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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熙宁变法，主要想触动两种人的利益：一是大地主，二是大商人。当时土地兼并普遍，商业竞争激烈。乡下的富豪，城里的巨贾，呈迅速生长的态势。王安石眼力好，看透了这一层，集中火力向这两个强势集团开战。江山是皇帝的江山，国库焉能空虚?把商贾和地主的利益拿走，在他看来倒是顺应了天意：皇帝就是天子嘛。他的变法思路，不同于范仲淹的，是并不触动“冗官”。他甚至反对节约，提倡官员享受，得到应得的俸禄和赏赐。也许这是他减少变法阻力的一种策略吧?范仲淹的失败，败在他首先拿官吏开刀，使本来支持“庆历新政”的宋仁宗，迫于形势翻脸，将其逐出京师。
王安石为官，一辈子廉洁自律，却对部属宽松，全不计较小节。吃点喝点，玩玩娱乐场所，他佯装没看见。他是工作狂，倒鼓励他手下的年轻人准时下班。若加班，一定奖赏丰厚。他的人才观，是把才干放在首选。几员大将，吕惠卿在朝廷可以说臭名远扬，因他公然宣称，除了王安石通通不买账，章悻是其父亲与其岳母的私生子，是能量巨大恶名昭彰的魔头，李定公然不服母丧，闹得全国舆论总攻击，沈括阿谀奉承、下绊子插软刀的本领，和他广博的学问不相上下……这些人在条例司活跃得很。王安石领导他们，通过他们又掌管几十个后生，在熙宁之初的两三年内，工作效率奇高。黑牛弹琴，“百兽率舞”。
王安石看重的德，只限于部属忠于皇上和他本人。这一条决不含糊。却也形成了他的软肋，经不起攻击的。
王安石一手掀起的新政风暴，对一般官员并无损伤；对部属，更提供了进身的快速通道。可是令他想不到的，是几年间腹背受敌：官员在前面横身挡路，部属在身后反手捅刀……
条例司一群干将，唯有苏辙，是公开反对王安石。君子对君子，争锋相对在明处。青苗法试行之初，苏辙认真研究后，发现弊端甚多，建议王安石要慎重。王安石说：“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可是过了，一个多月，京东转运使王广渊禀报：“放青苗钱，年可获息甚巨。”王安石决定向全国推开。苏辙几番与他争辩，力陈青苗法将
对农民造成莫大的伤害：“虽日民不加赋而国用丰饶，然而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目深，民受其害!”王安石不耐烦了，反问苏辙，你想换个部门工作吗?苏辙一气之下递上了辞呈，并上疏皇帝：“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臣已有状申本司，具述所议不同事，乞另除一合人差遣。”
苏辙被调到河南府做了推官。
当时苏辙三十二岁，苏轼三十五岁。兄弟二人服父丧，在老家眉山丁忧三年，刚回汴梁不久，双双卷入反对王安石的斗争。按今天某些人理解的官场路数，他们回到久违的京师，应该观察动静，辨认风向，以免仕途栽跟头。王安石的权力如口中天，他们不趋附也罢了，却又何必赤膊上阵对着干?这里边究竟藏着什么玄机?
答曰：无玄机。
一切皆坦然，可以摆到阳光下的。兄弟二人，由他们的修养所决定，把天下苍生可能遭受的灾难视为自己的灾难，条件反射般地跳起来了。儒家文化的精髓注入血液，使他们有了一种“文化本能”。达则兼济天下，这可不是奇怪的高调，脱口而出的空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话意味着：文章和道义，具有某种源头上的亲密关系。只有在源头上方能理解，何为知识分子的超越意识；只有在源头上方能领悟，为什么说百姓的幸福重于泰山，而区区一顶乌纱帽轻如鸡毛。
语言，潜藏着人类生活智慧的全部密码。
苏轼、苏辙，价值观一致而性情迥异。苏轼激烈，苏辙温和。苏轼猛打猛冲，苏辙稳扎稳打。兄弟俩官都不大，而影响力非同一般。尤其是苏轼，越职言事，超常发挥，变换攻击策略，调动他的浑身解数抗击王安石。熙宁初年的汴京城，数他最忙：史馆发议论，写奏章，两上皇帝书，三敲宰相门；面对宋神宗毫不客气，联络高官结成统一战线
不过，我们先看陕西人司马光，如何狠斗王安石。
司马光长期治史学，是个绵里藏针的人物，混合了经验主义和理想主义，而政治原则性有如钢铁。王安石从江宁到汴京，他曾为之欢呼，给予极大的舆论支持。御史中丞吕诲对王安石早有防范，袖章(奏章笼于衣袖)弹劾，司马光还说：“众喜得人，奈何论之。”可是时隔数月，司马光感觉不对劲了，立刻对王安石倾力发难。二人本是老朋友，又同为翰林学士知制诰、皇帝的左右二膀……可是这些“关系”，一夜之间变得一钱不值。道不同，要反目。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司马光连写三封长信，要王安石悬崖勒马、“改过从善”，在他看来，一系列新法必将置天下人于水深火热之中。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变暴敛为巧夺，使“财聚于上，而散于下”。司马光眼中的王安石，已经是另一副面孔了：
用心太厚，自信太过……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毁之! (司马光《与王介甫第一书》)
司马光是保守派，而保守并不是贬义词。一个国家能延续百年、“粗至太平”，肯定是有原因的。有很多东西值得保存并守护。守护是说：护送成功的经验到未来。所以，保守本身就具有前瞻性，保存、护送而出色者，有能力打通历史与未来。保守与激进，都有一个度的问题。把握度的分寸，其难度，大干保守或激进的抉择。
三封长信七八千言，总结出王安石的四条严重错误：生事、征利、侵官、拒谏。而所有这些，已经导致“士夫沸腾，黎民骚动”。写到最后，司马光提醒这位昔日的老朋友说：“谄谀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
介甫不以为然，不相信他一手提拔的亲信会出卖他。
他回信反击司马光，《答司马谏议书》，称得上一篇好散文，立论明确，论据清晰，情绪饱满又不温不火，变法之志因受到强劲攻击而愈加坚定。信中说：
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至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干入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矣……
王安石表示，不可能如司马光所言，“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熙宁诸法，开弓没有回头箭。
二人尖锐对立，半辈子友谊难以为继，绝交不可免。
司马光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力敌新法，要“救天下之民”。王安石也强调“膏泽斯民”。看来都是以民为本，但谁更真实呢?不可能二者皆真实。一方为真，另一方必定有假。
没过几天，神宗的御座前又有一场争辩，吕惠卿出场，王安石旁观。吕惠卿辩不过司马光，转而恶语相向，进行人身攻击，闹得皇帝出面调停。司马光始终“气貌温粹”，而吕惠卿睑铁青，手发抖，骂人之后长时间说不出一句话。
旁人议论说：一个陕西人，一个福建仔，怎生厮合得著!
王安石一直不动声色。他不能在气度上输给司马光。
这一年王安石正式拜相。而神宗施行平衡战略，升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不受。他上章对皇帝说：“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
这一段载于《宋史·司马光传》的话，今天读来，亦令人十分感动。司马光真是一位好官。这番话也是下赌注：以自己的名望和才干，促使皇帝调整治国大略。如果皇帝采纳他的意见，他就留下。否则走人。留在枢密院，必定配合王安石，他做不到。而走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全家几十口卷铺盖，离开生活了若干年的繁华京师。
神宗不作正面回答，这“不回答”却已经回答了。下旨，旧命重提，请司马光担任枢密副使。司马光再上辞状，以含有忠告和警告的口吻对皇帝说：“今言青苗之害者，不过谓使者骚动州县，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
司马光断言：“十年之后，百姓无复存者矣。”
百姓不复存，跑光了死绝了，君王皮将焉附?不知道宋神宗读了这个辞状会怎么想。
司马光走了。去洛阳一待十五年，埋头写他的《资治通鉴》。无力改变本朝皇帝，且做后世帝王师……
满朝文武关注他的离去。各部门“大抵默默”，唯有条例司拍手称快喝酒庆祝。王安石去掉了最大的对头，赶走了三十年的老朋友，既高兴，又惆怅。条例司的庆功宴他不参加，独自溜上街头。
高人击退了另一个高人，那滋味却有点怪。汴河旁杨柳下，王安石回想着御史中丞吕诲的那张脸。吕诲曾于四、五月两度弹劾他，言辞比司马光更火爆：
臣伏睹参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阴贼害物……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切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矣。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
吕诲列出王安石十大罪状，弹章却被神宗封还。吕诲乞外调，六月举家离京……王安石此刻的思绪，跳跃于吕诲、司马光之间。谏官走了，
对头走了，宰执大换血，宰相府枢密院均听命于他。朝堂之上，唯有他一个人的声音才是声音，其他的声音都灭掉了。黑牛、野牛、铁牛、蛮牛……四蹄对付八方，双角抵垮劲敌。王安石有过一丝一毫的反省吗?也许有吧。然而高人行事，哪能中途改弦更张?他自视为一头巨牛，足踏大地头撞青天，奋勇向前。
司马光将行，神宗请吃饭，希望他举荐一名谏官以替代吕诲。司马光举苏轼。神宗当时应允，下来转问王安石，王安石一口否定。苏轼这种人，比吕诲更难缠，怎能让他当谏官?
神宗无奈，只得“听命”于王安石。铁腕宰相说一不二。
其时苏轼任职于史馆。王安石不让他当谏官，就能阻止他发出声音吗?
王安石心里，委实没底。
熙宁三年将结束，又是新年将至，王安石还有心情写去年《元日》那样的诗吗?他感到奇怪的是，接连几夜做梦，梦里都有苏轼。苏轼化身为大力神，手执铁绳来套他的牛脖子……
王安石拜相前后，苏轼两次上书皇帝，一次与皇帝直接对话。言辞尖锐激烈，对皇帝丝毫不留面子。今天读来，真是令人感慨：古之君子，确实能把百姓的祸福置于个人的命运之上。当时的情形，一般人都能看清：宋神宗力挺王安石，其变革意志不可动摇。皇帝要朝东，“食君之禄”的臣子们偏要向西，这是什么缘故呢?盖因变法事关重大，为臣者，稍有远见良知，则很难做出别样选择。如果是一般朝政，大臣们糊涂一点未尝不可：干吗非得跟皇帝、也跟自己宝贵的乌纱帽过不去呢?
这里，孟子的“民贵君轻”浮出水面。
达则兼济天下。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熙宁新法来势太猛，激活了潜伏在士大夫血液里的“文化本能”。反对王安石是群体现象，从高官到小吏，各个层面都有勇士。姑且不论是与非，单就站出来讲话的勇气而言，已经足以垂范后世。
朝廷发不出声音，不少官员就选择离京，到州县，继续和王安石对着干。
查一查史料，例子不胜枚举。
苏轼官小能量大，又“性不忍事”，所以他能超常发挥。仁宗朝他是变革的鼓吹者，英宗朝他在陕西凤翔历练、在老家眉山思考；神宗上台，骤行新法，他亮出反抗者的姿态，和王安石斗争到底，一直斗到他为官各地、万里贬谪岭南炎荒。渐变与骤变不两立。然而苏轼与王安石，又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心照不宣的朋友，政治严重对立，文化高度认同。元丰年间在金陵，二人促膝谈心谈不够。这事顿奇特。北宋高人的胸怀，看来不是虚构。苏轼遭遇乌台诗案，王安石在他性命攸关的时刻施以援手。
苏轼反对王安石，何以如此激烈?原因简单：“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安石语)苏轼小时候的生长环境，与王安石形成鲜明的对照。一个长居蜀地温情环绕，一个随父宦游备尝奔波的艰辛；一个从常识出发，读书破万卷又返回到常识，一个追慕远占圣贤，无限忽略当下，对日常生活之“意蕴层”不屑一顾……这种种差异，最终影响各自的价值观，形成对立。
苏轼并不一概反对熙宁新法，但新法来势太猛，他不可能反对五个赞成三个。针对极端，要用另一种极端反制它。
苏轼年轻，精力旺盛，旋风般在京城刮来刮去，官小声音大，位卑名头晌。朝廷王公大臣，一半是他的朋友，另一半是他的崇拜者。英宗的遗孀高太后，堪称他的“粉丝”。神宗如果忘了吃饭，那一定是刚刚读到苏轼的新作……
我们来看苏轼反对王安石的理由：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贵。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富且强，不救于短而亡。
苏轼为何这么讲呢?他不赞成国家富强吗?其实这番话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他所担心的，是朝廷挖空心思夺民财，百姓遭殃。历史上教训多，而苏轼对历史了如指掌。他维护民间的自由贸易，反对官方资本垄断市场，对市易法深恶痛绝。我想，这和他的祖辈在眉山纱毂行世代经营小产业有关，商人赚一点钱，天经地义。再看青苗法，青苗法之前有常平仓和广惠仓，农民青黄不接时，有国家的储备粮平抑物价。这本来挺好，是惠民的举措，而青苗法一颁行，却让农村的富户贫户一同遭殃。国家放债，权力资本运行，“年可获息甚巨”，朝廷是通吃天下的大赢家。
再者，风俗与道德，维系着社会生活，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柔性实力，与军力的强大、国库的充实有异曲同工之效。破风俗，毁道德，将使国本动摇。苏轼是生活大师，能看到王安石的龙睛看不到的生活中的细微层面。
苏轼说：“夫兴利以聚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费以养财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
朝廷大刮地皮，对谁最有好处呢?对官吏最有好处。苏轼这是跳出自己的利益圈讲话，并且一针见血。朝廷倡导敛财，各部门、各州县必定“兴利以聚”，变尽法子搞钱，绞尽脑汁生财。“利孔百出，不专于三司”——以前财政部门干的活，现在所有的部门都抢着千。官员利字当头，必定横征暴敛，制定各种苛法，滋生众多酷吏。“兴利以聚财，必先烦刑以贼(害)民。”百姓的日子过不下去，谁是终端受害者呢?是皇帝。江山易主社稷改姓，皇帝可能连西北风都喝不成，因为皇权的更迭往往伴随着血腥，他将直接去西天。
苏轼寥寥数语，暗示了这些言外之意。神宗也不傻，能看懂的。
苏轼和司马光一样提倡厉行节约，省费以养财，从皇宫和官员手中取利，以养天下。这些话，私心严重的官吏谁愿听?而所谓私心，是被朝廷的风气给鼓动起来的。人性本自私，但私欲断不可膨胀，社会、文化的一大功能，无非是将私欲限制在某种程度上。个体的能量要释放，整体的和谐更须维系。所谓健全社会，无非是在二者间取得平衡。如果官风撼动民风，全社会持续地见利忘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动物本能充分调动，丛林法则盛行人世，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可怕景象?
事实上，全社会的和谐，对个体的幸福至关重要。义利并重，而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大家都变成乌眼鸡。有道德，有风俗，有审美，有情趣，概言之，有生活之意蕴层，或日生括的完整性。短暂者(人)活动于其间，充满劳绩、不避艰辛而诗意栖居，当比动物完全依赖“遗传指令”活动于它的凶险区域，实实在在要强一些。
人是万物之灵，这灵在何处，却需要追问的。这个短句，远不能说已然符合了“充足理由律”。而提问的方式，将带出生存之向度……苏轼的民本思想，同时闪烁着人本的光辉。
苏轼引用孟子的哲学家般的语言提醒皇帝：“其进锐者，其退也速。”
财是聚起来了，却不会放在国库官厅不动。官员要花销，要讲派场。北宋官僚比盛唐更奢侈，一些名臣不免。享国百年之后，还要提高享乐的档次吗?藏富于民，则消耗速度慢，一般小民挣钱辛苦，哪有大手大脚坐吃山空的传统?
十年蓄积的民财，一年就可能被刮走吃空，
所以苏轼对皇帝说，“其退也速。”
《再上皇帝书》火药味儿十足了：
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
苏轼对皇帝，一点不客气。“皆不与治同道”等于说，皇帝之所为，全是乱搞一气!照这么强行搞下去，好端端的一个国家，乱亡随之而来!
话说绝了。
然而宋神宗还是不生气。估计是作好了心理准备。新政推行以来，他几乎每天挨骂，习惯了。老祖宗立下的家法，开言路，不治言论罪，这一点他不敢丢。苏轼严厉批评他，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熙宁三年他对苏轼示以恩宠，突然在便殿召对，苏轼辟头就说：“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苏轼还跑去敲曾公亮的门，希望老宰相出面，劝皇帝收手。曾公亮叹息说：“上与安石如一人，天也。”
知谏院范镇，以朝廷第一谏官的身份弹劾王安石，恶斗了几个回合，斗不过，自请离京。苏轼去送行，对范镇说“公虽退，而名益重矣。”范镇怅然答：“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于心何忍!”
按宋制，官员求去，要荐人代替。范镇举荐的孔文仲，参加了当年的“制科”试，这种考试，通常是升官的信号。孔文仲却在考场上写下九千言，力论新法不当。考官宋敏求定为优异，安石大怒，将孔、宋二人赶出京师。岂知苏轼饱蘸浓墨，手书孔文仲的文章若干份，在百官中传阅。他的书法太棒了，官员们“素阅甚急”，生怕看不到。
王安石狠狠盯上了苏轼。
大宰相看这史馆小官非常的不顺眼。
他的手下谢景温，翻旧账弹劾苏轼，说苏轼几年前在回眉山丁忧的途中用官船卖私货。事情闹大了，韩琦、欧阳修出面，指出这根本不可能，苏轼的父亲去世，包括英宗在内的各方赠银近千两，苏轼一概不收，怎么会官船夹私货赚几个小钱?
谢景温呈报王安石，安石不表态。他不想一棍子把苏轼打死。才华横溢的苏子瞻，打死可惜了。但苏轼必须走。安石与神宗商量，神宗的意思是“与知州差遣”。安石不同意，让他的宰相办公室(中书)另拟一道命令：苏轼通判颖州。神宗改了一个字：通判杭州。
此间的王安石，几乎和皇帝平起平坐。
不过，他倒无意罗织党羽架空皇帝。一切只为国家，他没有私心杂念。家里还是老样子，府第很寻常：一座普通官宅。有人讨好卖乖，请神宗赐给他一所豪宅，他把这个人连降三级。
夫人吴氏又给他张罗漂亮小妾，他大发雷霆。
夜里睡不着，王安石徘徊中庭，凌晨给皇帝写信，希望鲜花丛中的年轻人不要迷女色。君臣合力，让熙宁诸法冲破一切阻力。
王安石犹如纤夫。拉着大宋这条船逆水而上。急流险滩，纤绳勒进肌肉，他咬牙瞪眼不吭气。还使出拳脚，对付一拨又一拨强悍政敌：这个尚未打趴下，那个又冲上来了。今天赶出京师的，明天到地方生乱。清理外部环境刚有起色，内部又闹将起来……王安石纵有三头六臂，比诸葛亮还诸葛亮，可他能把一艘万吨巨轮拉到他的目的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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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有一首《桂枝香》，咏六朝古都金陵，宋词同类题材中称第一：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这首词，情、景、史交融，无疑是大手笔。安石忙于治国，偶尔填词，俱称佳作。波澜壮阔的历史感涌到笔端。他要让大宋帝国江山永续，避免六朝五代的悲剧重演。
然而困难重重，阻力来自各个方面。大臣们原则性之强，出乎他的预料。不是两三个，而是一大批，老中青梯次分明。这些人不惧高压，不怕丢乌纱帽，离京到州县，照样和他较劲。这究竟是为什么?他触动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了吗?难道国库不是日益见涨么?官员们的俸禄(包括灰色收入和地方小金库)有增无减，却非但不领情，反而跟他缠斗不休。
王安石不会意识到，他的对手和他一样，把国家的根本利益摆到了个人利益之上。他触动了根本，这些人才不顾一切反对他。莫非他错了大方向?他拽着帝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王安石勤写日记，少有反思。他的变法思路，可能四十岁就趋于成形了，酝酿若干年，五十岁得以强劲实施。他认为自己看清了历史，真理在他这一边。冥顽不化的是他的对手，而不是他王安石。
对他来说，眼下有两件大事：神宗的态度和变法派内部的团结。先看后者。
变法骨干曾在，曾巩的弟弟，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之初，已在王安石手下工作，堪称年轻的变法派元老。他哥哥与安石闹翻，并未影响他继续留在条例司。王安石称赞他说：“法行之初，众议纷纷，独惠卿与曾布始终不易。”可是到了熙宁七年，市易法在京城试行两年后推行全国，曾布忽然掉转枪口瞄准新法。也许忍无可忍了。曾布上疏皇帝，竟然说：“历观秦汉以来，衰乱之世，恐未之有也。”他独自上街调查，询问过往行人，又说：市易法“是挟官府而为兼并之事……所召问行人，往往涕咽。”他还发现官员借专卖做起了大生意：“近差官往湖南贩茶，陕西贩盐，两浙贩纱。”
曾布越过王安石，直接向神宗报告，安石大怒。而曾布不等他开除，已自行离开了条例司。曾氏兄弟，一如苏氏兄弟。更让王安石着恼的，是他自己的两个弟弟也唱起了对台戏。王安礼，王安国，几乎是他这个当大哥的一手拉扯成人。又送上仕途。他上班很累了，转与家人团聚，希望郁闷的心情得以舒展，绷紧的神经得以松弛，可是安国安礼动不动与他辩论。双方动怒，一度失和：不见面，见了面也绷着脸不说话。
王安石真是很伤心呐。
他手下有个变法理论家，程颢，程颐的哥哥，二程俱为著名的理学家。这程颢像苏辙一样主张变法，王安石将其收于麾下。苏辙率先调走，程颢心里打鼓了。他原是崇尚仁义道德之人，却发现自己糊里糊涂成了搜刮民财的“帮凶”，于是，马上拍屁股走人，携家人到贵州去做小官。贵州的穷乡僻壤，挡不住他的慷慨陈词，一封接一封长信写给皇帝、大臣。程颢站到了“敌人”的阵营里，全身披挂，挥舞着理论武器，单挑王安石。他曾经做过新法的吹鼓手，甚感内疚，所以指斥新法格外起劲。俨然弃暗投明，奋力洗刷身上的污点……
王安石真是很沮丧呐。
皇帝又如何呢?事实上，皇帝也动摇了。
韩琦罢相后去了大名府，几年间没闲着，走乡串户，做了大量调查，并选择时机上疏皇帝，针对青苗法下结论说：“是官放息钱，与初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神宗本已受到大臣们的夹击，韩琦再来一
重炮，终于身子不稳了。年轻人彻夜不眠。翌日，小范围讲话说：“琦在外，不忘王室，真忠臣也。朕始谓法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
神宗一席话，显然说给王安石听。
王安石火冒三丈，挥笔疾书，狠狠质问皇帝：这么三心二意的，天下事何事可成?
神宗沉默。安石辞职。
君臣斗了一个回合，以臣子的胜利而告终。新政风暴席卷全国，王安石中途撂挑子，神宗可承担不起。于是殷勤挽留，亲往宰相府。安石收回辞呈。
新法继续推行。城里也搞起了青苗贷款，官吏忙着收息或抓人。到处可见神色慌张的流浪汉。大商户冷清，小商户关门。官员得意，百姓颓唐。王安石的眼睛只看国库的进账数字。
熙宁六年(1073年)。一代名臣文彦博借华州山崩，掀起新一轮的舆论潮，称市易法导致天怨人怒。“聚敛小臣希进妄作，侵渔贫下，玷累朝廷。”神宗再一次动摇了。百姓能欺，天却不好惹。“天不祚宋”，大宋皇帝可就惨啦：天下大乱，皇帝滚蛋!
王安石挺身而出，当着神宗的面，伸出两根瘦而有力的手指，“指天而语”：谁知天意如何?人之所为，亦不必合天意!
这惊世骇俗的言语，倒使神宗惊魂稍定。文彦博重重的一击不见效，乞外放，到河阳(今河南孟县)去了。
新法风暴接着刮，风势却已减弱。神宗与安石见面，总是露出一副做了亏心事的样子。两人几年合谋，以钢铁般的意志谋取天下财利，谋到头，却发现朝廷富了，民间穷了。这不会捅出什么大娄子吧?小民欠官债吃不起饭，背井离多，失掉安全感……他们总有一天要造反。神宗视察国库也不那么兴奋了。用兵北辽，战火烧到河北，他耳边只听见士卒哀嚎、银子哗哗往外倒。古人讲慎用大兵，恐怕是有些道理的吧?
神宗身形不稳：刮出去的风暴又反弹回来，刮到了御座前。
王安石使出牛劲给皇上挺着。
这时候，历史性地出现了两个人，基本上结束了王安石的政治生涯。
郑侠，一个不懂拳脚的真正的侠士，王安石当年的学生，京城毫不起眼的上安门门吏。福建福清人，学识渊博，宅心仁厚。郑侠家里穷，踏上仕途后全家老小眼巴巴望着他。王安石认为他是大才，几次想提拔他，被他拒绝了。原因非常简单：郑侠认为新法害民，拒绝到王安石手下干。如果他去干了，岂不是自读了一肚子圣贤书?郑侠是君子，君子固穷，不干他确认的坏事。君子的念头往往单纯：一旦拒绝了，叫他改变念头比挪动山岳还难。而古今总有些人介于君子和小人之间，明知伤天害理，昧着良心还是要干。昧良是说：他还有良心可昧。而小人行事讲究干脆，早就把良心清除干净了。小人还会反问：良心值几个钱?小人有小人的理论基础。
郑侠执意待在上安门，有他自己的考虑。他每天看见大量的流民涌入繁华京师，一再为之震撼。他寻思着，要把他的震撼传人深宫。怎么办呢?写信吗?许多高官写信上章没结果，皇帝要么“留章不发”，要么“封还词头”。他决定画《流民图》，配上文字呈给皇上。估什他是个丹青好手，又倾注了慈悲之心。他的画笔下，有骨瘦如柴的老者，伤心哭泣的大汉，蓬头垢面的村姑，吞吃垃圾的儿童……最悲惨的是官军押着的几个囚犯，可能是一家人，短衣，赤脚，形如饿鬼，身上却还背着拆房子拆下来的椽子：这是仅剩的家产了。郑侠流着眼泪画图，脑子异常清醒。他意识到，正在干着的这件事，就是他的平生伟业!对王安石的这一击，必须一击成功。为天下苦难苍生，他对不住老师，也愧对多年贫穷的家人。
郑侠动用他手中的一点权力，谎称有急事越职上奏，调驿马驰送深宫。宋神宗反复看《流民图》，双泪长流。太皇太后曹氏，太后高氏都哭着指责他。神宗的弟弟更是恨得脸色苍白，兄弟俩在后宫激烈争吵，神宗动怒说：朕治国无能，你来吧!
说罢，拂袖而去。
此事传入宰相府，王安石一声长叹。手下问，是否将郑侠抓起来问罪?王安石摇头说：不必。
可是吕惠卿却瞒着王安石，以擅调驿马的罪名将郑侠投入大牢。郑侠每日挨打，吃猪食，仕途也毁了。不过他显得很从容，有时还乐得直笑。听说神宗皇帝直接下令停止青苗、市易诸法，开皇家粮仓救济流民，他顿时泪如雨下……
再看吕惠卿。
吕惠卿这个人，据说很能干，在条例司人称“护法沙门”。他是一辈子都认为自己了不起的那种小人。熙宁初年他宣称：对古人他只崇拜孔夫子，对令人则只知王安石。跟随王安石七八年，他暗暗生出另一副嘴脸，拆主子的台，献媚于皇上。他把王安石给他的亲笔信披露给神宗，信中有“勿使上知”等语，神宗一看脸就黑了。吕惠卿审时度势，眼瞅着王安石受郑侠一击元气大伤，他再施以拳脚，轻轻地一推，便使这牛形巨人仰面倒下。他公开叫板王安石了，排挤王安国，恶斗王雱，并使后者三十三岁就丢了性命。他使王安石伤心伤肝伤脾，因为他最了解思师的身子骨。
郑侠，吕惠卿，一正一邪，终于将王安石推下台。
郑侠继续蹲大狱，吕惠卿蹿上宰相位。
后者脸都笑烂了。变尽法子欺下，硬行“手实法”，比之青苗、市易更凶险；百计罗织党羽，巩固权势。
吕惠卿执政十个月，王安石卷土重来。时在熙宁八年二月。
小人也会失策：他中伤王安石上了瘾，转使神宗生疑。而神宗去年同意安石辞职，实属形势所迫，君臣情深，只不表露而已。小人得志便猖狂，也属规律性的东西，吕惠卿取代了王安石的相位，还想取代王安石在宋神宗心中的地位，实在是不自量力了。多此一举反露狐狸尾巴。朝廷攻他的人一哄而上。神宗面对烂摊子，恳请王安石出来收拾。
王安石从金陵火速回汴京。
吕惠卿被贬出去了。
然而恶狗虽逃亡，尖利犬齿犹在。王安石抖擞精神，重新担起国家的大梁。也许他在金陵的十个月，已有冷静之后的反思，要纠正新法的某些偏颇。犯错的是他，纠正错误也唯有他：他独断专行的这些年，朝廷长出了一茬唯唯诺诺的平庸脑袋——所谓政治生态，往往是这样的。
王安石再度与宋神宗携手，整顿朝政的工作正艰难展开，却发生了一件伤心事，使这强自支撑的铁牛再伤元气，彻底趴下了。
独子王雱一命呜呼。
王安石的这个宝贝儿子，打小就奇怪。五岁的时候，有客人牵来一麞一鹿，问他哪个是一哪个是鹿。“雱实未识，却道，鹿边是麞，麞边是鹿。”他天资惊人，走仕途不凭父亲的恩荫。他对父亲推崇备至，认为超过孔圣人，“光于仲尼”。有趣的是，王安石也认为儿子堪比圣人，时人不无嘲讽地说，这叫“父子相圣”。可是小圣人显然略逊一筹，他讨老婆生下一子，老看婴儿长得不像自己的尊容，“貌不类己”。于是百般恫吓，做鬼脸，作狮子吼，活活把婴儿吓死在摇篮里。这还不算，王雱掉头转与老婆缠斗，逼老婆供出奸情。小两口豁出性命大闹，王安石出面主持离婚，将儿媳判给看门人做老婆。熙宁初，王雱进了条例司，主持《三经新义》的编撰工作，将父亲得意的学术著作改编成科举考试的全国通用教材。工
作出色，父亲对儿子很满意。却又担心儿子的坏脾气。
王安石在家里与宾客谈新法，为朝廷大臣的普遍反对而犯愁，王雱从屏风后跳出来证“把韩琦、富弼捉来一刀杀了，岂不省事!”王安石与众宾客愣在当场。
宋人笔记说，荆公治国的主意，不少出自王雱奇形怪状的大脑。
熙宁七年王安石罢相，王留在京师恶斗吕惠卿。次年安石复相，吕惠卿滚蛋，王雱摆出痛打落水狗的架式，连上奏章，猛追穷寇。不料吕惠卿反咬一口，将王雱的一些见不得人事儿抖露出来，惊动神宗。以王雱的性格，干出格事家常便饭，朝廷舆论哗然，更有人借题发挥，攻击复相不久的王安石。
王安石回家，狠狠批评儿子生事添乱。
王雱寻仇，寻得一腔闷气化解不开，背生恶疮，不治而亡。
而吕惠卿贬谪多年后“杀”回京师，官运看好，直到徽宗朝。他活到八十多岁，小人命长。王安石老年丧子万念俱灰。
他再也打不起精神应对万分复杂的朝政。这一年的天空惊现彗星，举国谈彗色变，元老们反应奇快，将他与“灾星”联系起来。
朝廷他实在待不下去了，于是再度罢相。神宗苦苦留不住，他去意已决。
熙宁九年的秋天，王安石秋风落叶回金陵。
不久，宋神宗改国号为元丰，祈望重启国运，百姓丰衣足食。
7
王安石仿佛一夜间就老了，须发皆白，牙齿摇动，走路慢吞吞，看人看半天。初看浑如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其实他做着自我调节，恢复一点元气。他居于金陵城外十几里的“半山”，有个小庄园。他骑驴出行，一般避免进城，因为他的弟弟王安礼做了金陵太守。兄弟间的裂痕修复缓慢。与其见面就争吵，倒不如不见面的好。
春日懒洋洋，王安石在山道上转悠，或骑驴，或步行。一个老兵跟着，没甚言语。驴和老兵轮番引路，走到哪儿是哪儿，安石不问。他对“路”迷茫了，厌倦了。山风忽起，送来了山雨，淋湿老人的白胡须。王安石仰面看云雾，回想十年前的那位际会历史风云的高人。他真的是高人吗?如今，半信半疑的高人吟出两句诗：
当年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做卧龙。
他把这两句写成条幅，挂到墙上。书法依然遒劲。
说到底，他和诸葛亮都未能干成什么大事。
原因何在?
安石却不想去追究了。山风山雨送来了、又刮走了很多东西。历史谁能说清?犹如阴阳五行，变来变去的，无物常驻，一切皆流。
他一心为朝廷，却闹得众叛亲离。
众叛亲离真难受……
他下决心给因政事而得罪的朋友们写信，一口气写出几十封，写完又踌躇：这些人能原谅他吗?还认他是朋友吗?
他把写好的信都烧了。
有一天他骑驴出去，破例让几个门人跟着。走到山坡上，忽然一声长叹：司马十二，君子人也。“言之再四，众莫知其意。”
司马光排行十二。
王安石喃喃自语：洛阳独乐园的倔老头，你还好吧?你那本大书写得怎么样啦?吕惠卿那小子做宰相时，每月派人到洛阳问候你的起居，你面无表情一声不吭。都说我介甫牛，你司马君实比我更牛……当初你连写三封信说我的不是，写完你就绝交，一绝十五年呐。也许你是对的，我有错，可是咱们不都是为了国家吗?何必闹到绝交的地步?
山风转向时，安石又念叨苏东坡：子瞻啊，这些年你受苦啦，乌台诗案差一点去了西天，贬黄州五年，开荒种地……可是你写了多少好东西啊，你这家伙，肚子里装满珠玉，张口天地生辉。依我看呐，像你这样的天赐伟才，五百年才能出一个。不，也许八百年。你会到金陵来看望我这个失掉权势的老头子么?你是苏东坡呀，你会来的，会来的……
有一阵安石迷上了驴拉人赶的江州车，车上一左一右两个箱(厢)子，安石坐一箱，顺路捎个老农或村妇，坐另一箱。江州车咿咿呀呀，王安石嘟嘟哝哝。
驴子歇息时，安石坐于路边泥地上观书。起身时，随手拍拍屁股上的尘土，拍不干净的。老农老兵咧嘴笑。
老农坐了两回江州车，安石就送他一顶帽子。老农裹头巾不戴帽的，转眼卖掉，安石又去赎回来，拿小刀剖开夹层，“灿然黄金”，老农傻了眼。安石说：别卖了，灾荒年派个用场。
帽子是神宗送的。
安得帽子千万顶，送与田间辛苦人……安石于普天下的农人有愧么?
他惦记神宗，神宗也惦记他。老相国生点小病，京城的太医就赶到金陵来了，一住数月，慢慢为他调理。
他有了精气神，弄起久违的学术。编唐诗，撰《字说》，抄金刚经，写《老子注》，修订《三经新义》。
他迷上禅宗，写诗有了禅味儿：
云从钟山起，却入钟山去。
借问钟山入，云今在何处?
云从无心来，还向无心去。
无心无处寻，莫觅无心处。
问到无心，不问了。其实他该追问下去：无到深处方见有。
古人的追问，“往往止步于“无”的门前……”
我们今日读西哲，也许有了一个契机：能敲敲这扇隐藏着满园芳菲的小门。
安石长于五言、六言诗，七绝也好，如《游钟山》：
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老待山问。
山花落尽山常在，山水空流山自闲。
青山绿水，化解几十年人事纷扰。
然而有一个人始终化不掉，横亘在心。那福建人吕惠卿。国事，家事，都让此人给搅乱了。安石一生所望，毁在他手上。安石退金陵，不复提吕惠卿三个字，一提如“口塞蛆粪”。他只称福建子。夜来做恶梦，定与福建子有关。他绕床达旦，于壁上大书福建子数百遍。
写一遍，就去掉一点恶人的阴影么?
几年后，却连吕惠卿也原谅了。如同苏东坡原谅害得他家破人亡的章停。
世事如烟山水长在。山水间更有释迦、老庄、艺术。高人此间更像高人。
元丰八年神宗驾崩，年仅三十八岁。安石黯然，食不下咽。神宗太好强，屡命攻西夏。岂知永乐城(今陕西米脂)一战，损兵四十万。神宗闻败讯，当庭放声大哭。由此种下病根，竟至不起!安石泪眼望着汴京方向，千言万语欲诉不能。
臣子理财，君王好战。呕心沥血多少年，落得这般下场。
两个钢铁般的意志碰到一块儿，也许不是什么好事……安石陷入沉思。
宋哲宗登基，还是个十岁的小孩儿呢。高太后听政，复起司马光。安石听下人报告，只淡淡说一句：司马十二作相矣。下人又报告说，司马进京城，全城百姓夹道欢呼，上房上树者不计其数，以至踏碎瓦折断树，闹出许多民事纠纷……安石无言以对。
看来，新法真的苦了百姓。
安石对此缄口不言。
熙宁新法被逐一废除。有一天安石忍不住叫喊：连免役法都废掉啦?他横竖想不通：“安石与先帝议之两年乃行，无不曲尽。”自免役法施行以来，发现错误就改，各地成效显著，官民称善。一贯反对新法的苏东坡，后来也赞成免役法、方田法……
安石晚年倾力而为的著作《字说》，则被司
马光列为毫无价值的东西，禁止士子阅读。安石愤愤不平，呼来纸笔，大书司马光数百遍，写出一身汗。他掷笔靠在柱子上，想半天，然后叹息说：“司马十二，君子人也。”
下人困惑地望着他。
司马光为相，苏东坡升官。东坡起干黄州，取道金陵看望安石，人未到先带信，安石那个高兴劲儿啊。隐于金陵七八年，来看望他的人真是不够多，尽管他的小庄园不砌围墙。他跑到江边去迎接，东坡一袭布衣从船舱里走出来，深施一礼说：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安石大笑，执东坡手曰：礼数是为我等而设的吗?
高人拉着高人，几天不肯松手。踏遍钟山，游遍诸寺，谈禅谈诗谈学术，也谈政治得失。当东坡说，司马君实尽废新法的举措不当时，安石暗暗生感激，浊泪于两只老眼中打转，背过脸去。东坡察觉了，只不说破。
大文豪向安石献上一首诗：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安石拱手称谢。又请教动与静的道理，东坡随口答：动出于精，静守于神，动静即精神。
安石拍手称妙。
他这一辈子，是否于动静二字参悟太浅?不善守静，于是伤神，于是动辄得咎。须知守静即行动，不作为乃是作为……人间道理多哇，人已走到墓穴旁，还是想它不透。
苏东坡走了。
安石的心空了一块。曾巩曾布又来看他，慰藉老人深深的落寞。弟弟王安礼，终于走进半山的小庄园。
可是他身体虚弱，似乎百病缠身，须静养护元气，如同一个百病缠身的国家。
静亦难。
元祜元年(1086年)的春天，园子里花红草绿，安石写下一首著名的《新花》：
老年少忻豫，况复病在床。
汲水置新花，取慰以流芳。
流芳在须臾，吾亦岂久长。
新花与故吾，已矣两可忘。
这是安石的绝命诗，超旷有哀声。
暮春的山道上，老人骑驴的身影摇摇晃晃。恍惚有个递状子喊冤屈的村妇，拦道而哭。老人下驴时，村妇忽又不见。
几天后安石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寿同欧阳修苏东坡。
葬礼格外冷清。当年追捧他的人一个都没来。
宋哲宗追赠为太傅。苏轼制诰词《王安石赠太傅》云：“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稀世之异人……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
值得注意的是，朝廷尽废熙宁新法，却称赞王安石“糜然变天下之俗。”这话含有深意。折腾了十七八年，官凤已败坏，欲中伤诋毁安石者比比皆是，而司马光以病躯付国，坚决朝着“贤人政治”的方向努力。司马光在写给另一位宰相吕公著的信中说：“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为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在其他场合，司马光表达相同的意思：“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
此言令人想起安石语：司马十二，君子人也。
君子与君子之间发生的故事，今人当细读，当深思。
司马光为政一年，累死在宰相府。死前嘱托吕公著：“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子，唯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
这段寻常家语，乃是千古名言。
然而乖戾的小皇帝一旦大权在握。马上自用一批人，又折腾开了，排斥、贬谪元佑大臣，朝政付于章悻、蔡确，吕惠卿之流。
“元佑党争”陡起，野火般蔓延开来。
此距女真族铁骑南下、北宋灭亡三十余年。
8
公元十一世纪，王安石一手发起的熙宁变法，其规模，其力度，前所未有。他是缩短还是延长了大宋王朝?历史学家们各说纷纭。王安石富国的理想不能说没有实现，徽宗朝的枢密院大臣安焘说：“熙宁、元丰之间，中外(中央和地方)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贯)。”
然而上有国库之丰，“下有钱粮之荒”。国富导致民穷。元祜五年，苏轼在杭州给朝廷写调查报告说：江浙一带“家家有市井之欠，人人有盐酒之债。田宅在官，房廊倾斜，商贾不行，市井萧然。”
次年，苏轼又说：“浙中洲县市井人烟，比二十年前不及四五(成)。”
富甲天下的江浙犹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民欠官债，都是在熙宁年间欠下的。
苏轼做扬州太守时，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丰年不如凶年。乡村父老说：凶年节衣缩食，犹可糊口；丰年要交积欠，胥吏在门，枷棒加身，老百姓反而括不下去。苏轼算了一下，全国有二十万从事催欠的吏卒，等于二十万只虎狼奔走咆哮于民间。
王安石可曾料到如此严重的后果?
他一心追随的上下和谐的尧舜时代，是这般景象么?
王安石无意害民。比如初行青苗法，原是减轻农民负担，抑制地主豪强，结果适得其反，为什么?
后人评价：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
王安石长达十几年的基层经验，也包括他对官吏素质的考察。他治理州县井井有条，手下官吏，都向他看齐。可是他忘了，全国三百二十州，官吏素质参差不齐。大多数官员的智力紧紧围绕着一顶乌纱帽，他们行事只重两点，邀功与享乐。
朝廷、地方各部门，打着“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旗号，绞尽脑汁搜刮民财，“利孔百出”。这里讲的两个天下，内涵不同，后者只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功利主宰一切的逻辑之下，官风败坏，带坏士风民风。而北宋皇室高度尊崇的亚圣孟子，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上下交征(争)利，其国危矣。”
王安石的理财高招，其客观效果，原来是打通刮民脂民膏的各种渠道。渠道一经通畅，天下人所生财富源源不断流入官府。宋神宗打了几次大仗，国库未打空，各级官员“享国”如常。
事实上仗也没打赢。王安石富国有术强兵无方。
变革不触动官员利益，是王安石的另一大失误。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熙宁变法干政治这一大块，反不如“庆历新政”，不拿冗官贪官开刀。财呼呼聚于上，也哗哗散于上。百姓遭殃。官僚阶层或明或暗的利益渠道固若金汤。到徽宗朝，更是奢侈糜烂成时尚。
终于一蹶不振。宋江，方腊，女真族……
在生产力提高的空间非常有限的古代，无限放大财利理念，必然导致这样的结局。
另外，我个人觉得，王安石轻视日常生活，对他的治国理念有不易察觉的重大影响。他是感性不足而理性有余的，这妨害他看到生滔的细微之处。他不懂“生活世界”为何物。道德，风俗，民心，这些维系着国家长治久安的极其重要的柔性实力，在他的视野之外。苏东坡小他十几岁，却比他看得辽阔而细腻。动与静，速与缓的辩证关系，他显然欠思考。钢铁意志，视物如射，形成许多盲点，而“求意志的意志”，又使盲点自动隐匿。这就麻烦大了。悲剧不免，无论对王安石个人，还是对天下苍生。
举他写文章为例，欧阳修曾批评说：长干议论而短于感情。
这位击倒过无数对手的雄辩家，情商可能
不够发达。
王安石不贪女色不图富贵，既是优点又是缺点。如果他在追慕远古的同时又能按常态生活，宏伟的变革辅之以常识、常情，那么，他成功的面积会增大，失败的可能会减小。
熙宁变法，留给后人无穷思索。各式议论汗牛充栋。
笔者不揣冒昧归纳两点追问：一、富国还是裕民?二、重财富还是重生活?后者略加辨析：财富的不顾一切的急剧增长，可能付出毁风俗灭道德伤人心的沉重代价，那样的话，财富将与完整的生活世界形成对立。
今日之绿色经济增长和幸福生活指数，使朝着生活完整性的努力现出端倪。社会朝着和谐，而不是相反。
中国古代的大文人，王安石是唯一影响了国家命运的人。而北宋也是文人学者成批涌人权力核心的绝无仅有的时代。读书人的知识储备，决定他朝着为文为官的两个并行的方向。犹如一台车，换道不难。北宋文人，已有文人的自觉意识，诗文训练并非走仕途的敲门砖。史学，文学，哲学，宗教，有独立于皇权的走势。不过士子们首先考虑的还是人之大欲：先养家糊口，再光大门楣。杰出的士子以天下为己任，削弱了个人荣华富贵的冲动。这政治传统，直接是儒家文化的产物。北宋百年，最为常态。政治，文化，是二而一的东西。文化冲动很大程上是政治冲动，反之亦然。
王安石嗜古书，念念不忘尧舜，与杜甫“致君尧舜上”的抱负一脉相承。北宋呼唤尧舜的声音比唐朝更大。
如果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的三种声音能形成合奏，那该是一部什么样的交响曲?性格决定命运，个体的命运又影响国家民族。介甫与君实，分别是两头插着新旧标签的犟牛。我个人是相信历史进程中不乏偶然性的。无处不在的历史必然性，令人怀疑是一种宿命论。
北宋中后期，变革声音大。王安石生逢其时。可惜性格因素制约太多，政治团队付之厥如……
好像该结束了。
王安石有《临川先生文集》传世，诗一千六百首，词二十余首，文数百篇。另有学术专著《洪范传》、《字说》、《老子注》残篇等。诗词多咏古，别呈气象。作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的文风“刚劲峭拔”，和他书法风格、人的风格一致。他的议论文独树一帜，因精辟而见平和，比之苏东坡欧阳修，有过之而无不及。读《答司马谏议书》，能留下这印象。
我们来看他偶然写下的小词《千秋岁引》：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担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漫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处，酒醒时，思量著。
安石亦作风流语，可惜风流总闲却。
安石一生付与国事，是否也留下某些个人情愫的遗憾?
悖论的是：如果他于个人情愫多一些体验，或许能够由己及人，由人而及于家国，将个体、群体一并纳入他的帝国蓝图。
赵宋王朝早已灰飞烟灭，而历史，永远记住了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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