

  司马光愤然抨击:真是岂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官府就在民间。变尽法子夺民财,其害甚于加赋!

  两个大人物,治国方略严重对立。都是心中雪亮的人,几句对话下来,已知对方路数。老朋友要翻脸,实在是因为分歧太大。原则问题,毫无妥协的余地。不伤及个人私谊是不可能的。司马光从欢呼王安石到抨击王安石,前后不过数月光景。介甫要兴风作浪,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君实怎能袖手?这位胸中激荡着历史风云的大学者,亦能洞察当世。他是主张“养民”的,同时约束全国的官吏,使他们各守其责,厉行节约。也许他此间并无一整套治国的措施,但王安石的变革意图初露,他立刻嗅出了危险,并将自己毫无保留地、迅速地置于安石的对立面。

  皇帝面前的几句简单争辩,却有刀光剑影。

  大人物的念头,对国家举足轻重。

  司马光的个人生活相当简朴,以至造访他的朋友抱怨说,到他家,不要说酒不能足肉不能饱,就连蜡烛也惜着用,一次只点一根。烛台却是皇宫所赐,称金莲烛,能点一圈火,烛照十丈开外。司马光这不是浪费宝物吗?可是去他府上的人,除了苏东坡,谁也不敢提醒他再点一根烛。冬天,造访司马光的人明显减少,因为客人与之对谈,他从不生炭火……

  王安石同样不奢华,他连酒都不喝。近女色更谈不上。一个北宋高官,如果他拒绝酒色,就等于拒绝了高官的生活方式和社交圈子。而王安石享有盛名,则说明像他这样的异类,尚未逸出一般官员的视线,成为某种怪物。一般官员是既想奢华,又想“圣人复出”,让大宋帝国在百年之后能持续地繁荣下去。

  皇帝也这么想。

  他对声称“善理财”的王安石寄予厚望。

  民不加赋而国用丰饶……王安石究竟有哪些高招呢?

  4

  熙宁二年初,王安石官拜参知政事。同期,请置“制置三司条例司”,神宗当日批准。这是一个全面推动新法的领导机构。三司相当于财政部。新机构放在财政部,表明新法的主要目标是理财,充实国库。这个条例司,显然独立于朝廷的权力格局之外,它直接听命于皇帝,不受中书、枢密二府的任何约束。变革也涉及军事,最高军事长官枢密史却无权过问。

  王安石变法度,先变机构。权力运行要畅通。条例司的人选由他自己定,三员大将,吕惠卿、章布、曾布。就个人能力而言,这三个人确实非常出色。王安石把苏辙也拉进去,任检详文字。苏辙写过一篇文章,痛陈朝廷的若干弊端,王安石表示赞赏,请苏辙参与他的变革大业。

  王安石既是变法的理论家,又是实践者。他亲自执笔,笔下“横风疾雨”,书法和书写的内容完全合拍。横风疾雨扫九州

  条例司一经组建就异常忙碌,起草新法的工作有序展开,各办公室几乎每夜都是灯火通明。朝廷的其他部门,工作量骤然减少,很多官员闲着没事干,观望的,焦急的,骂娘的,白天佯装镇静、半夜奔走敲门的……百态纷呈。

  议论蜂起,举朝哗然。

  四月,条例司派出八个钦命提举官分赴各路,考察农业、赋税等,为制定条例提供依据。路,是州以上的有专业区分的行政单位,提举官不专设,因时而定。也许是王安石有意安排,八大提举官,于同一天同一时刻离开汴粱,八支队伍,车盖摇摇马蹄嗒嗒,市民聚道围观,有略知内幕者,悄声散布着朝廷将有大动作的小道消息。

  京城百姓的政治神经,向来敏感。

  王安石是制造轰动效应的大师。短短几十天,新法已酿成必行之势,邸报一份接一份,山雨欲来风满楼,由京师波及全国。

  王安石一口气推出三个大法,交给朝廷讨论。他稳操胜券,因为皇帝比他还急,频频催问

他的进展情况。日理万机之余,他独自溜出去,沿汴河散步,穿便服,蹬草鞋,像个山里的老农民。没人认识他,他觉得很有趣。而他心里想的,笔下写的,即将掀起全国范围内的大风暴。他自语、自笑、自露表情,细长的手指头还在空中画着什么符号,旁人怀疑他是疯老头。

  王安石对吃穿行毫不在意,面容,身形,比实际年龄要大。

  此刻他感世好极了,举国上下,满朝文武,将随着他的念头的每一次波动而受影响。历史高人,雄视古今。高卧隆中的诸葛亮能与他等量齐观吗?区区一蜀国,怎能比大来帝国?

  有统计说,当时的人口已近一亿。京师一百五十万人,城市规模和人口数字俱称世界第一。单看巍峨的宫殿、大片的豪宅,人头攒动的街市,繁荣也不假。王安石一心想让这繁荣局面再维系一个百年吗?高人为了高远的目标,要让国家暂时休克吗?

  细腻进入王安石的内心世界,非笔者能力所及。

  包括他的动机在内的许多事,恐怕已成千古之谜。

  介甫这个人,颇善于沾沾自喜。他不介入社交,偶有闲暇就神出鬼没,皇上、部下往往不知他的行踪。可是有一个人一直在找他,见一次吵一次,他躲避,这个人就写信,或在街头堵住他。此人是他最老的好朋友曾巩。当初一同考进士,算来已近三十年。

  曾巩反对他,态度极其坚决。说服不了他,曾巩自请离京,放弃京师繁华到遥远的越州去了。曾巩此举,是不想和王安石发生更大的正面冲突。王安石黯然神伤。

  但这仅仅是个开头。

  王安石搞变法。应该说理由充足。士大夫普遍认同,变法有舆论基础。早在仁宗朝,苏轼就撰文说:“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杰之士,务以其所长,角奔而争利,唯恐天下一日无事矣,是以人人各尽其材……而天下既平,则削去其具,抑远刚健好名之士,而奖用柔懦谨畏之人。不过数十年,天下靡然无复往时之喜事也。”

  苏轼撰文时二十几岁,议论很精辟。承平日久,各级官员容易昏睡,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北宋官场有个流行词:享国。皇帝享国,官员享国,到处都有歌舞宴乐的享受。到神宗朝,享国一百年了,日子真舒服。然而“三冗”问题日趋严重,国家财政空虚,一旦打大仗,凶多吉少。王安石说:百年无事,亦天助也。但是天命这东西却是猜不透靠不住的。百年之后,还能支撑多少年,谁的心里都没数。皇帝希望江山永固,却又难以回避摆到明处的历史现象:汉代江山姓刘,唐朝江山姓李,大宋江山姓赵,往后姓啥呢?多少皇帝啊,国运长的几百年,国运短的几十年,甚至几年……

  变革是大势所趋。但怎么变,又是一个大问题。渐变还是骤变,对天下苍生,“所关祸福不细”。

  二者有如冰炭不容。

  苏东坡终其一生,是坚定的渐变派。他形容渐变说:要让白昼不知不觉变成黑夜,不能从酷暑一下子跃人严冬。

  牛形龙睛包公脸的王安石,大力推行骤变。这头野牛要发足狂奔,牛车上拉着大宋帝国、几千万黎民百姓。

  谁是谁非呢?数百年来,学者们争论不休。

  王安石动作快,上半年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下半年,三个大法出台。

  七月,颁行均输法。

  九月,颁行青苗法。

  十一月,颁行农田水利法。

  另有涉及徭役、商贸,军事的免役法、市易法、保甲法、方田法,正紧锣密鼓地炮制着,书写着。据说条例司的官员,除了苏辙,全都受到王安石书法风格的影响,横着来竖着去的,宛如风雨交加。

  高人率领着一批年轻人,呼哧呼哧拉大车。高人捋须而笑,年轻人活蹦乱跳。可是这拨年轻人却大半是小人。他们天生是小人么?未必。急于进身,迅速往上爬,才使他们摇身一变而为小人。王安石亲自排练的大戏,自定为英雄角色,岂料小人七手八脚把他变成悲剧人物。这个后面再谈。

  王安石倚仗皇权顺利了,朝廷大臣步履蹒跚。

  针对五位执政重臣,当时的官场流行五个字:生老病死苦。怎么讲呢?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拤苦。

  曾公亮七十一岁了,长期做宰相,养成了凡事悠着点、观风向看局势的作风。王安石这么搞,他不表态。可是新法与反新法的斗争必然激烈,有着敏锐政治嗅觉的曾公亮,不得不掂量他还有多少“悠着点”的空间。

  富弼明确反对王安石,对皇帝说:“大抵小人唯喜生事,愿深烛其然,无使有悔。”神宗听不进去。生事有啥不好?不生事坐享富贵就好么?不过,神宗对富弼这位三朝老臣非常尊重,虽然他心里偏向王安石,却对富弼礼数周到恩宠有加。变革大业,神宗希望富弼帮他一把,可是君臣的心思不对路,各自的殷切希望都落空。王安石春风得意马蹄疾,富弼脚痛,数月不出家门。他上章十几次辞相位,做个地方官。神宗不得已,终于批准。老臣临行别君王,君王流泪了。问他谁可替代,富弼举荐文彦博。神宗沉默良久,反问:王安石如何?富弼不答。再问,亦不答。富弼一走,王安石把一个叫陈升之的人扶上了宰相位。

  唐介对王安石有宿怨。他是火爆脾气,口才一般,偏偏喜欢辩论。当众与王安石辩新法是非,辩一次输一次,回家生不完的闷气。恶气憋成了背上的恶疮,竟然一命呜呼。

  唐介死了,赵抹冲上去,也和王安石辩论,还是辩不赢,气呼呼回转阁内,弹指叫苦。熙宁二年,赵抹叫苦不迭,执政办公室,人人听够了他的唉声叹气,看够了他的愁眉苦脸。次年乞外放,到杭州做了知州。他叫苦,倒出了苦水,庶几避免了生恶疮……

  王安石作为新法的理论家,非常能辩。四个执政,没一个是他的对手。赶走三个,气死一个。他在家里练习辩术,墙上一大堆论敌的影子。去掉四个,又生出五个……司马光苏东坡范纯仁,个个是顶尖高手,王安石能逐一将他们打败吗?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正直、博学均如乃父。

  还有老上级韩琦,还有恩师欧阳修……

  究竟是为什么,熙宁新法招致这么多人的反对?

  先看影响面最大的青苗法。乡下的农户,每年到了正月青黄不接的时候,要向地主借贷,夏秋还钱,半年加息三分以上。青苗法从地主手中夺利,以官方贷款取代私人贷款,半年取息二分。王安石的本意是好的,抑制了地主,又减轻了农户债务。他以前做县官州官,搞过试验,很成功。但青苗法推行全国三百州,问题层出不穷。首先是地方官吏为政绩搞强行摊派,并暗中加息,勒索农民。农民还不起官债,举家逃亡,官府派人追捕,关进监牢。逃亡的农户多了,青苗法的补充措施紧急出台,将十户农民结为一保,其中若出现逃亡户,其他农户要赔偿逃亡户欠下的官债。这就把富裕户也牵涉进去了。一户跳墙,九户慌张……其次,一般农民没见过大把的钱,贷款到手,心花怒放。尤其是那些不知艰辛的后生,一溜烟扔下锄头就跑,进城吃喝嫖赌,过上了城里人的日子,再也不想回家。苏轼写诗形容:“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再看让朝廷获利最多的市易法。这是王安石的商贸大法,把原本属于商人的利润收入国库。汴京是商品集散地,商人做买卖,大小商家各有赚头。王安石让官方资本进入市场,成立“市易务”,等于购销批发总公司,兼营银行业和典当铺。资本的运行有权力作后盾。商家须从总公司进货,或用现款,或以财产作抵押。货源和批发价均由官方控制,商人的利润空间大大萎缩,亏本的,破产的,不计其数。可是生意还得做下去,商人不做买卖,难免要喝西北风。于是,年复一年的,大宗银子源源不断流入官府。王安石兴奋之极,下令在全国十几个大城市全面铺开,设市易务,而京城的市易务升格为提举市易司,掌控全国的下属机构。

  变法的第一炮:均输法,也是在商人手中夺利。

  另外,王安石大搞专卖,盐、铁、茶、酒、绢、矾等,由官方严格控制。这些物资,以前也专卖,但民间私贩多,朝廷管不过来,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基本物资的巨大利润,朝廷与民间共享。王安石要调整这个绵延百年的利益格局,不惜动用各地的军队打击私贩,确保专卖。抓人,甚至杀人,后者通常针对有武装的私贩。有一年,单是两浙(浙东、浙西)地区,因贩私盐而入狱的就多达一万七千人。产盐地的人,竟然三月不知盐味儿,深山老林也禁卖私酒……

  免役法,方田法,均有生财的高招。前者一改大多数民户须服徭役的“差役法”,人人可免役,但要按户等出助役钱,以前受照顾的贫下户,单丁户,女户不免;后者通过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登记造册,按地势及土质优劣定税额,严防土地隐瞒和偷漏税。因北宋瞒报的土地数额巨大,方田法收效显著。

  保甲法,则是王安石的民兵制度。规定以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挑选有财力和能力的人担任保长、大保长和都副保正。每户选一丁,农闲时操练武艺。每一大保选出“巡警”五人,捕捉盗贼,强化治安。保内出现了杀人越货的罪犯,知而不告,连坐治罪。按王安石的设想,这个遍及天下的民兵组织,和平时期维护秩序,打起仗来补充正规军。

  保马法,农田水利法,都是调动民间力量的思路,节省财政开支。

  同时整顿军队,“减兵习战”,深得宋神宗赞许。

  “介甫终日目不停转”,他在江宁一待五六年,脑子里转的东西,大抵如上述。有些源自古法,比如青苗法源自周公的“泉府”,市易法取自汉武帝倚重的理财高手桑弘羊。熙宁年间十来个新法,此二法为重头戏。安石看古书,直接看到当下。令人诧异的,是他坐在书斋里想出来的新法大都具有操作性。没有讨论草案的班子。从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到新法出台,仅半年光景。一经推行,翻江倒海。高人的确有高招,善理财不是编故事。一张大网撒下来,民间财富藏不住。赵宋立国百年,好比一潭深水,大鱼老鳖有的是。王安石的龙睛能穿透深水,小鱼小虾悉数打捞。犹如巨鲸张口,一次就能吞下成吨的鱼类。

  国库看涨,皇帝高兴。

  年轻皇帝想打仗,雪宋太宗之耻……照宁三年(1070年)的正月初一,王安石写了一首《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屠苏:屠苏酒。古人元日相聚,习饮此酒。瞳瞳日:太阳光辉灿烂。桃符:桃木板上画门神,驱邪气,图吉利。新年换新符,迎接万象更新。

  诗写得轻松自在。王安石心情蛮好。新法初试锋芒,一切都在预料中,包括反对他的声音。干大事,成大业,没人反对才叫奇怪呢。波及全社会的重大举措,势必伤害一些人的利益。这很正常嘛。古往今来皆如此。辅佐成王的周公旦那么厉害,不是还有一群小人围着周公狂呼乱叫吗?王安石觉得自己跟周公不相上下了。牛形人奋力向前,身后拖着庞大的帝国。一亿人啊,这可了不得,城市人口两千万!

  王安石破例喝了酒,醉醺醺满街走。这是他快乐的小秘密:神不知鬼不觉,溜出家门,离开阁门。衣衫破旧如当年,甚至跣足、散发、不洗脸。吕惠卿为他介绍了一种洗面的方法,用芜荽汁反复洗,效果好。王安石模仿孔子的语气说:“天生黑于予,芫荽其如余何?”又有朝廷太医想为他去黑,说他的面色是“垢汗”所致,建议用澡豆,一洗了之。王安石说:“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余何?”

  这头大黑牛,难怪人称拗相公。

  这一年他五十岁,知天命了。自负三十年,视天下为流俗,以“三不足”安身立命:天命不足惧,人言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这是他的战斗口号,又拿去做官员考试的文章试题:几个大臣联名上奏,乃止。

  天命,人言,祖宗法度,对所有官员都具有神圣性,凛然不可犯,比皇命更要紧。王安石这头黑牛“敢当天下先”,一代高人,玩历史于掌股之间。

  然而大戏刚刚拉开了序幕,高潮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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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标题:刘小川品中国文人——王安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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