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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字介甫，晚年因封荆国公，故人称荆公。江西临川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
宋真宗是赵宋王朝的第三个皇帝，接下来是在位四十二年的宋仁宗。王安石受世人瞩目，是在仁宗后期和神宗前期，大概三十年左右。神宗后期，他隐居在金陵蒋山(钟山)。
赵宋立国百年，天下无大事。而此前的晚唐、五代十国，干戈四起纷争不息，也是百余年。两个百年相比较，乱世治世分明。不过，封建王朝的一般规律，是几任皇帝之后，各种矛盾趋于激化。一片太平盛世的叫喊声中，乱象悄然纷呈，并且势不可当。北宋有识之士辈出，识乱象者，并非仅仅一个王安石。
仁宗朝有三冗：冗官，冗兵，冗费。
出于统治的需要，官僚机构不得不日趋臃肿。官员俸禄高，挥霍无度，皇帝又鼓励他们挥霍。皇帝本人的后官，则是挥霍的典范。皇帝的家天下靠各级官员支撑，官员奢侈，皇帝放心。
皇权的另一个强大支撑是军队。朝廷认为外患不如内忧，一百多万军队放在京师附近和各重要州郡，牢牢守护着金鸾殿，雄视全国三百州。为防止军人生乱，又制定了一整套使军队频繁调动、官兵隔膜、军权互制的措施，稳住了军心，却导致战斗力空前下降。士兵不会骑马拉弓而善于做小买卖，汴梁城到处摆摊设点，百姓习以为常。庞大的军队要吃饭，军官要比照文官花销，开支巨大，占了财政总收入的七成以上。
钱从哪儿来呢?从几千万百姓身上来。
北宋的赋税比唐朝高出许多，岁入也翻了若干倍。
三冗是老问题，几十年居高不下，国库日见空虚。而北辽与西夏又长年袭扰虎视眈眈，一旦打大仗，赵宋江山难保。
历史到了这样的时刻，有识之士应运而生。
不过，这所谓有识之士，有合作的空间，更有对立的可能。
司马光斗王安石，是北宋政坛一出大戏。中间还有一位两边不买账的苏东坡。用现代术语打比方，苏东坡是保守党，王安石是激进党，司马光则是节约党。
君子争原则，小人抢官帽。北宋这一出角色众多高潮迭起的大戏，至今令人扼腕、赞叹、深思。
王安石的父亲叫王益，辗转各州做通判。王安石生在宁江军通判府，没过多久就迁往别处，随父宦游，从幼年游到少年。后来在金陵大致安定下来。他家人多，有三个妹妹三个弟弟。他是宋人笔记交口称赞的少年天才，据说几经他的眼睛看过的文字，一生不忘。《老学庵笔记》说：“王荆公目睛如龙。”《钱氏私志》云：“安石视物如射。”可见他的体貌特征，眼睛异乎寻常。他生得牛耳虎背，走路埋着头，作趋奔状，猛一抬头时，不是自己吓一跳，就是把别人吓一跳。这种蹿着走的习惯，可能是早年跟随父亲的时候养成的。
王安石的许多被传为趣谈的生活习惯，可能也和他长期的居无定所有关。
他一般不洗澡，很少换衣服……
九岁那一年他随父亲入蜀，蜀道上有座梓潼神庙，常有神异显灵，“士大夫过之，得风雨送，必至宰相。”王益当时担任提刑官，巴不得将来做宰相，特意绕道梓潼，烧高香拜神庙。父子刚刚跪下，忽听外面风雨大作。庙里的和尚失声叫道：显灵啦!王提刑又惊又喜，念念有词谢过神灵，拉着儿子匆匆走人。此后数年密不声张，紧张关注着自己升官的迹象。然而毫无迹象。及至王安石青云直上，人们才恍然大悟：那一天梓潼神庙大风雨，原来是送王提刑的儿子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3年)，二十二岁的王安石，考进士高中第一。却被枢密史晏殊做了手脚，张榜时名列第四。
庆历三年，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朝廷重臣，发起“规模阔大”的庆历新政，“明黜陟，抑侥幸，择长官……”十条新政，头三条都是拿官僚开刀，从朝廷到地方，掀起整顿吏治的大风暴。王安石待官无事，不动声色地瞧着。
不到一年，新政收场。范仲淹等人斗不过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被摇摆不定的老皇帝贬出了京师。
王安石对朋友感慨说：君非不明，臣非不贤，惜乎未得良机也。
古代君臣讲遇合，时机非常重要。宋仁宗已经做了二十五年的皇帝，变革决心有限。捅出了娄子，得罪了豪族，变革大臣们立刻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王安石琢磨着。
王安石被派到扬州做判官，顶头上司是太守韩琦。韩琦出身于高官门第，自己也出色，兼具军政才能，是北宋名臣之一。他的领导作风，不同于欧阳修的，是看年轻人不大顺眼。而王安石的个性，又很难讨人喜欢。扬州繁华地，娱乐场所多。王安石有时早晨点卯迟到，衣冠不整冲进衙门，韩琦会冷冷地抛下一句：年轻人，劝你趁着精力充沛多读几本书。言下之意，是王安石把旺盛的精力用到妓女们身上去了。
王安石的脸涨得通红，眼睛死死盯着墙角。却始终不置一辞，不向上司作任何解释。
其实他夜里攻书很晚才躺下。年轻人又睡不醒。他是胸怀大志的人，向来对歌舞场烟花巷不屑一顾。而受了上司的莫大委屈，他一声不吭。这件事，宋人多有记载，很能表明王安石的个性。这种不羁不屑，后来直接影响他的施政纲领和执政风格。宋人说：“安石，牛形人也，故敢当天下先。”
牛形人，再配上龙的电光般的眼睛，王安石的形象便跃然纸上。
韩琦知道了王安石夜里用功，并不觉得这是王安石的什么优点。这年轻人，他已经看不顺眼了。上级一旦看下级不顺眼，下级的优点也会变成缺点。王安石嗜古书，认得许多冷僻古字，太守府的幕僚们十分佩服，惟独韩琦不欣赏，于是幕僚寻思着改变看法，向长官靠拢。
有人认不得古字请教韩琦，这面如冠玉的太守用鼻腔表态：嗯，嗯，本官忙着呢，找那个王安石吧，他认的古字多。
王安石研究古字由来已久，颇自得。偏是自我感觉良好处，又受上司恶意讥讽，气得牛背高耸，龙目喷火。还是不吭声，只于日记中一笔一画地写下九个字：韩琦貌美，余一无可道。
安石一生勤写笔记，事事记得分明。不难看出，这也是一位活得很较真儿的人。他的书法相当有力，为黄庭坚、米芾所推崇。《墨庄漫录》云：“王荆公书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
牛形人，龙眼睛，横风疾雨……
韩琦貌美，穿戴也讲究，公共场合尤其留意装束。下属皆仿效，一个个弄得有模有样。惟独王安石官服不洗，官带歪系。韩琦斜睨他，他不理会。下次还这样。
王安石年纪轻轻就已经是王安石。个性四十年不变。
扬州磨砺三年之后，二十六岁的王安石回汴京长时间待官。上司的评语对他不利。困惑近两年。父亲已去世，京师官员万千，没人帮他一把。待官的年轻人，多如夏季苍蝇乱飞。王安石也辗转敲门，写求职信。唐宋六百年，风气如此。宋朝所谓冗官，一个官位至少三个人，称去官，在官，待官。中了进士，磨砺三年后又待官翘望者，遍布京师。
王安石《上张太傅书》阐述志向说：“某愚，不识事物之变，而唯独古人是信。闻古有尧、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书，闭
门而读之，不知忧乐之存乎己也。”
王安石关起门来读得津津有味的书，也许是载有尧舜事迹的《礼记》、《尚书》、《周书》等。从春秋到汉唐，皆不入他的眼，所以说“不识事物之变”。一般士大夫所奉行的孔孟之道，在他眼里也并非至高无上。对一个一心追随尧舜之道的人来说，孔孟之道有什么高不可攀的呢?
王安石读的古书，有些今已不传。他的历史眼光，显然不同于和他同时代的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欧阳与司马俱有史学巨著，而苏东坡。则被近人陈寅恪称为“最具史识的人”。王安石比他们看得更远么?他所看到的三千年前的尧舜时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一头钻进古书，同时洞察时事，深厚的历史感辅之以强烈的现实感。他自视甚高，看不起“流俗之人”。
京城待官到二十八岁，官帽终于来了。
此后数年，王安石在鄞县(今宁波)、舒州任县令和通判，基层经验日益充足。他对修水利、兴学校、整顿官吏、改善农民的处境都有十分浓厚的兴趣，以他的才干，治理州县绰绰有余。干一行深入一行，比如修水利，他是公认的专家。兴学校，改课本，质疑朝廷以诗赋取进士，又堪称教育改革家……这牛形人干什么都劲头足。所过之处，皆有政声。
宁波人至今怀念他，为他建纪念馆，保留他的若干遗迹。
此间他已娶妻吴氏，生一子，取名王雱。这个异日绝顶聪明的儿子，带给王安石的，有骄傲，有烦恼，更有无尽的悲伤。
2
嘉佑元年(1056年)，在地方干得出色的王安石调往京师任群牧判官，从事畜牧业。从州县跳到京城去做官，称改官。改官并不容易，一般需要活动。王安石能进京，可能是由于朝廷大臣兼文坛领袖欧阳修的举荐。
王安石是个关心家庭的人，进京后将弟妹拢集到身边，操心他们的仕途和婚嫁。弟弟王安国、王安礼先后登上仕途，有趣的是，二人到后来，都不肯附和哥哥的变法主张，分歧很大，一度导致反目。而一般职业官僚不会这么干：三兄弟同朝做官，正好结党营私。
师生之间，朋友之间，讲原则性的，亦不乏例子。比如欧阳修，不厌其烦地向朝廷举荐王安石，但到了王安石轰轰烈烈搞变法，事关国家前途、苍生祸福，欧阳修以他一贯的价值观坚决抵制新法，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冒着被撤职的危险自行主张。
王安石本人，也为他的治国理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北宋政坛君子多，君子几乎全是文人。文人自幼阅读圣贤书，价值判断清晰。要他乱来，可不那么容易，他得首先拆卸自己的价值系统，断掉深入泥土的根系。文人有迂腐，更有正直。北宋立国百年后，官场仁人君子尚能呈现大面积的生长态势，这现象不值得认真考察么?
王安石居京师两年，又外放，做常州太守，迁江东提点刑狱，一如既往地政绩卓著，断案公正。朝廷召他还京，让他担任三司度支判官。三司是盐铁、户部、度支的合称，掌国家财政收支。王安石埋头研究经济，大约起于此时。他对周朝的“泉府”特别感兴趣。泉者，钱也。他发现《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讲利，和亚圣孟子重义轻利的主张不一样。
汴京商业发达，王安石喜欢独自上街溜达，观望那些大大小小的商铺。有时和农民、僧道、士兵们交谈。
这一年他四十岁。
他在京师有了一些名声，原因有三个：当初考进士，差点拔得头筹；做十余年地方官，干得不错；才高傲物，性情古怪，社交场合我行我素。
嘉祜初年的王安石有不少趣谈。
他认识了年轻气盛的苏东坡，领教了脾气火爆的苏老泉(苏洵)。他和苏老泉，一见面就互相不喜欢。名震京师的眉山三苏当中，王安石对性情温和的苏辙倒是有好印象，后来组建变法机构，把苏辙拉进去担当重任。却不料苏辙由于持有不同政见而处处跟他闹别扭。三苏，一个比一个令他头疼。尤其是苏老泉，不止一次当众给他白眼，还写《辩奸论》流传官场，认为他的古怪举止表明他是伪君子，胸中藏有大奸。
这四个人，均属“唐宋散文八大家”。加上欧阳修、曾巩，宋代的六位占全了。欧阳修的豪华府第，常有大家名士聚会，诗酒酬唱，歌舞留连。苏老泉一介布衣，对“财政部”要员王安石爱理不理。王安石呢，同样还以不屑。欧阳修以恩师的身份居中调停，不管用。苏老泉连讥带讽，王安石闭目养神。有一天傍晚在欧阳府后花园，昏昏欲睡的王安石突然睁眼，将目光射向老泉，老泉一愣，随即以眼还眼。
眼睛打仗，难解难分。宋人笔记描述：四目皆如射，如利箭破空……
老泉回家，对两个儿子说：介甫鼠辈耳，不足与谋。
老泉平生所学，乃是《战国策》，言谈夹带策士的味道。当初在眉山，他把此书弄得很神秘，故意让苏轼偷去，如饥似渴阅读……而王安石在欧阳府中公开表示，《战国策》是旁门左道。苏、王二人相柢梧，这可能是主要原因。二苏(苏轼、苏辙)誉满京师前程似锦，老苏不希望王安石来搅扰。
没过多久，老泉去世，王安石松了一口气。
王安石又认识了司马光，两个人一见如故，钦佩对方的才学和人品。不是你拜访我，就是我拜访你，从早晨就谈到半夜三更，互为知己，抵足而眠，友谊看来是源远流长。
王安石是开封府尹包拯的座上客。包公是黑脸，安石也是黑脸。黑脸劝黑脸喝点酒，怎么劝也劝不下去。包龙图何等声望?王安石却横竖不给面子，于是，满堂宾客摇头。司马光也在座，他平时不饮酒，但这样的场合要举杯。他回家写日记：“介甫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某以此知其不屈。”
王安石照例不洗澡，不换衣服。好朋友和他在一起，很是丢面子，又不敢明说。怎么办呢?他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到高级寺庙洗沉香木桶浴，希望王安石能上瘾；并以新衣服偷换他肮脏的旧衣服。王安石浴后很舒畅，穿了新衣便走，浑无知觉。朋友们窃喜。但过一阵再请进山泡一回高级澡，他不去了，说浪费时间。
他脏。老婆吴氏却因此患上了洁癖。原委是这样：既为夫妇，总是要同房的，同房之后，吴氏拼命洗刷，呆在浴室几个时辰不出来。好在中年后房事大大减少了，吴氏也完成了生儿育女的重任。有一年搬家，王安石欲退还公家的雕花大床，吴氏死活不肯。王安石也不跟她争，只脏衣破鞋、率领几只虱子躺了上去，俄顷，鼾声大作。第二天从朝廷下班，那雕花床已不见踪影。
吴氏夜里很少伺候丈夫，心里过不去。买来一个貌美而又善解人意的小女子，作为丈夫的生日礼物。可是“礼物”当天就被辞退了。
王安石的夜晚，有大堆古籍相伴。家里庙里皆然，青灯一盏照千年。
有一次宋仁宗请臣子钓鱼，王安石“忝陪末座”，一条鱼没钓起来，却把盘子里的几十颗球状鱼饵吃光。仁宗皱眉头，“视之良久”，他照吃不误。
王安石对日常物事视若无睹，他究竟想些什么呢?
王安石给皇帝写过一封九千多字的长信《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苏东坡也给皇帝写长信。
北宋士大夫，直接给皇帝写信的，远远不止他们两个。而这些大臣们未必担任着谏官、言官。他们通盘考虑国家大事，有了想法就写信，观点丝毫不隐瞒。大臣之间的争论更是家常便饭，有时在皇帝跟前也大吵大闹。
广开言路，是赵宋立国之本。士大夫说错话不治罪，干坏事不砍头。谏官们甚至可以“风闻言事”，不必对言论的真实性负责。唐朝的谏官属丞相管，宋朝的谏官则直接受皇帝的领导。大胆说话，有制度保证。高官多是文化人，而文化人相对单纯，培养政客的多重面孔有难度。文人学者，于治国理念上往往是一根筋。不善于见风使舵。要他转变立场，除非你能够说服他。良好的修养源自长期的学养：他满脑子子曰诗云，很难一肚子坏水。
人文修养好，当官不乱搞……
王安石绞尽脑汁写长信递上去，未见回音。仁宗既不在便殿“召对”，也不叫宰执传话。王安石为此苦闷了半年。他了解仁宗，老皇帝想保持现状。可他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仕宦二十年，担心来日无多——谁知道老皇帝能活多久呢?
信中有些句子，后来广为流传：“臣于理财，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王安石以理财为先的变革思路露出了端倪。朝廷不是缺钱吗?为什么不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宋仁宗不理睬王安石的变革长信，但对安石本人是信任的，委以重任，叫他出使辽国。整整一年，王安石经河南向河北，饱览了塞上风光，绕道返回，写诗无数。对一个诗人来说，这当然是美差。
回京述职，受表彰。朝廷命他同修起居注，待在皇帝的身边，记录天子的言行。这莫大的恩宠，一般官员求之不得，可王安石不受。他上了七次辞状，隔数月，又上五次辞状。朝廷不允。双方拧上了。朝廷的官吏把敕书送到他家里，四处寻他不见：原来他一直蹲在厕所里。官吏左等右等，不耐烦了，将敕书放在桌上，扭头便走。刚走到大门口，忽听身后脚步声急，那黑脸虎头的王安石追了上来，硬将敕书塞还官吏。
这件事传遍了百官。王安石辞官的次数和方式，创下官员之最。
他不愿到老皇帝身边去修什么起居注。
朝廷终于让步，改命他为翰林学士知制诰，舍人院办公，起草诏令。他接受了。
皇帝下诏，由翰林学士负责文字工作，俗称“撰词头”。能登翰林院者，自是笔力不凡，他们起草的诏令，不单富于文采，更有个人发挥。这一类文章，现散见于宋人文集，翻翻颇有趣。很有些官方文件，可作美文欣赏。
王安石任知制诰两年多。
老皇帝居于深宫，偶尔露一回面，接受百官朝拜。他的身体状况是国家机密，太监们讳莫如深。王安石又忍不住了，写《上时政疏》，批评皇帝说：“以臣所见，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谓能得贤才，政事所施，未可谓能合法度。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以薄，财力日以穷困。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尝有询考讲求之意……”
和上次写万言书一样，皇帝没理他。
值得注意的是，此间的王安石尚看重风俗。几年后苏轼反对新法的一大理由，却是指责他破坏风俗。
嘉祐八年(1063年)，皇帝终于死了。
这一年，王安石的母亲去世，他辞去官职，回江宁(金陵)丁母忧。三年内，一心感念母亲的大恩，把朝廷抛到脑后。宋朝的丁忧制度十分严格，除了皇帝，所有的人都必须丁忧。丁忧也叫服丧、居丧。对官员来说，丁忧还意味着，任何官职都是可以由别人来顶替的。丁忧之时，社会身份悬空。
王安石是孝子。他一直睡在母亲的灵堂，地上只铺点麦草。守孝之人不能把自己弄舒适。冬天也是这样。入夜，一根烛，几卷书。三年一千天，烛光照着这个怀念母亲的中年男子。他瘦了，也更黑了，眼睛的亮度却有增无减。他研究经学、史学，揣摩人性，猜想五行。他开始创立自己的学说：荆公新学。
丁忧，挺好。
有个太守朋友派人来送信，王安石正席地而坐。送信的人只当他是府中老仆，把信给他，要他呈送学士。王安石接过信拆开便读。送信人大怒，呵斥道：大胆仆役，这信是你能拆看的么?旁人急忙提醒：他便是舍入院的王学士呀。送信人惊出一身汗，顾不得叩头谢罪，转身便走，边走边嘀咕：好个王舍人，好个王舍人……
舍人，学士，在宋朝是了不得的称号。类似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居丧期满，朝廷以原官召回王安石，他以身体差为由，拒绝赴京。诏令屡下，他屡辞。双方又拧上了。朝廷不能强迫他，更不能开除他。不独王安石，其他官员也常有这种情形，包括一些小官。
仁宗之后的英宗，是个病歪歪的皇帝。朝政交给他母后。
蓄志已久的王安石，对这病人和垂帘听政的妇人不感兴趣么?
他闲居江宁，拿一点俸禄，开几间课堂。授徒讲学，名播四方。古之圣贤皆如此。
江宁一带及附近州县，常有官员向他通报各类政务、吏事。
他关注农民，写诗感慨农民的非人处境。高门大户罕有他的身影。
他每天熬夜，一支笔在纸上随意画着。
朝廷使者从汴京来了，手拿诏书怀揣官帽，一路羡煞多少士子。而王安石待之以礼，拒之以辞。视富贵如粪土，拿朝廷当儿戏——江南江北，盛传着他的离奇故事。仕途那么窄，想挤上去的人又那么多，要做上京城的高官，更比登天还难。所有这些世俗的东西，王安石无动于衷。
他快到知天命的年纪了，莫非一点不心慌?
牛形人视物如射，可能已经射到了历史的深处，并以此建立自己的座标，把握自己的历史机遇。这大概就是所谓高人。高人的特征是历史感强，对时间的感觉异于常人，他眼中的十年二十年，只在弹指一挥间。而常人的目光能抵达一二年就算有远见了。
辞官，讲学，行事古怪，三件事带给王安石一个相同的结果：提升知名度。这中间有自我炒作的成分么?人活世上，总有追求，不求利，却可能求名。古今圣贤，谁见过无名氏的身影呢?连隐士都会在儒家圣典《论语》中留下他们的大名。孔夫子讲隐士谈逸民，时时显得很恭敬。
如果没有宋神宗，王安石会隐于江宁么?这事儿难说。他写诗做学问的劲头亦大，朝文化的方向努力，或能成一代宗师。
世间事多偶然。必然性远不能解释一切。
江宁的几年，王安石显然做了两手准备。如果英宗寿命长在位久，他的政治抱负很可能付之东流。
他在钟山唱歌，在金陵街头踽踽独行，一副隐者姿态。他喜欢骑毛驴，山道上晃晃悠悠，腰间挂个小号酒葫芦。他不算卦。时常在驴背上望天不语。山风吹来了山雨，淋湿他的三寸胡须……
天气多变，人寿无常。英宗很快死掉，神宗坐上龙椅。王安石在江宁写了一首耐人寻味的《古松》：
森森直干百余寻，高入青冥不附林。
万壑风生成夜响，千山月照挂秋阴。
岂因粪壤栽培力，自得乾坤造化心。
廊庙乏材应见取，世无良匠勿相侵。
寻：八尺。廊庙指朝廷。王安石自视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跃跃欲试了。他还不是一般的大树，孤标直上，插入青云。乾坤给他生长的力量，地上的粪壤不值一提。
王安石盯上了血气方刚的宋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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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年少时读书用功，一如王安石。他叫赵项。二十岁当皇帝，面对百官常常显得忧心忡忡，眼睛在几个宰辅大臣身上扫来扫去。唐介、赵拤、曾公亮……他们都老了，面皮打皱，齿落发稀，走路慢吞吞，上朝要打瞌睡。
神宗做太子的时候，最不想看的就是父皇英宗的病容。国家就像病人。这话是苏轼讲的，他印象很深。当年宋太宗被北方的契丹人追杀，身中两箭，侥幸逃脱；随行嫔妃却被掳走……神宗对臣下提起此事，泪流满面。这是国耻。而眼下却年年向北辽、西夏输金求和。堂堂大宋帝国，一百多万军队，这算什么事儿啊!
然而富弼对神宗的复仇心理不以为然。神宗召富弼谈话，从正午谈到黄昏。富弼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先布恩泽。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干戈一起，所美祸福不细。”
神宗默然。
老臣看出这年轻人锐意勇为，心思都写在脸上，又提醒说：“人君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窥测，则奸人得以附会其意。陛下当如天之鉴，人之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矣。”
神宗点头。
这段话，显然是这位三朝重臣的经验之谈，是行之有效的帝王术。富弼不愧是老狐狸，他知道该怎么点拨新皇帝。为人君者，不能动声色，必须显得莫测高深。人君当如天，天不语，却对天下善恶洞若观火，以和风扬善，以雷霆罚恶……宋神宗年少有志，又身处一群学问、智慧均系一流的大臣之间，成长迅速。他虽然二十岁登基，给人的感觉却已有几分老成。不能以通常意义上的二十岁去判断他。
当然，宋神宗的意志力的运动方向，还是可以称做血气方刚。他身体好，精神抖擞；对美女兴趣有限，也许是因为来不及上瘾。旺盛的精力付与纷繁的国事，血气一冲十八年，终于未能持久。
王安石这个名字，对神宗来说，几乎如雷贯耳。他有个近臣叫韩维，议事常有精辟之语。他表示赞许时，韩维总是说，“这不是我的观点，是我的朋友王安石讲的。”而京师盛传王安石的大名，甚至有不少高官视之为“圣人复出”。神宗迫切想要见见这位百年不遇的高人，诏下，却遭到王安石的婉拒。
神宗纳闷了：这王安石对先帝这样，对朕也这样。真有病呢，还是挟名自重另有图谋?
高人本难求。刘备求孔明，三顾茅庐方请得大贤出山。神宗不生气，复命王安石任江宁太守，王安石没上辞状，接受了。
王安石此举，可能真有点玩弄高人名头的意思。他掌握主动，也把握分寸。如果拒绝做江宁太守，他就过分了，惹神宗生厌。高人之为高人，来点手段亦正常：孔明先生不是让刘玄德顶风冒雪白跑了两趟吗?
高人的“出”，有讲究的。《古松》一诗说：“廊庙乏材应见取，世无良匠勿相侵。”这话反过来说：世有良匠，稀世大材就亮出躯干任他砍伐。王安石已经做好被砍伐的准备，但朝廷人事复杂，他这一出，务必直抵皇帝左右，不能按常规一步步往上爬。政治时机稍纵即逝，等他爬到皇帝身边，一切已是明日黄花……姜太公、诸葛亮也是这么考虑的吧?高人的高明处，就是要打破常规，决不能从基层干起。
由此可见，技术层面的政治智慧，在宋代，已经高度发达。
神宗想着王安石，王安石也想着神宗。君臣二人却不能见面，神交而已。王安石学姜太公一点不着急，稳坐钓鱼台。人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这牛形人把牛劲按下，气定神闲的样子，治理州郡毫不费力。他坐等年轻皇帝的召唤。
我读王安石的史料，发现此人的确有些招术。他是诗人、学者，却又能对政治老谋深算。而这两种东西由它们各自的惯性所推动，向来不易糅合。也许北宋有这个气场。文人主政绵延百年，生长出奇特的、令后世感到惊讶的脑袋，并且不是呈单个，是长出一批。学术与政治，尚在分流的途中，尚有产生交互作用的空间。
黄庭坚说：王介甫终日目不停转。
这模样酷似阴谋家。但王安石谋国不谋家。政治手段服务于他的政治理想。
他在江宁，几乎独自勾画着重振帝国雄风的蓝图。
而蓝图一旦实施，所有的人都将大吃一惊。
宋神宗果然忍不住，频频问他的大臣：王安石这人怎么样?
神宗的言下之意是：王安石能当宰相吗?
皇帝这么问，他希望得到的回答一目了然。朝廷官员，谁都关注着新皇帝的每一个念头。其中不乏揣摩之辈：思绪和皇帝保持一致。揣摩这种心态的流行程度，历来是检测官场风气的有效试剂。揣摩风行，真相消隐。揣摩生附会，附会生阿谀。上级想听奉承话，下级便苦练阿谀本领。大家都来揣摩，揣摩就必有竞争。
立国百年后的神宗朝，揣摩未成气候。
赞成王安石当宰相的，倒不是附会宋神宗。宋人马永卿《元城语录》说：“当时天下舆论，以金陵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司马光直接给王安石写信，称：“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成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立可致，生民成被其泽。”
安石为宰相，朝野呼声大。温公对荆公，评价尤高。
然而朝廷反对的声音也很大。左相韩琦对神宗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参知政事(副相)唐介说：“安石好学而泥古……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天下必困扰。”
看来京师的大臣，对隐于江宁的王安石不是不了解。
最有趣的是侍读(皇帝的老师)孙固，神宗接连四次问他，王安石究竟怎么样?孙固每次的回答都一样：“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欲求贤相，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其人也。”
最后一次，他索性写在纸上，懒得再费口舌。
孙固，《宋史》有传。单凭上述记载，他就显得可爱。
皇帝的意图碰上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阻力。
这事儿耐人寻味。
宋神宗一如唐太宗，被他心直口快的臣下搞得不愉快。不愉快却要忍着。宽松的格局得来不易，既定的言路不可堵塞。他要珍惜。他也必须珍惜。
熙宁元年(1068年)，诏下，召王安石入京为翰林学士。朝野紧张关注着。王安石似乎不当一回事儿，迟迟其行，途中又走了几个月，写诗，会友，游山戏水。
高人之“出”，何其潇洒。
王安石抵京，刚到阁门报到。神宗就“越次召对”，破例在便殿和安石谈话。由于事关重大，这次谈话被后世学者反复书写。王安石一身破官服，气宇轩昂入宫。太监带路，一路上都在讨好他。
北宋大臣厉害，太监说话像蚊子叫。这一点，盛唐也是望尘莫及。
神宗对王安石的穿戴早有耳闻，此刻微微一笑，表示理解。
神宗赐坐，安石也不推辞，在龙椅前坐下。
神宗问：“治国以何者为先?”
安石答：“治国以择术(统治术)为先。”
神宗问：“唐太宗如何?”
安石答：“陛下当师法尧舜，唐太宗何足道哉!”
神宗说：“愿闻其详。”
安石侃侃而谈：“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晓，以为高不可及耳。”
神宗不禁动容，趋前说；“卿再言之。”
安石捋须而笑：“陛下倒不必急在一时。今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可谓不多矣。而虑无人助治，是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即使有贤人，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
安石说到兴奋处，连比带划的；又起身踱步，双目闪闪发光，两臂交叉挥舞。这情形，仿佛再现了诸葛亮在茅庐中对刘备的那一番高论。国家的未来，只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
安石忽然朝殿门走去，神宗急忙唤他，好像担心这位贤人“卷怀而去”。
安石退。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是他写给皇帝的第二篇大文章。第一篇写给宋仁宗，石沉大海；现在写给宋神宗，石破天惊。文章在历数了朝政的各种弊端之后，总结说：“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日人事，亦天助也。”
高人高论。当时除了王安石，也许再无人把话说到这种程度，尖锐，难听。国家百年承平，三分在人事，七分在天助。换句话说，国运长久不过是碰了运气而已。神宗前的英宗、仁宗，他们近五十年的文治武功，几乎被王安石一笔勾销。
伏惟陛下知天命之不可常，知人事之
不可急，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神宗把王安石的奏书连夜读了好几遍，热血沸腾，夜不能寐。有几个关键词，火苗般在他眼前跳动：“变风俗，立法度。…当务之急，理财为先。”
翌日上朝，百官济济一堂，神宗只看见王安石，只听到王安石发出的声音。朝堂孕育着大风雨，所有的官员都面色凝重。
退朝时，神宗又留下安石单独谈话。
皇帝的心思，昭然若揭了。王安石的治国主张，以“邸报”(官方小报)的形式流布于京师。变革的细则未出台，其方向，其力度，已令人拭目以待。
高人之“出”收效显著。七月，王安石游汴梁八角镇的西太一宫，三十多年前他随父宦游到过此地。他在道观的壁上挥笔题六言诗：
三十年前故地，父兄持我东西。
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
诗句含蓄，想说的话都在言外。几十年人事感慨，透出他此时际会风云、即将大展平生抱负的心境。后来苏东坡读到壁上的原作，叹曰：“此老野狐精也。”
然而高人之外另有高人，感觉不对劲了。八月，朝廷按惯例举行郊祀(祭天地)，神宗也依例赏赐中书、枢密二府。他初登皇位，对政务和军事两大机构当有所表示。国库再吃紧，皇帝手上可不能吃紧。多少官员等着这一天呢。针对这件看似不起眼的事，司马光与王安石针尖对麦芒了。
这一年河朔受灾，朝廷为救灾款大伤脑筋。司马光请神宗免了对官员的赏赐，把钱用于灾区。神宗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不同意。他说，国用不足，是由于理财不善，靠节约解决不了大问题。区区万贯赏赐，何必大惊小怪?
司马光冷笑：善理财者，不过是加赋税、刮地皮而已。
王安石摇头：君实此言差矣。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丰饶。
司马光愤然抨击：真是岂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官府就在民间。变尽法子夺民财，其害甚于加赋!
两个大人物，治国方略严重对立。都是心中雪亮的人，几句对话下来，已知对方路数。老朋友要翻脸，实在是因为分歧太大。原则问题，毫无妥协的余地。不伤及个人私谊是不可能的。司马光从欢呼王安石到抨击王安石，前后不过数月光景。介甫要兴风作浪，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君实怎能袖手?这位胸中激荡着历史风云的大学者，亦能洞察当世。他是主张“养民”的，同时约束全国的官吏，使他们各守其责，厉行节约。也许他此间并无一整套治国的措施，但王安石的变革意图初露，他立刻嗅出了危险，并将自己毫无保留地、迅速地置于安石的对立面。
皇帝面前的几句简单争辩，却有刀光剑影。
大人物的念头，对国家举足轻重。
司马光的个人生活相当简朴，以至造访他的朋友抱怨说，到他家，不要说酒不能足肉不能饱，就连蜡烛也惜着用，一次只点一根。烛台却是皇宫所赐，称金莲烛，能点一圈火，烛照十丈开外。司马光这不是浪费宝物吗?可是去他府上的人，除了苏东坡，谁也不敢提醒他再点一根烛。冬天，造访司马光的人明显减少，因为客人与之对谈，他从不生炭火……
王安石同样不奢华，他连酒都不喝。近女色更谈不上。一个北宋高官，如果他拒绝酒色，就等于拒绝了高官的生活方式和社交圈子。而王安石享有盛名，则说明像他这样的异类，尚未逸出一般官员的视线，成为某种怪物。一般官员是既想奢华，又想“圣人复出”，让大宋帝国在百年之后能持续地繁荣下去。
皇帝也这么想。
他对声称“善理财”的王安石寄予厚望。
民不加赋而国用丰饶……王安石究竟有哪些高招呢?
4
熙宁二年初，王安石官拜参知政事。同期，请置“制置三司条例司”，神宗当日批准。这是一个全面推动新法的领导机构。三司相当于财政部。新机构放在财政部，表明新法的主要目标是理财，充实国库。这个条例司，显然独立于朝廷的权力格局之外，它直接听命于皇帝，不受中书、枢密二府的任何约束。变革也涉及军事，最高军事长官枢密史却无权过问。
王安石变法度，先变机构。权力运行要畅通。条例司的人选由他自己定，三员大将，吕惠卿、章布、曾布。就个人能力而言，这三个人确实非常出色。王安石把苏辙也拉进去，任检详文字。苏辙写过一篇文章，痛陈朝廷的若干弊端，王安石表示赞赏，请苏辙参与他的变革大业。
王安石既是变法的理论家，又是实践者。他亲自执笔，笔下“横风疾雨”，书法和书写的内容完全合拍。横风疾雨扫九州
条例司一经组建就异常忙碌，起草新法的工作有序展开，各办公室几乎每夜都是灯火通明。朝廷的其他部门，工作量骤然减少，很多官员闲着没事干，观望的，焦急的，骂娘的，白天佯装镇静、半夜奔走敲门的……百态纷呈。
议论蜂起，举朝哗然。
四月，条例司派出八个钦命提举官分赴各路，考察农业、赋税等，为制定条例提供依据。路，是州以上的有专业区分的行政单位，提举官不专设，因时而定。也许是王安石有意安排，八大提举官，于同一天同一时刻离开汴粱，八支队伍，车盖摇摇马蹄嗒嗒，市民聚道围观，有略知内幕者，悄声散布着朝廷将有大动作的小道消息。
京城百姓的政治神经，向来敏感。
王安石是制造轰动效应的大师。短短几十天，新法已酿成必行之势，邸报一份接一份，山雨欲来风满楼，由京师波及全国。
王安石一口气推出三个大法，交给朝廷讨论。他稳操胜券，因为皇帝比他还急，频频催问
他的进展情况。日理万机之余，他独自溜出去，沿汴河散步，穿便服，蹬草鞋，像个山里的老农民。没人认识他，他觉得很有趣。而他心里想的，笔下写的，即将掀起全国范围内的大风暴。他自语、自笑、自露表情，细长的手指头还在空中画着什么符号，旁人怀疑他是疯老头。
王安石对吃穿行毫不在意，面容，身形，比实际年龄要大。
此刻他感世好极了，举国上下，满朝文武，将随着他的念头的每一次波动而受影响。历史高人，雄视古今。高卧隆中的诸葛亮能与他等量齐观吗?区区一蜀国，怎能比大来帝国?
有统计说，当时的人口已近一亿。京师一百五十万人，城市规模和人口数字俱称世界第一。单看巍峨的宫殿、大片的豪宅，人头攒动的街市，繁荣也不假。王安石一心想让这繁荣局面再维系一个百年吗?高人为了高远的目标，要让国家暂时休克吗?
细腻进入王安石的内心世界，非笔者能力所及。
包括他的动机在内的许多事，恐怕已成千古之谜。
介甫这个人，颇善于沾沾自喜。他不介入社交，偶有闲暇就神出鬼没，皇上、部下往往不知他的行踪。可是有一个人一直在找他，见一次吵一次，他躲避，这个人就写信，或在街头堵住他。此人是他最老的好朋友曾巩。当初一同考进士，算来已近三十年。
曾巩反对他，态度极其坚决。说服不了他，曾巩自请离京，放弃京师繁华到遥远的越州去了。曾巩此举，是不想和王安石发生更大的正面冲突。王安石黯然神伤。
但这仅仅是个开头。
王安石搞变法。应该说理由充足。士大夫普遍认同，变法有舆论基础。早在仁宗朝，苏轼就撰文说：“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杰之士，务以其所长，角奔而争利，唯恐天下一日无事矣，是以人人各尽其材……而天下既平，则削去其具，抑远刚健好名之士，而奖用柔懦谨畏之人。不过数十年，天下靡然无复往时之喜事也。”
苏轼撰文时二十几岁，议论很精辟。承平日久，各级官员容易昏睡，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北宋官场有个流行词：享国。皇帝享国，官员享国，到处都有歌舞宴乐的享受。到神宗朝，享国一百年了，日子真舒服。然而“三冗”问题日趋严重，国家财政空虚，一旦打大仗，凶多吉少。王安石说：百年无事，亦天助也。但是天命这东西却是猜不透靠不住的。百年之后，还能支撑多少年，谁的心里都没数。皇帝希望江山永固，却又难以回避摆到明处的历史现象：汉代江山姓刘，唐朝江山姓李，大宋江山姓赵，往后姓啥呢?多少皇帝啊，国运长的几百年，国运短的几十年，甚至几年……
变革是大势所趋。但怎么变，又是一个大问题。渐变还是骤变，对天下苍生，“所关祸福不细”。
二者有如冰炭不容。
苏东坡终其一生，是坚定的渐变派。他形容渐变说：要让白昼不知不觉变成黑夜，不能从酷暑一下子跃人严冬。
牛形龙睛包公脸的王安石，大力推行骤变。这头野牛要发足狂奔，牛车上拉着大宋帝国、几千万黎民百姓。
谁是谁非呢?数百年来，学者们争论不休。
王安石动作快，上半年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下半年，三个大法出台。
七月，颁行均输法。
九月，颁行青苗法。
十一月，颁行农田水利法。
另有涉及徭役、商贸，军事的免役法、市易法、保甲法、方田法，正紧锣密鼓地炮制着，书写着。据说条例司的官员，除了苏辙，全都受到王安石书法风格的影响，横着来竖着去的，宛如风雨交加。
高人率领着一批年轻人，呼哧呼哧拉大车。高人捋须而笑，年轻人活蹦乱跳。可是这拨年轻人却大半是小人。他们天生是小人么?未必。急于进身，迅速往上爬，才使他们摇身一变而为小人。王安石亲自排练的大戏，自定为英雄角色，岂料小人七手八脚把他变成悲剧人物。这个后面再谈。
王安石倚仗皇权顺利了，朝廷大臣步履蹒跚。
针对五位执政重臣，当时的官场流行五个字：生老病死苦。怎么讲呢?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拤苦。
曾公亮七十一岁了，长期做宰相，养成了凡事悠着点、观风向看局势的作风。王安石这么搞，他不表态。可是新法与反新法的斗争必然激烈，有着敏锐政治嗅觉的曾公亮，不得不掂量他还有多少“悠着点”的空间。
富弼明确反对王安石，对皇帝说：“大抵小人唯喜生事，愿深烛其然，无使有悔。”神宗听不进去。生事有啥不好?不生事坐享富贵就好么?不过，神宗对富弼这位三朝老臣非常尊重，虽然他心里偏向王安石，却对富弼礼数周到恩宠有加。变革大业，神宗希望富弼帮他一把，可是君臣的心思不对路，各自的殷切希望都落空。王安石春风得意马蹄疾，富弼脚痛，数月不出家门。他上章十几次辞相位，做个地方官。神宗不得已，终于批准。老臣临行别君王，君王流泪了。问他谁可替代，富弼举荐文彦博。神宗沉默良久，反问：王安石如何?富弼不答。再问，亦不答。富弼一走，王安石把一个叫陈升之的人扶上了宰相位。
唐介对王安石有宿怨。他是火爆脾气，口才一般，偏偏喜欢辩论。当众与王安石辩新法是非，辩一次输一次，回家生不完的闷气。恶气憋成了背上的恶疮，竟然一命呜呼。
唐介死了，赵抹冲上去，也和王安石辩论，还是辩不赢，气呼呼回转阁内，弹指叫苦。熙宁二年，赵抹叫苦不迭，执政办公室，人人听够了他的唉声叹气，看够了他的愁眉苦脸。次年乞外放，到杭州做了知州。他叫苦，倒出了苦水，庶几避免了生恶疮……
王安石作为新法的理论家，非常能辩。四个执政，没一个是他的对手。赶走三个，气死一个。他在家里练习辩术，墙上一大堆论敌的影子。去掉四个，又生出五个……司马光苏东坡范纯仁，个个是顶尖高手，王安石能逐一将他们打败吗?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正直、博学均如乃父。
还有老上级韩琦，还有恩师欧阳修……
究竟是为什么，熙宁新法招致这么多人的反对?
先看影响面最大的青苗法。乡下的农户，每年到了正月青黄不接的时候，要向地主借贷，夏秋还钱，半年加息三分以上。青苗法从地主手中夺利，以官方贷款取代私人贷款，半年取息二分。王安石的本意是好的，抑制了地主，又减轻了农户债务。他以前做县官州官，搞过试验，很成功。但青苗法推行全国三百州，问题层出不穷。首先是地方官吏为政绩搞强行摊派，并暗中加息，勒索农民。农民还不起官债，举家逃亡，官府派人追捕，关进监牢。逃亡的农户多了，青苗法的补充措施紧急出台，将十户农民结为一保，其中若出现逃亡户，其他农户要赔偿逃亡户欠下的官债。这就把富裕户也牵涉进去了。一户跳墙，九户慌张……其次，一般农民没见过大把的钱，贷款到手，心花怒放。尤其是那些不知艰辛的后生，一溜烟扔下锄头就跑，进城吃喝嫖赌，过上了城里人的日子，再也不想回家。苏轼写诗形容：“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再看让朝廷获利最多的市易法。这是王安石的商贸大法，把原本属于商人的利润收入国库。汴京是商品集散地，商人做买卖，大小商家各有赚头。王安石让官方资本进入市场，成立“市易务”，等于购销批发总公司，兼营银行业和典当铺。资本的运行有权力作后盾。商家须从总公司进货，或用现款，或以财产作抵押。货源和批发价均由官方控制，商人的利润空间大大萎缩，亏本的，破产的，不计其数。可是生意还得做下去，商人不做买卖，难免要喝西北风。于是，年复一年的，大宗银子源源不断流入官府。王安石兴奋之极，下令在全国十几个大城市全面铺开，设市易务，而京城的市易务升格为提举市易司，掌控全国的下属机构。
变法的第一炮：均输法，也是在商人手中夺利。
另外，王安石大搞专卖，盐、铁、茶、酒、绢、矾等，由官方严格控制。这些物资，以前也专卖，但民间私贩多，朝廷管不过来，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基本物资的巨大利润，朝廷与民间共享。王安石要调整这个绵延百年的利益格局，不惜动用各地的军队打击私贩，确保专卖。抓人，甚至杀人，后者通常针对有武装的私贩。有一年，单是两浙(浙东、浙西)地区，因贩私盐而入狱的就多达一万七千人。产盐地的人，竟然三月不知盐味儿，深山老林也禁卖私酒……
免役法，方田法，均有生财的高招。前者一改大多数民户须服徭役的“差役法”，人人可免役，但要按户等出助役钱，以前受照顾的贫下户，单丁户，女户不免；后者通过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登记造册，按地势及土质优劣定税额，严防土地隐瞒和偷漏税。因北宋瞒报的土地数额巨大，方田法收效显著。
保甲法，则是王安石的民兵制度。规定以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挑选有财力和能力的人担任保长、大保长和都副保正。每户选一丁，农闲时操练武艺。每一大保选出“巡警”五人，捕捉盗贼，强化治安。保内出现了杀人越货的罪犯，知而不告，连坐治罪。按王安石的设想，这个遍及天下的民兵组织，和平时期维护秩序，打起仗来补充正规军。
保马法，农田水利法，都是调动民间力量的思路，节省财政开支。
同时整顿军队，“减兵习战”，深得宋神宗赞许。
“介甫终日目不停转”，他在江宁一待五六年，脑子里转的东西，大抵如上述。有些源自古法，比如青苗法源自周公的“泉府”，市易法取自汉武帝倚重的理财高手桑弘羊。熙宁年间十来个新法，此二法为重头戏。安石看古书，直接看到当下。令人诧异的，是他坐在书斋里想出来的新法大都具有操作性。没有讨论草案的班子。从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到新法出台，仅半年光景。一经推行，翻江倒海。高人的确有高招，善理财不是编故事。一张大网撒下来，民间财富藏不住。赵宋立国百年，好比一潭深水，大鱼老鳖有的是。王安石的龙睛能穿透深水，小鱼小虾悉数打捞。犹如巨鲸张口，一次就能吞下成吨的鱼类。
国库看涨，皇帝高兴。
年轻皇帝想打仗，雪宋太宗之耻……照宁三年(1070年)的正月初一，王安石写了一首《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屠苏：屠苏酒。古人元日相聚，习饮此酒。瞳瞳日：太阳光辉灿烂。桃符：桃木板上画门神，驱邪气，图吉利。新年换新符，迎接万象更新。
诗写得轻松自在。王安石心情蛮好。新法初试锋芒，一切都在预料中，包括反对他的声音。干大事，成大业，没人反对才叫奇怪呢。波及全社会的重大举措，势必伤害一些人的利益。这很正常嘛。古往今来皆如此。辅佐成王的周公旦那么厉害，不是还有一群小人围着周公狂呼乱叫吗?王安石觉得自己跟周公不相上下了。牛形人奋力向前，身后拖着庞大的帝国。一亿人啊，这可了不得，城市人口两千万!
王安石破例喝了酒，醉醺醺满街走。这是他快乐的小秘密：神不知鬼不觉，溜出家门，离开阁门。衣衫破旧如当年，甚至跣足、散发、不洗脸。吕惠卿为他介绍了一种洗面的方法，用芜荽汁反复洗，效果好。王安石模仿孔子的语气说：“天生黑于予，芫荽其如余何?”又有朝廷太医想为他去黑，说他的面色是“垢汗”所致，建议用澡豆，一洗了之。王安石说：“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余何?”
这头大黑牛，难怪人称拗相公。
这一年他五十岁，知天命了。自负三十年，视天下为流俗，以“三不足”安身立命：天命不足惧，人言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这是他的战斗口号，又拿去做官员考试的文章试题：几个大臣联名上奏，乃止。
天命，人言，祖宗法度，对所有官员都具有神圣性，凛然不可犯，比皇命更要紧。王安石这头黑牛“敢当天下先”，一代高人，玩历史于掌股之间。
然而大戏刚刚拉开了序幕，高潮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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