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与苏轼的是非恩怨（二）

章惇与苏轼的是非恩怨（二）

二

说乌台诗案，就要从王安石的变法说起。

这场变法运动，涉及到了北宋王朝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中国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它的积极意义早有公论，无需赘言。此时敢干能干肯干的章惇自然深为神宗皇帝和改革领袖王安石的倚重，成为新党的中坚力量。

而苏轼，按照后代人的研究，大多数人把他归为旧党人物，只是他是一个连自己阵营里的人都不喜欢的一个旧党中人。

元丰二年(1079年)，时任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说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在谢恩的上表中，讥刺朝政。御史李定也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这个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因为御史台官署内遍植柏树，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所以人亦称御史台为乌台。此案亦被称为"乌台诗案"。

说苏轼谤讥时政，也并非全是虚言，他诗文里的一些词句确实有对新政的嘲讽。以他文坛领袖的身份，他的诗文如果广泛传播，对变法的推行的确不利，也因此执意变法的神宗皇帝对他颇为不满。

因言语获罪的从前有之，只是此案已不只是说错话那样简单，它关涉党争，已成为党同伐异的利器。有的人包藏祸心，竟开始捕风捉影，断章取义，曲解文字，以罗织罪名，欲置他死地而后快。

所有曾与苏轼有往来的人皆惶惶而不能自安，生怕被别人捡出只言片语，殃及自身。新党人物不乘机踩他一脚，就已经不错，旧党中人更是噤若寒蝉，避之唯恐不及。

命悬一线的苏轼在御史台受审的日子，遭受着种种凌辱，看不到一点希望。在给弟弟苏辙的诗中他悲伤地写道: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在他的心里面，已经认定自己必死无疑。

当人生的大雨将他浇得全身湿透彻骨寒凉的时候，章惇却逆着众人的方向向他走来，站在他身边，为他撑开一方巨伞，遮挡这倾泻如瀑的暴雨。

这是怎样的一种勇气？

这又是怎样深的情谊？

虽然对政治有着不同的理念，但对苏轼的光明磊落他从未怀疑。君子和而不同。为了打压异己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即使是同党中人所作所为，也为他不齿！

好友有难，明哲保身，这不是他的作为，当此关头，他挺身而出，在朝堂上为自己的好友大声疾呼:

“（苏）轼十九擢进士第，二十三应直言极谏科，擢为第一。仁宗皇帝待轼，以为一代之宝，今反置在囹圄，臣恐后世以谓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也。”

苏轼十九岁考取进士，二十三岁应试直言极谏科，考取第一。仁宗皇帝待他为一世之宝，现在反而将他下狱，恐怕后世的人会认为陛下好听阿谀之言，而厌听正直的话。

“听谀言而恶诘直”，为朋友向皇帝进言，他才是真正的“直言极谏”。

在王定国《闻见近录》里记录他这样一个故事：

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唯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乃反求知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覆人家族邪？’禹玉曰：‘此舒亶言尔。’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叶梦得《石林诗话》中对此事也有记述，只是时间上和上文不一，他的记录是乌台诗案期间。相比较而言，叶梦得的说法要更为可信。

故事里的王禹玉，即宰相王珪，他别有用心地曲解苏轼的诗句，说苏轼有不臣之意，章惇再也看不过眼去，立刻为苏轼争辩，说龙并不是君主的专称，即使大臣也是可以称自己为龙的。皇帝立刻想到诸葛亮自称卧龙的典故，此事遂不了了之。但章子厚却觉得，王珪此言其心可诛，竟又在路上迎上去，出语铿锵，厉声责问:

大人这是要灭苏轼全族吗？

王珪一时之间竟不知怎样回答，支支吾吾地说，这是舒亶说的话。

听了这话，章惇怒不可遏，竟脱口而出:

舒亶的口水，大人也要吃吗？！

堂堂宰辅，你自己的主见呢？轻蔑之意，溢于言表。因为话语太过锋利， 有人说他用语太过刻薄，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他的刚直。

面对丑恶，国人大都也讲究一份雍容的气度，其实嫉恶如仇也许才是现实更需要的态度。“丑语”是因为彼人的“丑”行，行“丑”在前，安求“美”辞！

乌台诗案，最终以苏轼流放黄州而结束。有惊无险的结果固然离不开太皇太后的劝说，和王安石“圣世安可杀才士乎”的谏言，章惇的仗义执言也应该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黄州的日子里，苏轼过了一段寂寞的日子，在给李之仪的信中他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在黄州，平生亲友没有谁给他写过一封信，谁愿意承担和他往来的风险呢？即使自己给人写信，也没有谁肯回他一句。从万众瞩目的云端跌落到深不见底的深渊，这期间他遍尝人间的寒凉。

但章惇从没有疏远他，险恶世界里，他一直是苏轼难得的温暖，严冬里的一抹暖阳。

他同苏轼一直有书信往来。在信中对苏轼时时劝慰，叮嘱他谨言慎行，风疾而识劲草，有难方见真心。在给章惇的回信中，苏轼的感佩之情处处可见:

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

轼所以得罪，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覆甚苦……然异时相识，但过相称誉，以成吾过，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他激动地说，自从获罪，人人相避，只有你肯写信给我，字里行间的深情厚谊，怎能不使我感动？平日你和子由反复告诫我，可惜我竟全没有在意，人们的赞誉淹没了我。而今一旦有难，竟无复相哀者，唯有你，子厚！平时肯指正我的过失，时时提醒；急时也从不背离我，时时抚慰。“真与世俗异矣”！

怎么样才叫好朋友？

那就是即使全世界都遗弃了我，可你却从不会离我远去。

在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我可以靠得住你的肩膀。

章惇无疑是苏轼这样的友人。

那么苏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